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皮箱里。吴长天看过钱之后，吩咐把皮箱藏进壁橱，然后三个人都坐下来，沉默地抽烟，等待那个敲诈者的电话。
这是一场令人心殚力竭的等待，整整三个小时在难耐的沉默中度过，小小的书房里充满了焦灼的烟气。将近四点钟的时候，那只手机响了，还是由郑百祥接的。对方先是喂了一声，作为试探，接下来便是郑百祥发问：“请问你是哪位？”对方显然听出了他的声音，第一句就问：
“钱备好了吗？”
尽管钱已备好，三百万现钞就在一墙之隔的壁橱里，但郑百祥的话还是迟疑了一下才脱口说出，因为这句话毕竟意味着他们的招认！
“备好了。”
“是三百万吗？”
“怎么给你？”
“你拿着钱，出门打个出租车，别忘了开着手机，除了我之外别跟任何人联络。你可得亲自去。我认得你，我在电视上见过你。要是你自己不来的话，咱们的交易就算吹了。”
电话随即挂断，耳机里一片“嘟嘟”的忙音。三个人面面相觑，李大功说：“吴总，我去？”
吴长天没有说话。
郑百祥对李大功说：“他在电话里没听出不是吴总的声音，肯定对吴总不熟。你在前边跟他接头，我跟在你后面策应，没事儿，别怕！”
李大功点头：“我没事，他不敢把我怎么着。郑总你也带个手机，万一有什么意外，咱们得保持联络。”
他们说着，从壁橱里拎出那只皮箱，还没出门，一直没说话的吴长天叫住了他们。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面无表情地从李大功手里接过皮箱，说：“我去。”
郑百祥和李大功都有点愣，但从吴长天的脸色上，他们看出没有必要再争。
下午四点钟，吴长天拎着皮箱走出京西别墅静静的后门。五分钟后，他站在街头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正是盛夏时节，七月流火，太阳虽已西斜，仍然灼灼地烤人。吴长天高大的身体坐进狭挤的车里，感到很不适应。车里没有空调，闷热得像个蒸笼。他想，这真是个生死不明的七月。
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胡乱说了一个地点，车顺着太阳照射的方向开去。他目光竭力平静，绝不瞻前顾后，尽管他很想回头看看郑百祥和李大功的车子，是不是已经跟在了身后。
车行不远，手持电话就响了，那人在电话里问：“上车了吗？”他答：“我在车上。”那人似乎并未听出他和郑百祥之间声音的不同，命令道：“现在到国际展览中心去。认识那地方吗？”他答：“认识。”对方便挂断了。
现在还不是交通的高峰时段，车子只开了半小时就到了国展中心的门口。这里正有一个家用电器的产品展览恰巧散场，又有毗邻的“家乐福”超市生意兴隆，因此马路上人车胶着，南北堵塞，吴长天的车子也被挤在其中。
这时电话又响了：“下车，到街对面去换辆车，去中粮广场。”那人的命令简洁明了。
他照办了。下车后，拖着皮箱艰难地穿过人流车流，走到街对面，上了另一辆出租车，朝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开去。他当然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热闹拥堵，车辆无法当街掉头的地方让他反向换车。而且对手显然已经达到了目的，郑百祥和李大功已经被彻底地甩得无影无踪了。
二十分钟后，车子开到了中粮广场，电话适时地响起来：“下车，往前走。”他听命下了车，拖着箱子往前走。电话每次来的时间都恰到好处，说明敲诈者无疑就跟在他的身后，对他的行踪了然在目。他不禁左顾右盼，前后都是熙熙攘攘的路人。他的张望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想要发现那个用电话遥控他的家伙，当然是痴心妄想。
就这样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他看见了北京火车站。电话再次响起来：“进去，买张车票，301次，去满洲里的，要硬卧。”他刚刚愤怒地问了一句：“到底在哪儿交？”对方已挂断了。
