白条几乎是五花八门，仅仅招待客人召妓的费用就超过了一百万人民币。作为国家情报机关，当然不能鼓励客人召妓，但很多客人常年战斗在敌人心脏，回到北京后很想放松一下，和中国大陆的女孩子亲近一下，情报部门虽然不鼓励，而且也不会主动拉皮条，但如果客人真叫了“鸡”，作为要解决情报关系全部费用的情报部门，自然得想办法出这笔费用。好在写一张白条就可以了，反正作为情报接待费用，中央的任何部门都无权进一步审查费用具体支出明细，至于打多少白条，白条上的数字是多少，就是康伴智等负责接待的人自己决定的事。
这一切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想起这些小偷小摸，康伴智局长现在还有些脸红，当然他也知道手下的年轻人现在还在步自己的后尘，只要他们不是太过分，只要他们始终保持对工作的热情，保持对他这个局长的毕恭毕敬，他愿意睁只眼闭只眼。
他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从一门心思放在发票和白条上转移到真正的情报工作上的。他只知道自己是年轻人中最快升任副处长的。大概从那时开始，不再需要他去亲自接待，他更多的思考起国家的情报工作：如何多出情报，多出领导人喜欢的好情报。
多出情报，多出好情报，就可以受到表扬，获得嘉奖，也就有更多机会被升职。职位越高，也就更容易为国家的情报工作做出贡献。当然职位越高，每年手里可以支配的情报经费也就越多。想当初他在接待中，每天可以从吃饭和车船费用中靠多开发票的办法赚几十元一百元，等到当上了副处长，他每年就控制着一千万的情报开支；他当然还知道，等当上处长，每年手里的那支笔就可以批五千万的报销经费，至于局长，他不是太清楚，大概有三个亿吧。
当了领导后，康伴智的思考方式也起了变化，他不再那么贪小便宜，而是更注重把钱花在重要的情报关系上，好钢用在刀刃上。他舍得花钱出去，那些情报关系，或者外界称呼的间谍、特务们受到他的大手笔的接待，就会知恩图报，相应报回更加多、更加好的情报。
康伴智就是靠这些间谍特务们报回北京的获得领导重视的情报一步步升上局长的高位的。
他需要更加好的情报，在中国目前的情报评估体制中，所谓好的情报也就是得到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的情报。如果军委主席、总书记或者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应用了你上报的情报，那么你是铁定要升职的，来年的情报经费增幅将以百万元为单位。退一步，如果你手下的特务们报回的情报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批示，那也很了不起。就算是最高领导人画了个圈的那些情报也足够情报干部们庆祝一个星期的。当然更多的情报则是默默无闻地到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循环一圈，然后被保密单位收档封存。
康伴智是当了副局长之后才逐渐悟出了这样的道理：所谓好情报，也就是迎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胃口的情报，情报本身是否可靠是否真实甚至是否是故意捏造出来敷衍、糊弄、误导领导人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迎合最高领导人的胃口、如何抓住领导人关心的焦点，用情报的方式表达出领导人心中所想而没有说出来的意思，用情报表达领导人心中深层的担忧和期望……
这期间，康伴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深入体会，暗自揣摩，也细心比较了各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情报的需要和他们各自独特的胃口。他发现，毛主席晚年只看得上歌功颂德的情报，当时几近瘫痪的调查部输送给毛主席的情报，被张姐（张玉凤）和“孟夫子”（孟锦云）两位如花似玉的小护士挑三拣四一番，凡是认为能够让主席开心地睁开眼或者拿起她们粉嫩的小手抚摸一番的，她们就娇声细气地读给主席听。所读的那些大多是来自东欧和亚非拉国家对毛主席伟大地位和“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赞扬的“情报”。后来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上台后，特别务实，邓小平多次强调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他主政的年代，国家安全部每年都制订厚达七百页的科技情报搜集提纲。调查部后期养成的把眼睛盯在国内、不时无中生有地制造点假情报的做法在邓小平时代行不通了。邓小平主意已定，对于情报部门报上来的耸人听闻的政治军事情报不屑一顾，坚持中国以发展经济为主，不管是什么情报，只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作用的就是好情报。
第三代领导人是在1989年惊心动魄的枪炮声中上台的，这决定了他们草木皆兵、心怀恐惧、半信半疑的特性。他们从一上台就开始依赖情报。整个九十年代，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他们必须尽快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说白了，也就是尽快找到新一代领导人对情报的新口味和新要求。
康伴智就是在这时候突然崛起的。当然他也走了弯路，他一度认为新领导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应该也是务实的，应该也是比较喜欢对中国经济建设有益处的情报，当然这也没有错。他又提供了大量的歌功颂德的情报，也就是搜集海外各国领导人对第三代领导人统治有方的高度评价和肉麻吹捧，当然第三代领导人并不排斥这些情报。可是，康伴智看到，上面两类情报都无法成为特级甲类情报。而且这段时间，国家安全部情报部门不停受到最高领导人的批评……
在副局长当到第三年的时候，他突然悟出了真谛。原来，第三代领导人失去了第一第二代领导人的威信，上台又靠的是坦克和军队，他们虽然也喜欢歌功颂德，但却始终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他们怀疑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也认为敌对势力在怀疑他们执政的合法性，他们害怕来自内部和外面的一切敌对分子和不安定因素，他们有危机意识，他们整天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
