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于是下班时间一到，她会沿着爸爸从门口到房间的路线铺上毛巾，以防地板弄脏。
第四章
考验两人不同的价值观
爸爸的不羁性格，让他在还很年轻时，就放下一片大好前程的海军不做，拿了十万元退役金，开了间“作家咖啡屋”。“作家咖啡屋”，顾名思义，来的不是作家就是文学爱好者，爸爸遇见了，都转身跟妈说“不能收钱”。这样的生意自然是不得善终的。但可能赔了家咖啡厅还不够快意，他接着开了家电影公司。我妈怀着我的时候，就顶着大肚子在电影街穿梭，大概自动化身为“制片”之类的。爸爸自己写了剧本，投资了几部据说很前卫的电影，叫《不敢跟你讲》，女主角是归亚蕾。一九七○年的金马奖，片中的小孩（俞健生）还因此片得了最佳童星奖。但片子上演前，因为内容涉及师生恋而被禁演，可见当时的电影检查对良善风俗的标准定得很严格。拍了部不能上映的电影，自然就不是投资，而是相当于把钱丢进水里。
这些点滴小事不见得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离异，但毕竟一步步考验着两人不同的价值观。
我还是激动的
不知是生性乐观，或者因为祖父祖母还是给了我一个正常的家庭教养，我对于爸妈的分离，不能说太过在意。当然，小学一年级的母姐会，有个不识相的男同学笑我是“婆姐会”，还是被我狠狠地踹了一脚。惟一有件事，在我心里倒是称得上伤痕。有一天，爸爸的第二个老婆偷偷对我说：“其实你妈一直认为你是克星，因为你出生，她才跟你爸离婚的。”虽说这话是“后母”说出口的，按照八点档本土剧的逻辑，其斗争心机多过据实以告，但对一个幼小心灵，其震撼不可谓不深。
离开对方之后，他们各自都有其他的婚姻，这也合理，那么年轻、那么时髦的两个人，自然应该再追求幸福。只是遗憾，他们其后的姻缘也无法甜美收场。个中的微妙处不是晚辈的我可以了解，但这么多年来，我倒是没有在我爸妈口里听到他们对对方有任何恶言。甚至每一年我爸的生日到了，都是妈提醒我们的。
老家房子被国防部收回后，爸爸只得独自搬出去住。公寓我找到了，也靠近老家，环境是爸熟悉的。但对一个老男人来说，生活上的琐碎事打理起来较费周章。我打了求救电话给妈，二十分钟内，她穿着短裤，带着一堆工具，出现在我爸的新家。她戴上老花眼镜，没什么台词，动手帮我爸洗冰箱、刷地板……爸爸站在旁边，福至心灵，突然说了一句：“树兰，谢谢你。”妈头也没抬，“都是为了我女儿啊！”妈的矜持是容易理解的，但那坚持“周到”的底下，也许还有点“曾经同船渡”的情分。
那一天的傍晚我姐姐也出现了，一家四口就这么碰在一起。在我有生的记忆当中，这样的画面从来没有过。虽然来得晚了，空间也不相宜，但我还是激动的。
过后有次我爸打电话给我，问我平常送去的蔬菜色拉在哪里买的？他找遍了各个超级市场都找不到。我有点得意地说，那买不到，因为那是我妈做的爱心色拉，但我妈出国了，暂不供应！我把此事转告了妈妈，从此她做色拉都做两份。
时光倒错之感
就这样他们开始有了些交往，妈不在台湾时，爸爸会轮着搜集我的剪报。我若是出现在电视里，两人会互相通电话提醒对方收看。我出国时，我家里的除湿机要倒水，我妈会叫我爸去。回来后，我会在茶几上看到即将出国的妈留给我爸爸的字条，写着要他记得帮我开开窗，买点杂物什么的，也会看着同一张字条上我爸的字迹，记载着他何时来何时走，完成了什么……当然，我妈依然偶有错字，我爸不订正了，只是私底下跟我偷偷笑。
有天，我在路上突然看见他们两个，我停下车说：“哦，约会被我抓到！”他们急忙澄清说是要找新的公车路线，方便去我家……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有种时光倒错之感。两个人因热恋而结合，生了一对女儿，然后了解多了，不得不分手，他们没有太多怨恨，孩子也没有怨恨，他们各自试着去爱别人，但始终爱着孩子，孩子也爱他们。如果不是太贪心，这样的人生应该是可以了。
以前我真是个克星吗？如果是，那我现在可不可以说，几十年过去，我已经修炼成福星了喔！
第五章
yi易
后来我发现，我越往下活，
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么，我不是很确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对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知不知道他的本名，并不会改变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我从小就叫他“易”。他那个易，声音不是往下，不是容易的“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扬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远要拖长。家里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进他的告别仪式现场之前，我都以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我怕会忘记他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里，一进大门，穿过院子，进来的第一间。什么人来来去去、进出我家，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头，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他常常就是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我从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负的。既然可以欺负，我就不会放过他。他不会去告状，也不会生气，不会报复，更不会记恨。甚至可以说，我想要什么，他都尽量满足我。以至于我闯了祸，他的任务就是尽量帮我隐瞒。
