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并把它们一起推上高天的奇才。
安史之乱时王维本想跟着唐玄宗一起逃到成都去，但是没跟上，被叛军俘虏了。安禄山知道王维是大才子，要他在自己手下做官。一向温文尔雅的王维不知如何反抗，便服了泻药称病，又假装自己的喉咙也出了问题，发不出声音了。安禄山不管，把他迎置于洛阳的普施寺中，并授予他“给事中”的官职，与他原先在唐王朝中的官职一样。算起来，这也是要职了，负责“驳正政令违失”，相当于行政稽查官。王维逃过，又被抓回，强迫任职。
但是，这无论如何是一个大问题了。后来唐肃宗反攻长安得胜，所有在安禄山手下任伪职的官员，都成了被全国朝野共同声讨的叛臣孽臣，必判重罪，可怜的王维也在其列。
按照当时的标准，王维的“罪责”确实要比李白、杜甫严重得多。李白只是在讨伐安禄山的队伍中跟错了人；杜甫连人也没跟错，只是为一位打了败仗的官员说了话；而王维，硬是要算作安禄山一边的人了。如果说，连李白这样的事情都到了“世人皆欲杀”的地步，那么，该怎么处置王维？一想都要让人冒冷汗了。
但是，王维得救了。
救他的，是他自己。
原来，就在王维任伪职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那天安禄山在凝碧宫举行庆功宴，强迫梨园弟子伴奏。梨园弟子个个都在流泪，奏不成曲，乐工雷海青更是当场扔下琵琶，向着西方号啕痛哭。安禄山立即下令，用残酷的方法处死雷海青。王维听说此事，立即写了一首诗，题为《闻逆贼凝碧池作乐》。“逆贼”二字，把他心中的悲愤都凝结了。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首诗，因为是出自王维之手，很快就悄悄地传开了，而且还传出城墙，一直传到唐肃宗耳朵里。唐肃宗从这首诗知道长安城对自己的期盼，因此在破城之后，下令从轻发落王维。再加上王维的弟弟王缙是唐肃宗身边的有功之将，要求削降自己的官职来减轻哥哥的罪。结果，王维只是被贬了一下，后来很快又官复原职，再后来升至尚书右丞。
能够传出这么一首诗，能够站出来这么一个弟弟，毕竟不是必然。因此，我们还是要为王维喊一声：好险！
李白、杜甫、王维，三位巨匠，三个好险。由此足可说明，一切伟大的文化现象在实际生存状态上，都是从最狭窄的独木桥上颤颤巍巍走过来的，都是从最脆弱的攀崖藤上抖抖索索爬过来的。稍有不慎，便粉身碎骨，烟消云散。
三个人的危机还说明，如果想把不属于文化范畴的罪名强加在文化天才身上，实在是易如反掌。而且，他们确实也天天给别人提供着这方面的把柄。他们的名声又使他们的这些弱点被无限地放大，使他们无法逃遁。
他们的命运像软面团一样被老老少少的手掌随意搓捏，他们的傻事像肥皂泡一样被各种各样的“事后诸葛亮”不断吹大。在中国，没有人会问，这些捏软面团和吹肥皂泡的人，自己当初在干什么，又从何处获得了折磨李白、杜甫、王维的资格和权力。
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手和嘴可以在这些人身上做尽一切，却不能把这些人的文化创造贬低一分一毫。不必很久，“世人皆欲杀”的“世人”就都慢慢地集体转向了。他们终于宣称：他们的手，并没有捏过软面团，而是在雕塑大师；他们的嘴，并没有吹过肥皂泡，而是在亲吻伟人。
能够这样也就罢了，不管他们做过什么，历史留给他们的唯一身份不是别的，只是李白、杜甫、王维的同时代人。他们的后代将以此为傲，很久很久。
既然写到了王维，我实在忍不住，要请读者朋友们再一起品味一下大家都背得出的他的诗句。他的诗不必分析，因为太平易了，谁都能看懂；又太深邃了，谁都难于找到评论言辞。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
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中》）
还有这一首——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一个“惊”字，把深夜静山全部激活了。在我看来，这是作为音乐家的王维用一声突然的琵琶高弦，在挑逗作为画家的王维所布置好的月下山水，最后交付给作为诗人的王维，用最省俭的笔墨勾画出来。
王维像陶渊明一样，使世间一切华丽、嘈杂的文字无地自容。他们像明月一样安静，不想惊动谁，却实实在在地惊动了方圆一大片，这真可谓“月出惊山鸟”了。
与陶渊明的安静相比，王维的安静更有一点贵族气息、更有一点精致设计。他的高明，在于贵族得比平民还平民、设计得比自然还自然。
八
与李白、杜甫、王维相比，在安史之乱中也有一些艺术家表现了另一番单纯，那就是义无反顾、激烈反抗，如磬碎帛裂，让天地为之一震。我前面提到的乐工雷海青，以及首先领兵反抗叛军以致全家做出可怕牺牲的大书法家颜真卿，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把政治抗争放在第一位，而且立即采取最响亮的行动，一下子把朝廷的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比下去了，把民间的江湖大侠、血性汉子比下去了，当然，也把李白、杜甫、王维比下去了。这一点，连李白、杜甫、王维也诚恳承认，否则王维就不会快速写出那首《闻逆贼凝碧池作乐》的诗了。
对多数诗人而言，任何英雄壮举都能激动他们，但他们自己却不是英雄。他们心中有英雄之气，但要让英雄之气变成英雄之行，他们还少了一点条件、多了一点障碍。他们的精彩，在另外一些领域。
在那些领域，虽然无法直接抗击安史之乱这样的具体灾难，却能淬砺中华文明的千古光泽，让它的子民永远不愿离去，就像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那样。
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十七年后，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那就是白居易。烽烟已散，浊浪已平，这个没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孩子，将以自己的目光来写这场灾难，而且写得比谁都好，那就是《长恨歌》。
那场灾难曾经疏而不漏地“俘虏”了几位前辈大诗人，而白居易却以诗“俘虏”那场灾难，几经调理，以一种个体化、人性化的情感逻辑，让它也完整地进入了审美领域。
