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行政管理专家。
科举制度后来积重难返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三
谈论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一个惯常的误会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质上，这是一个文官选拔制度，而不是文学才华和学术能力的考察制度。明白了这一点，对它的许多抱怨就可能会有所缓和。多数状元诗文不佳，学问不深，这当然是真的，但做官，本来就不太需要那些东西。
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都要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那就需要为他们“创造”一种“资格”。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
做官的先天资格不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创造”做官的后天资格。平日见到有文韬武略的人，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公平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带有极大的随意性。
至于以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治国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这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
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有了相对统一的评判者，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开始走向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主要标尺，那么这种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
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
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在历代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这种不分贵贱的科举原则：
唯贤是求，何贱之有……拣金于沙砾，岂为类贱而不收？度木于涧松，宁以地卑而见弃？但恐所举失德，不可以贱废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举制度的另一个优点，是十分明确地把文化水准看做选择行政官吏的首要条件。有人会问：难道不管道德品质？科举制度的设计者认为，道德品质要从他们做官之后的政绩上来长期审查，而不可能从科举考试中来分辨。
那么，大批书生从政，究竟是加重了社会的文明，还是加速了社会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况且，由于做了书生才能做官，这种诱惑也极大地扩充了书生的队伍，客观上拓宽了社会的文明面。
必须说明，科举考试中要写作诗赋文章，使得天南地北无数考生都要长久地投入这种训练，这对文学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认为科举考试对唐宋文学有推动作用，我的观点正恰相反，认为科举考试最对不起的恰恰是文学。
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书》）但韩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举。
有没有可能偶尔冒出两句勉强能读的诗文？依我看，千余年来堆积如山的试卷中，最好的是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在《湘灵鼓瑟诗》的试题下写出的两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直到二十世纪鲁迅、朱光潜还为这两句诗发生过口舌。但也就是这两句尚可一看，整首诗并不见佳。这很可以理解，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科举考试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
四
伤害了文学，倒是问题不大。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所遇到的最大困境，产生在包围着它的社会心态中。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尽可能多的人递送鼓励性诱惑，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其他选择的家族和个人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
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那些被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
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之极，也得意之极。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
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营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者的悲哀。照理落榜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马蹄在身边窜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
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地拱手相向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够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是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榜者则还不至于去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间里写诗。
这些诗写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场里写的诗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独怀羞，强向东归懒举头。莫道还家便容易，人间多少事堪愁。
——罗邺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温宪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
——赵嘏
为什么“莫道还家便容易”？为什么“泪血滴来千里书”？因为科举得失已成为一种牵连家庭、亲族、故乡、姓氏荣辱的宏大社会命题，远不是个人的事了。
李频说“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说“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当时实情。因此，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里上都是千难万难的。
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却十分真实。
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他看见有一个粗衰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时间太长，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着明年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
不想进去后就被乐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几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表演，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被人抬回旅社，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
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之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的沉重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但次数一多，怪事也被适应，反被人们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读到这样一则记载——
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障遮羞。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得中科举的消息，于是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妆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
使我惊异的是，在赵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将军的女儿，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怜，而对这种可怜，将军全家竟也觉得理所当然！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一般是听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梦。“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姚合），狂喜到连儒生的斯文也丢得一干二净。
有的人比较沉着，面对着这个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转，乐滋滋地品味着昨天和今天。请看那个及第者曹邺自己的描写，得了喜讯之后，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变化，然后想到换衣服。而从旧衣服上，又似乎还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时留下的泪痕。有的人故作平静，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例如韩偓及第后首次骑马去赴期集，这本是许多进士最为意气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这样写的：
轻寒著背雨凄凄，九陌无尘未有泥。
还是平日旧滋味，漫垂鞭袖过街西。
他把得意收敛住了，收敛得十分潇洒。
不过这种收敛的内在真实性深可怀疑。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长久以来的收敛和谦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在社会上表现真实的自己了。
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大意，我可以把它译成白话文：
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我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变态心理学研究的素材。但我更看重它隐藏在文词后面的社会普遍性。
当年得中的士子们如果有机会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独。
五
面对着上述种种悲剧和滑稽，我们不能不说：由一代又一代中国古代政治家们好不容易构想出来的科举制度，由于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从一开始就造成了社会心理的恶果。
这种恶果比其他恶果更关及民族的命运，因为这里包含着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急剧退化。
科举制度实行之后，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从发蒙识字开始就知道要把科举考试当做自己的人生目标。一种在唐代就开始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性的。这样的投入所产生的人格恶果，不仅波及广远，而且代代相传。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会聚散逸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浑又脏。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机会究竟何时来到，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