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我想他可能挺有能力吧。”
林星问：“你有这么杰出的父亲，感到骄傲吗？”
吴晓点头，但马上又说：“不过他是他我是我。”
林星问：“照你看，你爸是怎么成功的呢？”
吴晓有点茫然：“艰苦奋斗吧……”
林星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在现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你爸发了那么大的财，把企业搞得那么大，恐怕也少不了偷税漏税、行贿受贿吧？”
吴晓未答，他站直了身子看她，说：“我知道，你不太喜欢他。”
林星连忙解释：“不不，我只是想了解，在现在这个社会里，成功的企业是不是都因为他们恰巧有一个能干的好人来领导，而亏损的企业，是不是都被蛀虫或笨蛋把持着。”
吴晓问：“这就是你这次采访的主题吗？”
林星笑笑，先是点头，继而摇头，“不是不是，”她说，“我是在写长天集团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报道而已，可你爸这个人特别让我感兴趣。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好奇。当他们看到一个企业家成功了，看到他在激烈的竞争中浴血奋战最后登上了胜利的高地，他们倒并不一定想知道他究竟取得了什么丰功伟绩，但他们都想知道，这个英雄仅仅凭着自己的奋斗、智慧和真诚，就能拥有这一切吗？他不需要狡诈吗？不需要残忍吗？不需要欺骗和伪装吗？不需要说假话吗？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吗？这并不是我采访的主题，而是我内心想要窥探的秘密。我想知道，在这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如果出了一个英雄，那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吴长天看来，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世纪之交，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仅在他个人的耳闻目见中，就有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可以历历数来。也许很多人至今还习惯于把英雄归类为过去硝烟战场的烈士和今日滔滔洪水的英模，而实际上，现实中的英雄豪杰当首推那些有能力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纶巾羽扇泣血搏杀的智者。他自己是否堪当此誉呢，相信世人自有评说，他目前还不到天山论剑自我标榜的时候。且看眼下的这场长天股战吧，还未战到最后一刻，他已坐拥三军，胜券在握了。只待长天实业的董事会胜利召开，他的股市大盘便可汽笛长鸣，梦幻启航，驶向他早已在心中预抵的彼岸了。
根据他的计划，即将召开的长天实业股份公司董事会把会期定在了月底，地点定在了吉海。但在距离开会仅剩下最后几天的时候，他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最核心的人物，却突然放下了会前紧张繁杂的筹备工作，行色匆匆地赶回北京来了。
也许是因为董事会的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可以放心地交给集团的副总裁郑百祥全权处理，他才可以走得这样轻易。上一次董事会在他有意缺席的情况下，就是由郑百祥出面操纵，达成了长天实业现金分红的决议。决议方案公布后，正如吴长天预料的那样，由于打破了股民们翘首以待的送股幻想，长天股价立即呈现跌势。吴长天借势指挥主力股东一连十五个交易日雪崩式地大出货，以这场突如其来的死亡游戏，迫使所有散户弃守而逃。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昨天还炙手可热的绩优股转眼之间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股，人人像拿着烫手的山芋那样唯恐抛之不及。吴长天仍然意犹未尽，他天天看盘子，眼看着长天实业一路崩盘狂跌。