他在火车站新修的站前广场站住了，思前想后了好一阵才再度挪动了脚步。他还是得照着那个人的要求做。那人要的是他的钱，不是他的命，他想他不会有什么危险。那人让他这么来回折腾，大概都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他买了去满洲里的301次直快列车的票。票很好买，也许那人早把这些都打听好了，他没费什么劲儿就在窗口拿到了一张下铺。选择这趟列车也显然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预谋，因为距离开车的时间仅仅剩下不到二十分钟了，看来敲诈者早把一切都掐算得准时准点。
此时吴长天确实精疲力竭了，但还是吃力地带着这件着实不轻的行李，匆匆登上了301次列车。他记不得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坐过火车的硬席卧铺了，对上车验票换票之类的手续，都有几分生疏。他的铺位在十二车厢，是这趟列车的车尾。乘客不算爆满，也上了六七成多，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已经横竖摆满，他只好将皮箱放到了铺位的底下。
站台上响起了送别的音乐，广播员的声音带着仪式化的激昂，灌满他的耳朵。吴长天注意地看着走道上来来往往的乘客和急急忙忙下车的送行者，无心细听。少顷，列车就在广播员过于煽情的“配乐朗诵”中缓缓启动，向着橘色的夕阳，咣当作响地开出了北京。
电话一直没有再响，吴长天在他的铺位左右各走了几步，注意观察了隔壁相挨的几拨乘客，似乎每个人都有些形迹可疑、眼神闪避似的，但当他以目光灼灼相逼时，又都是一脸无辜。
一路上没有任何动静，他靠着走道一面的车窗坐着，看京津大地在眼前快速退去，心里无尽的晦气。列车快到天津，广播里报来站名：前方就是天津北，请下车的旅客准备好，列车在天津北停车一分钟。广播员声音未落，电话终于响起来了，吴长天听到了那个人最后的指令：
“到前边车厢去，一直走，别回头，别动行李。”
他收起电话，起身往前一个车厢走去。走了两节车厢，车就进了天津北站。他边走边向车窗外张望，在天津北下车的人不多。天色已经黑了，站台上的人都已经看不清面孔。他走到七号车厢时，车又开动起来，他站下了。尽管没有指令，但他还是快步往回走，一直走回到他的十二号车厢，走回到他的铺位上。有四个人正围着窗前的小桌子打扑克。他坐下来，弯下身子往床下看，果然，皮箱已经不在了。
吴长天是在天津站下的车，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他几乎不想对这个行程中的种种细节再做任何一点回忆，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疲惫和耻辱。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这件事情能够就此了结，同时，能够永远遗忘。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老牌杂志社里，虽然林星是个毫无背景的新人，但她结婚的消息在社里受到的关注，却大大超出了她自己的预料。除了因为她的美貌，在四十多年进进出出的编辑记者里，最为夺目；还因为她结婚的年龄，在绝大多数的知识女性中，也实在少见。更何况她现在正患病在身，一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休呢，何以如此匆忙急迫地择婿嫁人？文人成堆的地方，对一切有违常规的事情总不免要演绎出种种复杂的情节和因果，所以，当林星挨着办公室送糖送烟的时候，人们互相之间的眼神里，都少不了几许揣摩猜测和自以为是的心领神会。
最后送到主任的办公室里，主任叫住了她，先是恭喜恭喜之类的话，继而问：写长天集团的那份稿子，你还留着呢吧！林星反问：怎么了，社里不是没兴趣吗？主任说：最近几家单位正在联合评选九九中国十大风云企业家，听说内定的人选里，就有吴长天。社里正有意找几个世纪末经济领域中有点影响的人物做些报道，作为对新世纪的展望。我一下就想起你这篇东西了，倒是可以拿出来改一改。特别是你那个关于群星和北斗的论述角度，我看还是蛮生动的。要改的话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不出去度蜜月了吧？林星淡淡地说：那稿子好像是放在我原来的家里了，等我有空回去找一找。