与白居易同岁的刘禹锡，同样成了咏史的高手。他的《乌衣巷》、《石头城》、《西塞山怀古》、《蜀先主庙》，为所有的后世中国文人开拓了感悟历史的情怀。李白、杜甫、王维真要羡慕他们了，羡慕他们能够那么潇洒地来观赏历史，就像他们当年观赏山水一样。
再过三十年，又一个未来的诗人诞生。他不仅不太愿意观赏山水，连历史也不想观赏了，而只愿意观赏自己的内心。他，就是晚唐诗人李商隐。
唐代，就这样浓缩地概括了诗歌的必然走向。一步也不停滞，一步也不重复，一路繁花，一路云霓。
一群男子，一路辛苦，成了一个民族迈向美的天域的里程碑。他们，都是中国文脉的高贵主宰。
第十八章 乱麻蕴藏
一
远远看去，宋代就像一团乱麻。
乱到什么程度？我想用一句俏皮话来表述：乱到连最不怕乱的历史学家也越讲越乱，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讲乱，更不知道如何来摆脱乱。
既然如此，所有的中国人也就找到了从乱局中泅身而出的理由。宋代是我们大家的，它再乱，也像祖母头上的乱发，等待我们去梳理。我们没有理由让乱发长久地遮蔽了祖母，因为遮蔽祖母也就是遮蔽我们自己。
根据小时候的经验，祖母是不信任我们梳理的，却喜欢我们把小手当做梳子在她的头上游戏。有时她还会高兴地说：“对，就这地方，再给我敲两下！”她长年患有头痛，我们不经意地碰到了某个岤位。
梳理宋代，情景也差不多。
二
宋代还没有开门，中国似乎已经乱成一片。
从唐王朝灭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间隔了五十几年。在这短短的五十几年时间内，黄河流域相继出现了五个王朝，史称“五代”；南方又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再加上山西的一个，史称“十国”。就这样“五代十国”响响亮亮地作为一个正式名称进入中国历史，史籍间也一本正经地排列着“五代本纪”、“十国世家”之类，乍一看还以为是概括了多么漫长的年代呢。
把十几个各自独立的皇帝挤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景自可想象。更麻烦的是，这些皇帝为了表明自己正统，喜欢沿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朝代名称，例如梁、唐、晋、汉、周等，人们不得不一一加一个“后”字来表示区别，也实在让人头晕的。
宋朝，就是在这样的乱局中建立起来的。
结束混乱，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谁料想，却迎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危机。原先的五代十国都是汉族政权，而宋朝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强大勇猛、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风起云涌般的马蹄声永远回荡在耳边，令人沮丧的战报不断从前方传来，什么办法都想过了还是没有办法，除了失败感就是屈辱感，这就是宋朝。
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立国时间早于宋朝，领土面积也大于宋朝，宋朝哪里是它的对手？留下的只是杨家将一门抗敌的故事。然后是西北方向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进攻宋朝，宋朝也屡战屡败。再后来，辽的背后女真族建立的金，领土也比宋大，先把辽灭了，又来灭宋，宋朝的剩余力量南迁，成为南宋。南宋在军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的只是杰出将领岳飞被枉杀的故事。等到蒙古族的骑兵一来，原先的这个族那个族、这个国那个国、这个军那个军，全都齐刷刷地灰飞烟灭，中华历史也就郑重地走向了唐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元朝，留下的只是文天祥他们英勇拒降的故事。
这么一段历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选出来作为主角，确实会越想越不是味道：怎么周边的力量都与自己过不去？但是，如果从宏观的中华历史来看，其他各方也同样是主角，每一个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场系统，构成了一重重诡谲不定的旋涡，根本无法受制于同一个价值坐标。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过不少自以为颇有韬略的坏事，像“联金灭辽”、“联蒙灭金”之类，不仅使乱局更乱，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伦理的底线，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这么一想，我们在谈论宋朝的时候，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充满失败感和屈辱感了。
在热闹的中华大家庭里，成败荣辱驳杂交错，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无所谓绝对意义上的成败荣辱。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气包一样不断地血泪控诉、咬牙自励，反而令人疑惑。浩荡的历史进程容不得太多的单向情感，复杂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断。秋风起了，不要把最后飘落的枫叶当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场春雨当做仇敌。
历史自有正义，但它存在于一些更宏观、更基本的命题上，大多与朝廷的兴衰关系不大。
三