从每股二十五元直跌到每股九点九元，惨不忍睹。尽管他也曾有过就此罢手的念头，可他知道九九年的七月份，《证券法》就要付诸实施，此战是长天实业最后的机会。而且他当初决定做这次暗庄时定下的原则就是少赢为输。他不能不继续咬紧牙关打压震仓，将长天实业所属的三个小厂停工等待转产的消息见诸报端，导致股价再度溃不成军，在每股六点一五元的价位上，终于见了底。这一周来，吴长天坐怀不乱，调度巨资，分别由他控制最牢、而且产权关系离政府最远的几个子公司出头，不露声色地将已经跌无可跌的长天实业股大量低价吸入。看来几家子公司做得还算隐蔽，等一切都落实完成之后，市场上才开始传出长天集团要出面护盘的风声，而且股价当天就应声暴涨了三成。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长天实业的发言人又奉命公布了长天实业不久前停产的三个小厂与美国苹果公司联合开发产品的协议内容，受这个利好消息的鼓舞，股价更是一路攀升，和暴跌之前的价位之差几乎微不足道。吴长天至此算是松了口气，此战胜局已定。可以预料，待几天后他亲自主持董事会“拨乱反正”，将上次董事会的现金分红方案改为送股方案，消息一旦发布，股价必是高歌猛进，无量上升。等那些赴汤蹈火的散户再度蜂拥而上时，他再顺势出手，倾囊派发，然后从从容容地功成身退。一切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那时候他给市场和散户们留下的，只有数十天惊心动魄的场面和一个不堪回首的记忆而已。
而此番决战之前，他突然临阵回京，则完全是为了吉海市委书记梅启良而来，这关乎他那个重中之重的心腹大患，那另一场胜负尚无分晓的命运之战。
也许因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个航班，所以飞机上的乘客不多。头等舱里除他之外，只有一对从起飞就开始入睡的外国夫妇。乘务员对他这个常客已经很熟悉了，知道他一向不吃机上的点心，所以早早就关了大灯。整个头等舱里暗暗的，异常宁静。他把座椅放平，闭目养神，并无睡意。在这个世纪的最后一个七月，他就要迎来自己的五十大寿。刚刚在候机室休息时李大功还问他这个生日想怎么安排。他一向不重视生日，以前许多年常常在生日过后才想起又长了一岁。但五十岁在感觉上似乎不同，像是人生旅途的一个大站，值得停下来纪念一番。他下海办企业这二十年来实在太累了，从体力上也应该走到了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无论如何，下个世纪已经不属于他们这些人了。下个世纪他只能靠回忆，靠对那些艰苦的岁月，那些成败荣辱的回忆来打发时间。是的，当他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撑他留在企业里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呢，只有丰富多彩的回忆。
这一点看上去有点残酷，但现在看来极有可能会成为现实。这个现实竟一直被他忽略了。他一直以为长天集团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生她养她，一切为了她。他所经受的那种困苦，那种凶险，那一个个不眠之夜，在当今之中国，能有几人？但是，当这个由他创造的企业吸干了他的精血而成长壮大之后，他却会因为法定的退休制度，或者仅仅因为一纸调令，在他完全不能预料的某一天，从此断绝和她的关系，在顷刻间一无所有！
就只有丰富多彩的回忆。
过去他确实没有想过这一幕，尽管他早就知道，如果他真是一个国有企业的干部，这就是他必然的合理的唯一的结局。谁不是这样呢，人人都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但是现在的世界改变了，当你看到许多同样付出了劳动、智慧并经受了风险的人，他们的成果已经被公认由个人拥有并受到法律保护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退了休也依然享有权利和优越生活的时候，如果你仍然除了为共产主义献身而什么都不想的话，那你准是一个傻子。