易走了以后，我常常很怕自己会忘记他，毕竟，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记得他多少？但后来发现，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没有人算得清楚。传说曾祖父时代，还不到“民国”的时候，他十三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家仆”。而后我公公去上学，他的职务就变成书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学，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黄埔军校开办，公公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感召下，决定从军。那年，祖父只有十四岁，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纪，但公公还是谎报年龄上了黄埔。于是，易，就也跟着去从军。即使“少爷”起了爱国心，热血的要报效国家，“易副官”的责任还是没有变。公公报效国家，易副官报效的是我公公。
离开黄埔后，公公去了俄国念书，易无法跟去，就在家乡等他回来。公公留学回国，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诞生，他就变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家里有了姑姑，当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易，摇身一变，又成了家里掌厨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乡菜。从小，我便当里的菜都是他给准备的。他的晒腊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绝，也都是我自此没有再品尝过的味道。
我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我三岁，他六十八岁。从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务，就是当我的保姆。
如果能够回到那时候
小时候，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而我最重要的玩伴，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易”。
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他穿着拖鞋，我因为他没能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过去踩他的脚，然后骂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打球。”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跟零钱的透明玻璃罐。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望着那个罐子，然后他就会打开，给我两颗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中间打一个结，做成一个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后逗我说，那就是我。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这个招数用了那么多年也不换一下。就像他每次都用两根大拇指各自弯曲，然后接起来，跟我说他的大拇指可以分开——鬼才相信。
另外一个第一次，就是我从那个糖罐子里偷钱，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另外，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红的芒果干。后来听姑姑说，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也许，易，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
我的公主床头后头是一个小小窗户，每天早上我不需要闹钟，易，会在那个窗口后头问我，今天想吃什么早餐啊？咸面包？菠萝的？还是肉松的？还是稀饭？烧饼？通常他还没有念完，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我婆婆，“易副官，不准那么宠她，哪有每天问的！”即便如此，他还是每天都这样问，然后我才起床。
家里不准我们吃摊子上的小吃，嫌不卫生，我总是羡慕同学可以随意坐在路边吃蚵仔面线跟刨冰。有天趁婆婆不在家，我就叫他在巷口把关，大剌剌地坐在摊子上吃起面线。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不到位的安排。
我看着老板用着浅浅的碗，舀进稠稠的面线，撒上香菜跟大蒜，然后抖着手端给我，确实，老板的大拇指都伸进面线里了。但卫生不重要，可以突破禁忌才是重点。就是这么巧，婆婆搭着车进巷口回家了。易副官见到了，但他的行进速度怎么比得上汽车？我才刚想说再来一碗时，一只涂着蔻丹的手已经把我拎上车了。我回头找易，只见他追着车子跑，满头大汗。
我的小学就在我家后头，走路十五分钟的距离。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学，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学堂一样。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地理所当然，我从来不会珍惜，只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而是他帮我提着。有几次，我都故意一放学，在校门口，把书包一丢给他，跑着回家。以他的年纪，再加上脚上那双黄铯的塑胶拖鞋，理当我会比他先到家。接着公公听到门铃声就会说：“易副官没去接你吗？”我就会说：“不知道，没看到。”小孩子事实上是不单纯的。真想用一下小叮当的任意门，回到那个时候，把当时的我毒打一顿消消气。
第六章
他像是能看穿我心意
我现在脸上留有的疤，也跟易有关。那年我七岁，跟着婆婆去朋友家打麻将，因为婆婆盘算着我三点的钢琴课就在牌友家的正对面，走路两分钟距离。眼看着三点就到了，公公一通电话过来说，已经叫易过来带我走过去。婆婆说，才两分钟的路，英英应该可以自己过去。但是爱孙心切的祖父说什么也不肯。于是我坐在院子里等易，手上拿着点心，动弹不得。婆婆的朋友家有一条狗大概是看中了我手上的点心，一口扑了上来。只听见我一声惨叫，左边眼睛正下方被狗狠狠地亲了一下——缝了二十八针。据说，当我惨叫声起时，挂钟正当当报时三点整，而门外站着的易，正准备按铃。