蒙古族的马蹄使得原来一直在互相较劲的西辽、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败，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是不是这样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会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积累型的，有可能长期延续。
两相比较，朝廷的存灭实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文人那么固执，至今还牢牢捧着宫廷史官的职业话语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当做历史的命脉，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实的文明生态。
宋代，最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文明生态。
一提它的文明生态，它完全改变了形象，立即成了一个繁荣、富庶、高雅、精致、开明的时代，稳坐在中国历史的高位上蔼然微笑。
这是宋代？
不错，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态，首先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上。我本人由于很多年前写作《中国戏剧史》，花费不少时间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较仔细地阅读过《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梁录》、《武林旧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时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时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两座都城的惊人景象。本来唐代的长安城已经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所在了，而汴京和临安的商市比之于长安又大大超越了。
长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闭式的；而汴京的街和巷，则完全是开放式的了。手工行业也比长安多了四倍左右，鳞次栉比地延伸为一种摩肩接踵式的热闹。这一点，我们从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种热闹，在唐代的长安城里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到夜间就闭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却完全没有这种限制，不少店铺的夜市一直开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开起了早市。
这样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种畸形的虚假繁荣呢？并不。
都城以数量巨大的全国市镇作为基座，在北宋时，全国的市镇总量已接近两千。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头脚步还是会聚了大地的真实。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当时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差不多达到了六十亿至七十亿美元。可以断言，宋代的经济水平是当时世界之最。
作为城市后方的农村，情况如何？宋代无疑是中国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水稻种植面积比唐代扩大了一倍，种植技术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带的水稻亩产量已达到八九百斤。此外，蚕桑丝织进入了专业化生产阶段，产量和质量都突飞猛进。
由于农业的发展，中国人口在宋代进入一亿大关。
至于科技，宋代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峰巅。例如把原先的雕版印刷推进到活字印刷，把指南针用于航海，把火药用于战争，都是宋代发生的事。这些技术都相继传到西方，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在宋代，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科技著作，像沈括的《梦溪笔谈》、秦九韶的《数书九章》、苏颂的《新仪象法要》、王惟一的《铜人腧岤针灸图经》、宋慈的《洗冤集录》等，各门学科都出现了一种认真研究的专业气氛。
说到这里我需要提供一个时间概念。宋代历时三百二十年，这期间西方仍然陷落在中世纪的漫漫荒路中，只有意大利佛罗伦萨那几条由鹅卵石铺成的深巷间，开始出现一点市民社会的清风。在南宋王朝最终结束的那一年，被称做欧洲中世纪最后一个诗人的但丁，才十四岁。直到一百七十年后，文艺复兴的第一位大师达·芬奇才出生。由文艺复兴所引发的欧洲社会大发展，更是以后的事了。
可见，宋代的辉煌，在当时的世界上实在堪称独步。
四
宋代的文化，更不待说。
我不想亟亟地搬出苏东坡、朱熹、陆游、辛弃疾、郭熙、梁楷来说事，而要特别指出宋代所开拓的一个重大文化走向：文官政治的正式建立。
宋朝一开始就想用大批文官来取代武将，为的是防止再出现五代十国那样的军阀割据局面。大批文官从哪里来？只能通过科举考试，从全国的平民寒士中挑选。为了让平民寒士具备考试资格，又随之在全国广办公私教育，为科举制度开辟人才基础。
按照这个逻辑层层展开，全国的文化资源获得空前的开发，文化空间获得极大的拓展，上上下下的文化气氛也立即变得浓郁起来。
所幸的是，这个逻辑还在一步步延伸：为了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