他就几乎是一个这样的傻子，多年以来他并不去想这些，二十年的商海拼杀他也没机会想这些，可现在却必须要想了。共产主义在哪儿？谁能看得到它？一个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和他此生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的现在和将来，到底为谁而战？他的一切辛劳、一切努力莫非只是为了换取几个挂在墙上的奖状？云南的褚时健也许想了这些，所以他一夜之间就疯了。他一定是丧失了生命力量的源泉，迷失了苦海慈航的因缘，所以他疯了！他做出了愚蠢得不合常识的决定，做出了毫无理智和智慧的举动，明目张胆地从企业的账户上分钱，都不加起码的遮掩，这明明的就是疯了。但疯人褚时健的困惑是每个像他这样不疯的人也会有的。不想这个而只想共产主义的人，恐怕不属于这个时代了；声称自己不想这个而只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那一定是更虚伪更阴险更无耻的人。以吴长天的人生经验看，他非常坚信这一点！
这几年，为了企业的利润，他用了很多脑筋去研究企业对职工的激励机制。从工资、奖金的分配到终身福利的保障，从优秀分子的特殊奖赏到领导骨干的年薪提成，成文的制度加上人为的调控，可以说，长天集团近二十万员工的绝大多数，这些年是心情愉快各得其所的。长天的工资水平不要说在吉海，就是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也都是高人一等的。很多经理都开上了自己买来的汽车，银行里还存了几十万的票子。而他为自己存下了什么呢？如果不算亡妻的遗产，他几乎没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攒下一笔称得上财产的钱。
而现在，他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因为不仅共产党在自己的政策中为股份和资本的私人占有亮起了绿灯，而且已经将这一点光明正大地写进了宪法，所以他不仅可以，而且必须认真地想这个问题了。他要想的就是如何搭上这个车，将自己二十年公认的辛劳，将长天企业在自己手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转化成法定的属于自己的股本，从而不用再担心那凭空而降的一纸调令；不用担心被一刀切地安排退休；不用担心被国有企业中常见的各种派别斗争和人事纠纷困扰。在对共产主义感到遥远和空茫的多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当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可以独立指挥自己的企业，独立支配自己的资产的真正的企业家，而不是一个由上级任命的某一级别的干部。能决定他是否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人物，就是那位市委书记梅启良。
而此时此刻，也正是梅启良的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他将要进入省委常委的消息，传到吴长天的耳朵里已不止一日两日了。从地市级升入副省级，是共产党人的仕途中，含金量最重的一个台阶。副省级对于一个立志从政的人，即便不是个可将自己载入史册的，起码也算是个跨入高层的落点，一辈子都有了某种层次的保障。一个人既选择了从政，那么进入省部级行列，就是个必须抵达的高地，更何况梅启良今年也到五十岁了，机会已经不多。
梅启良是前一天飞到北京的，名义上是找国务院有关部委办为吉海的几个大项目疏通一下关系，顺便看看几位过去的老首长。实际上，吴长天是知道的，在此关键时期他当然需要在北京走动走动。梅启良的秘书给吴长天打电话通报梅书记进京的消息时已经做了暗示。一个人出门在外哪能不带个钱包呢，吴长天就是有再大的事也要立即跟过来。梅书记每次来北京，一旦需要安排场合见见客，或者给老领导家里送点东西，秘书都会把他的行期向吴长天通气。能让他出血是对他的宠幸。不是信得过的人，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所以吴长天一下了飞机，就让随行的李大功给吉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打电话，让他们转告梅书记，说他吴长天现已到京——梅启良当然知道他在北京的住所和电话——然后他才驱车到了他在京西的别墅。到达别墅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刚进门就接到了梅启良亲自打来的电话：“你刚到吗老吴？”梅启良在电话里的声音显示出他情绪很好，但让吴长天感到意外的是，他这么晚了打来电话并没有交待他办任何正事，反而亲亲热热地拉了一段家常：“我太太这回也一起来了，来看女儿。”梅启良兴致勃勃地说，“哎，你儿子在北京吗？我们两家一起吃个饭好不好？就我们两家，没有外人。我太太很想见见吴晓，好久没见他了。”