对于那些终日担惊受怕的领导人来讲，什么样的情报才可以让他们伸出颤抖的手在情报上写上“重要”“好情报”的批示呢？
康伴智找到了。那就是那些充满危险威胁和恐怖的情报、那些让第三代领导人看后马上冷汗直流、让他们噩梦成真、让他们看后随即发出“我早就有这种预感”感叹的情报、让他们更加感觉到恐怖和末日将至的耸人听闻的情报……于是，一个个原始情报到了康伴智副局长手里后，马上摇身一变成为惊动政治局的大情报。海外某人出了一本书诋毁文化大革命和为赵紫阳喝彩，好！火眼金睛的康伴智马上让政治局看到了“此书是蓄意煽动中国人民上街游行、暴乱的号角”的情报；有人在海外互联网上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几乎在同时，中央政治局就得到了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军事情报局收买的颠覆中国政权的马前卒的准确情报；几个国内的知识分子联名向政府反映一些情况、汇报一些问题、表达一些想法，康伴智能够让总书记马上联想到“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甚至联想到清朝的灭亡和末代皇帝的悲惨处境……
就在康伴智使用自己的情报让党和国家领导人惴惴不安、胆战心惊、有时甚至生不如死的时候，康伴智的日子愈来愈好过，经费用不完，而且，他也顺利升上共和国情报部门的局长宝座！当时他才四十岁，成为国家安全部最年轻的局长。
升上局长的第二天，他突然有个想法，或者说他突然想通了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问题。康伴智局长对于历代相传把世界上最古老的两个职业妓女和间谍相提并论一直忿忿不平。现在他总算想通了，把间谍和妓女相提并论，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反映出了前人高瞻远瞩的洞察力——妓女只是出卖肉体，间谍却出卖灵魂；妓女危害的最多是嫖客的健康和口袋，间谍则可能毁掉整个国家、毒害整个民族……把妓女和间谍相提并论，感到不安的应该是妓女们……
康伴智也有心中不安的时候，他也在某个时候，突然想发掘一些真相，为自己的那如此优待他的民族和国家作点事。但这些机会并不多。
今天不同了。苦战了三个月，情报局终于整理出了一份非常完整的情报：美日台加紧半月形包围圈，对中国大陆实行军事封锁，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都组成了，中国大陆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包得越来越紧，中国政府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准备好后，他决定直接上报部长，绕过主管情报的副部长。这个时候，他接到部长遭到伏击的紧急通报——他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大事不好。如果手里的这份情报已经在中央政治局手里，那么许长征被害后，他肯定会顺理成章地升为副部长，自己只有四十五岁，竞争对手沙伟已经五十五岁了——可是现在，这份肯定要让政治局和第四代领导人胆战心惊的情报还在自己手里……
他立即给部长办公室打电话，秘书接了电话，告诉他，部长在休息……他感到安慰的同时，也微微有些失望。他说有一份重要情报要面呈许部长，秘书请他等一会再打来。十分钟后，他再次打过去，秘书说：许部长交待了，请你马上到他的办公室，他不在办公室，有个叫杨文峰的人在他的办公室。你可以把那份情报留给杨文峰……
康伴智差一点昏过去，不知道许长征是不是受了刺激，神经失常了——如此重要的情报能够交给一个嫌疑犯吗？就因为他偶然救了部长一命？
三
秘书让他进来，他到部长办公室见到了杨文峰，他把那份厚厚的情报呈报件递给杨文峰，杨文峰不置可否地接过来，顺手放到部长的桌子上，盯着眼前的情报局长。康伴智感到一阵巨大的失落，他本来想寒暄一两句就离开，但想了想，改变了主意，于是勉强自己笑笑，坐在杨文峰的对面。
“美国人太卑鄙了！真是卑鄙！”康伴智恨恨地说。
“美国人？”杨文峰不解地看着他，随即想到康伴智一定以为是美国人派人暗杀部长，他并没有解释，因为这时他也想起了上次和部长在一起时，许长征部长告诉他的事，他试探着问眼前的情报局长：“部长告诉我，他儿子在美国……”
“哦，”康伴智快速地反应了一下，一下子感觉到眼前的人和许长征的关系不同寻常，他稍微一沉思，就决定把事情讲出来。
“美国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康伴智以平和的声音讲道，“美国是反华势力的大本营，这个大本营里挤满了所有反共反华的国家、组织和个人。虽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推翻新中国、打倒共产党的目标，但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们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甚至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这种局面的出现，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方面不能不提，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成功瓦解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集团，让他们认为一鼓作气拿下中国这个最后最大的社会主义堡垒也不在话下；二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受西方腐朽思想影响的国内反动势力蠢蠢欲动，最后纠集到民运的旗帜下，特别是1989年被我们赶到西方去的一小撮反华反社会主义的民运分子，他们到美国后和美国主子一拍即合，好像互相打了强心针似的，及时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股反华反共新高嘲。”