林星的态度大概没有表现出主任所期望的那种兴奋，甚至，还有几分暧昧，现在让她再写吴长天，怎么写呢？她已经是吴家的新婚媳妇了，虽然尚未得到这位公公的正式承认，但这关系在法律上，也算是名媒正娶。社里所有的人，包括主任在内，只知道她结婚但没人见过新郎官，更没人知道这新郎官就是吴长天的亲儿子。
下午，从社里出来，她先到医院去拿了药。自从改为每周三次血透析之后，她的病情就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人也比过去精神多了。或许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缘故，虽然这一周为忙碌结婚的各种手续疲于奔命，但下午她在医院取药时看到前两天验血的结果，各项指标居然还比以前有了程度不同的好转，简直是个奇迹。
一回到家，趁吴晓不在，她兴致勃勃地动手，布置他们那间小小的居室。尽管在这里已经住了几个月，但结婚之后，感觉又有不同。这毕竟是他们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家”。而初为人妇的心情也是那样微妙地甜美，使她对家里每一个角落的安排布置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温馨的情感。
好心情使林星把一切都想得很开，他们没有钱，还欠着朋友的钱，还愁着治病的钱，但他们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应当是快乐幸福的。她撤下墙上那些挂了多日的明星画片，挂上社里一位老大姐送的花头巾。那花头巾上的图案非常东欧风格，很像一件外国的民间挂品。床边摆上了一小块人造毛的坐毯，床头靠吴晓那一边的地上，则铺了一块雪白的澳洲羊皮。羊皮和坐毯都是她的同事上午刚刚送的结婚礼物。结婚不仅给她带来了重新布置房间的心情，也带来了这些物质上的条件。
夜里吴晓一回来，看到房间变了样，便笑了。虽然有褒有贬，但对她的布置，总体上给予肯定。他是热衷此道的，受到诱发，自然兴起，竟半夜三更四处找东西对某些角落做着补充和修改。林星也不反对，从道理上说，这是两个人的家，布置上既要体现两人共同的爱好，也应允许各有不同的趣味。何况，现在只要吴晓高兴，她对一切都无可无不可。
看着吴晓把那些从客厅的墙上撤下来的宝贝画片又挂进了卫生间，她没有发表一句反对意见。她靠在卫生间的门口，向他通报了今天早上见到他父亲的情形。“我和你爸谈得挺好的，他这回没再说咱俩的事，还向我问起你呢。”林星说，“我一看当时的气氛挺好的，所以就把咱们结婚的事告诉他了。”
“什么，你告诉他了？”
吴晓马上从卫生间里出来了，似乎感到很突然。林星看他惶惶不安的面孔，心里不由得有些奇怪：“总要告诉他的，你还想永远瞒着？”
吴晓有些迫切地问：“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他没生气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他什么都没说，好像点头来着。”
吴晓愣愣地，不再说话，但看得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他的这副表情让林星隐隐不快。她想他当初说结婚时是多么义无反顾啊！
也许是为了想印证些什么，她在上床熄灯之后主动温存吴晓，她想让吴晓要她。可吴晓说：我今天有点累了。林星佯作生气：你现在不累的时候也很少爱人家了，昨天新婚之夜你都没主动过。吴晓就把她搂在怀里，说：你不是有病不能累着嘛。接下来他要了她，在她的感觉上，他对她还是投入的，也算尽情尽兴。完事以后她照例问他：舒服不舒服？他答：舒服。真舒服假舒服？真舒服。吴晓答这种话时像个小学生在课堂上的答问，乖得让人心疼，和他在街上跟人打架时的野蛮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第二天上午吴晓陪她去做透析。她做透析时他到外面给他父亲打了电话，正式告诉他自己结婚的事情。中午他们从医院出来时林星敏感地看出吴晓闷闷不乐，就问他和父亲是怎么说的，他父亲又是怎么一个态度。吴晓落落寡欢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着远处说：
“可能咱们不该这么背着他结婚。他毕竟生我养我二十二年了，咱们这样结婚太伤他心了。”