梅启良的意思，吴长天心里当然明白，于是他用一种老邻居式的亲近连声答着：“好啊好啊，我也很想见见梅珊，她在北京怎么样啊，我让她有事就找我她也没找。”
梅启良笑道：“我是不许她随便找你添麻烦的。真要有什么难事，我让她去找吴晓，他们年轻人互相说得来。”
两人都会心地开怀大笑。笑过之后，吴长天心里颇有些没底，因为他知道吴晓对梅珊并不那么属意，或者是他还不想这么早就拖上个女朋友，抑或是他现在迷的还是音乐。前些天他居然拉了那个杂志社的女孩子，装模作样地来见公婆，吴长天一眼就看出那女孩儿心高气盛，是绝不会看上吴晓这种一事无成的小孩子的。他叫过来用话一逼，果然如此。吴长天倒不怕有什么女孩子来纠缠儿子，他怕的是儿子自己的性子，表面上一声不响，实际上蔫有主意。
应了梅启良的“家庭之约”，吴长天随后打电话到长天集团北京公司，布置今晚住在那里的李大功安排此事。值班的干部说李大功刚出去，吴长天问这么晚去哪里了，值班干部吞吞吐吐。吴长天便不再细问，他知道李大功又是和他那些社会上的朋友去哪个酒吧或者夜总会喝酒去了。这几年李大功在公司里确实有点耍大牌的派头，仗着自己是最老的“长天人”，也仗着吴长天爱其忠诚，和同级干部讲话，口气总比人家大些。坐的车子，也比吴长天的还好。吴长天和郑百祥按公司廉洁自律的规定，都只坐丰田和本田。公司里的奔驰、卡迪拉克，李大功一辆一辆换着坐。他又是管车的，要什么车谁敢不给？对这类小小不言的特殊化现象，吴长天也就眼睁眼闭，不想强加矫正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如果对部下的每一个缺点毛病和蝇头小利都那么察察之明，消灭干净，也就没有人跟随你了。何况李大功也是长天草创时期的功臣，现在享一点福，在吴长天的感情上，应该是过得去的。他私下里和李大功倒是提醒了很多次，也只是希望他离那群黑白两道的狐朋狗友，离酒，离女人，要远一点，他在集团里毕竟是个部门领导，毕竟需要注意一下个人形象和群众影响。长天集团毕竟不是什么草台班子江湖公司乌合之众，干部对自身总要有起码的约束和自律，总要有档次！
吴长天挂了电话没多久，李大功就把电话打过来了，显然是值班干部的通风报信。他在电话里掩饰着明显的酒意，问道：“吴总，您找我？”吴长天隐隐听见耳机里传来嘈杂的音乐和女人的笑声，却明知故问：“你在哪里？”李大功口齿不清地答道：“京西别墅的桑拿和游泳池的设备都该更新了，我约了供应商谈谈……”吴长天并不戳穿他，只淡淡地说：“明天，你把吴晓找来。务必要找到他，你有他的呼机吗？”
说到吴晓，李大功似乎有了一些清醒：“总裁，你要不要我立刻带他来，他就在这儿呢。我立刻就能把他带来。”
“他和你在一起吗？”
“他在这儿演出呢，正在那边儿吹着呢。你要我叫他来听电话吗？”
“啊，不用了。”
吴长天挂掉了电话，看看桌上的表，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他想该睡了，走到卧房却了无睡意。墙上挂了一张全家福照片，妻子和年少的吴晓全都咧着嘴笑，只有他自己相对矜持些，但也绷不住一脸的幸福。他们的笑突如其来地使他发现自己像一个被遗弃的人，有点孤独。对他来说，孤独是个新东西，确实是即将步入老年的时候才感觉到的。他在窗前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想让心底的凄凉感沉淀下去。然后，他打了电话，叫起了已经睡下的司机。
司机带着他，穿过灯火阑珊的北京之夜，街上穿梭不断的汽车让他第一次注意到都市里原来有太多的人在夜间出来逍遥。他记着李大功刚才电话里说的那个酒吧的名字，那也是司机耳熟能详的一个去处，离他的京西别墅不过十分钟的车程。午夜十二点钟正是这座酒吧的高嘲时分，曲里拐弯的屋子里客满为患，人影烟气，光怪陆离。吴长天没让司机陪他，独自走进去，很不容易才在一张烛火欲尽的桌子上看到几位起座退场的年轻人。是的，来这儿的都是年轻人，像他这样满面迟暮不免有些格格不入。他在那?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