杨文峰听的过程中，好几次皱了皱眉头。康伴智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知道为了让杨文峰看懂自己的报告，有必要给他灌输一些常识，于是他自顾自地讲下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白宫秘密制定了和平演变中国的计划，老布什总统号召对共产中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冲在最前面的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那些流亡海外的敌对分子。幸亏我们当时在第三代领导核心的领导下，及时连续展开‘清除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讲政治’等全民全党的学习和教育运动……虽然我们一次次挫败了美国情报机构的阴谋，但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一计不成又来一计，其中包括利用我第三代领导核心上台不久的弱点，煽动挑拨我党内斗争，妄图引起我们党内讧……但随着第三代领导核心牢牢掌握了政权，这一系列和平演变的招数都宣告失败。”
康伴智停了一下，看到坐在那里略显无聊的杨文峰，加快了讲话的速度。
“问题是美国和西方反华势力并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也从来没有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中国仍然而且永远是眼中钉、肉中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了近十年后，不但没有显示出疲软，而且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强大已经逐渐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本来如果是稍微理智的，都不应该再逆历史潮流而动，应该吸取历史教训。可是美国反华势力偏偏倒行逆施。他们从两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了秘密的战争，一是扶持台湾台独势力、扶持新疆和西藏的分裂势力、宗教和邪教组织；二是扶持中国的腐败势力，主要是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
“腐败分子？”杨文峰抬起头，看了一眼眼前自说自话的情报局长。
“是的，”康伴智舔了舔嘴唇，“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不必讳言，我们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他们那些腐朽没落和反动的思想也趁虚而入，我们有少数干部放松了学习，结果……”
“腐败了？”杨文峰嘴角露出毫不掩饰的讥讽，“你不会告诉我腐败是西方思想造成的吧？”
“我刚刚告诉你了，不过今天不说这个，”康伴智好像一点也没有看出杨文峰脸上的讥讽，“可是，从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准备利用我们干部的贪污腐败对中国政权进行颠覆来看，我们确信一度怀疑美国在暗中支持中国腐败滋生的看法是对的……”
“你、你说什么？”杨文峰目瞪口呆，确实忍不住地打断了情报局长。“康局长，你们真认为……你们竟然这样思考问题？……”
“你不要这种表情，”康伴智摇摇头说，“你听我把话讲完，再下结论也不迟。我们这样怀疑是有根据的……”
“有根据？”杨文峰也摇着头。
“是的，杨文峰先生，”康伴智有些不耐烦，提高了声音：“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让我讲完。1989年的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动乱，你还记得吧？你想想当初，鼓动学生工人和市民上街的口号是什么？当然不是要求自由和民主，更不是反对共产党领导，而是要求惩治腐败、杜绝贪污！这正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只有这个口号才可以造成如此多的不明真相的人民群众上街游行、冲击政府、扰乱治安……请问，这样如此迎合大众的口号不是天安门黑手、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还会是谁？”
杨文峰的屁股差一点从椅子上掉到地上，他勉强自己坐好，嘴巴微张着，眼睛死死盯着康伴智局长的脑袋，仿佛想看穿那个脑袋怎么会如此思维似的。
“你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康伴智嘴角露出不屑地说，“你最好能够听我说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确实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些年，贪污腐败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我们党、我们的政府能够视而不见吗？当然不会，我们一直在积极想办法，这些年也按照中央的指标，每年都平均枪毙那么几个副省级干部，用以表明政府反腐的决心，也可以平息民愤。可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今天是讲美国，对不对，杨文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中央开始布置反腐倡廉大战役，就在这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趁机介入……”
“哦，是吗？”杨文峰这时开始认真地听。
“我们是要消灭腐败，要……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正好相反，他们看到有机可乘，就见缝插针地介入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他们不是协助我们反腐败，而是积极抓紧机会，利用我们反腐败搞得干部忐忑不安的时候，对我们的干部进行污染、拉拢甚至策反。我们国家安全部在反腐最得力的时候，接到多起情报显示，美国正在和我们争取腐败干部，我们要把腐败干部抓进牢房或者教育过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