爸爸是船长，跑远洋的，两三年才回来一次。我嘴上从来不提爸爸，因为他实在太遥远了。我对他的印象有时不是脑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听说他要回来，我就会穿上我最喜欢的衣服坐在院子里，呆呆往门口望着。易，总会走过来无声地拍拍我的衣服，帮我把皱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终于，那帅气的船长爸爸回来了，全家围坐在餐桌前，听他说着国外的奇闻轶事，虽然我完全听不懂，灯光还是显得出奇温暖。婆婆告诉他说，易帮我买了辆自行车。瞬息间，爸爸突然翻脸，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亲的责任，说不可以。他的说词是：“第一，危险；第二，不可以宠我。怎么可以小孩要什么就给什么。第三，就算要买也不能是易买。”他立刻叫家里佣人把车丢出去。我突然吓坏，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哭了起来。是因为我将失去得来不易的自行车，或是爸爸终究破坏了我对他的美好等待，我现在已不复记忆。
就在爸爸无休止大发雷霆的时候，突然易的声音从屋外出现了。他隔着纱窗大怒说：“你小时候就多乖啊？还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会骂，孩子你带过几天？”
爸爸住口了，因为他知道，易说的都是事实，毕竟易也是他的保姆。
没几天，爸爸又离开了，我的自行车也被偷了。
我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小时候我除了整他，不太爱说话，常常对着窗外发呆，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只是搬张凳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安静无话。最多抽根烟，然后咳嗽。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我只记得他老咳嗽。大家说他是抽烟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学校后，说去看病，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然后，婆婆带着我去一个肺结核的医院，她说易住在里面，但不让我进去，说怕传染。那个下午，我等在外头，踢了好久的石头，很想哭。
再两个月，一个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光着脚丫。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他还没有回来。他是那个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还有一样东西，易常常望着它发呆。那是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留着长发。我问过他，他说是家乡的媳妇。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然后，他就来了台湾。他说得很平静，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过来给我看，藏着一叠叠扎好的十元大钞。他说很快他就会回去，到时再和她过好日子……对当时的我，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多年后，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脸上有着疲惫和期盼。我会很感伤，感伤“易”没能等到这一天。
易在我家服务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说他是“无怨无悔”，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时代耽误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许惟有这种阴差阳错，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易出殡的那一天，我们全家带孝，我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头。他是家仆、是书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厨，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也许我有幸，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
第七章
happybirthday
我不能确定我能感受到什么程度，但我知道，
每一年每一年，有三个日子对我来说是永远地改变了，
小米的生日、小南的生日，和我自己的生日。
那天是我的生日，遇上了七级台风，外头的风雨真的很大，大得让人心慌，这种时候，除了担心灾情，也会想像那些跟我一样独居的孤男寡女的心情。
就在这时候，电话响了，小米打来的。落寞地问：“你在干嘛？”
我说：“没啊！呆着呢！”
小米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平时不常联络，或者说，只要她出现，肯定有事。当然她也可以这样形容我。
我问她：“又怎么了？”
她说：“没啊……”
沉默了一阵子，她才悠悠地说：“已经过三十六个小时了，他都没有e-ail来。”我先是一头雾水，接着想起前天就是小米的生日。她有一个相交十多年的前男友小南，即便分手很久了，两人平时也不联络，但每年两个人的生日，他们必定相互问候对方。
那年，小米十七岁
小米有点轻描淡写，但我知道她伤得很深。她就是那种越轻描淡写伤势越严重的类型。
但要说她在乎的是小南，不如说要命的是生日。每当生日快到的时候，小米就开始陷入一种焦虑，那是一种既兴奋又注定要受伤害的气氛。是因为年龄与日俱增吗？还是因为适婚年龄已过？但这又是每个都会单身女性的问题，小米又何苦为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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