吴晓态度的变化使林星几乎不能忍受了，吴晓的这句话让她深深地疑惑并且感到委屈，她气愤地站住了。
“吴晓，你是不是后悔了？你是不是对跟我结婚后悔了？”
吴晓也站下了，回过头看她，皱眉说：“你就别再添烦了好不好，走吧。”
林星忍着眼泪，说：“你要是后悔了，咱们可以离婚！现在就可以去！结婚是自由的，离婚也自由！”
吴晓说：“你怎么还来劲儿了！”
林星的眼泪流下来，她张着两手，突然泣不成声：“我知道，我心里什么都知道，吴晓，我知道我有病，我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我离了你就会死，所以，所以，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给我治病。我感激你！真的吴晓，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知道了什么叫爱，什么叫家！我都知道了，都经历过了，享受过了！可以了，你可以和我离婚了！我不会怨你，更不会赖着你的，我永远永远都忘不了你的恩情……”
她起初是一种发泄，一种伤心和牢马蚤，说到后来，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真正出自肺腑的汹涌倾吐。吴晓沉默地站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看她，听着她哭。这个哭和以前的不一样，她自己寸心可知，这是她心中一直深藏着的恸哭。
吴晓不知怎么也看出来，这个哭是不能劝的，必须让她哭完，等她哭完了，他才闷闷地说：“走吧。”
她哭得疲倦了，哭也终于把她心底的郁闷都散发出去了，于是她红着眼睛跟着他回了家。
一路无话。
回家之后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两人一起动手做饭，下了面条，用昨天的剩菜汤拌着吃。吃完，又一起挤在狭小的厨房里洗碗刷锅。谁也不看谁。
吴晓终于先开了口：“跟我回趟家吧，结了婚总得回去见见我爸。”
林星没有说话，她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厨房，才问：“什么时候啊？”
吴晓的嘴角微微笑一下：“你说呢？”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他们手拉着手，回吴晓家去看吴晓的爸爸。这是结婚后吴晓第一次领着她回婆家。他们一路上辗转倒了好几路公共汽车，黄昏前才赶到了京西别墅。在拥挤得出了一身臭汗的公共汽车上，林星为了缓和一下两人之间的气氛，用一种不无温情的幽默趴在吴晓耳边说：这就算是你们吴家迎亲了吗？吴晓也就笑了一下，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俏皮：就算是吧，委屈你了。
站在京西别墅的门口，他们谁都没有急着敲门，吴晓仍然不放心地问：
“嘿，你是不是还反感我爸呢？”
林星摇头，她摇着头叹了口气，“怎么会呢，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爸爸，永远都是，我永远也斗不过他。”
吴晓笑笑，说：“你们都太固执。”
两人商量好，进门后没有直接去客厅或者书房。吴晓先把林星领到后面，领到微风中碧波轻摇的游泳池畔，让她在池边草坪的沙滩椅上坐着等他，然后自己进了楼，他要先去和他爸爸单独谈谈。
他一走林星就不自然，有些坐立不安的，目光无处安置。一会儿看看静静的更衣间里，那扇半开不开的门，一会儿看看池边甬道的细砖上，那斑斑驳驳像褪色血迹似的点点残红。她这是头一次在吴晓家一人独处。听到偶然的脚步声也会一阵心惊。那位曾经见过几面的长天集团行政部经理李大功，突然从后门进来，吓了林星一跳，李大功也对林星一个人在池边东看西看有几分警觉。彼此都有点戒备也有点尴尬，但还是互相点头打了招呼。林星手足无措地看着他的背影在一条不知去向的甬道上消失了，才又回到沙滩椅上坐下来。
金色的夕阳把别墅的斜顶投向水中。一切景物并不明亮，却色彩鲜明，仿佛比中午阳光直射时还要清晰。黄昏的意义就是衔接白天和黑夜，是一个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