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霍云的弟弟霍山官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禁卫部队胡越骑兵；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都担任了朝廷的重要职位，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遍布西汉朝廷的庞大的势力网。至此，霍光已经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权势和声望在废除了刘贺的帝位、拥立汉宣帝刘询之后，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
早在民间时，汉宣帝对霍光的权势和威风就有风闻。尤其在他一夜之间由一个平民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后，更领教了霍光的权威。他一即位，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所以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好像有芒刺在背。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的汉宣帝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力单势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相抗衡的，只有保持最大的克制，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寻求有利时机，才能夺回属于自己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在即位伊始，当霍光故作姿态表示要还政于他时，汉宣帝非常“诚恳”地回绝了，他明确表示非常信任霍光，欣赏霍光的才能，请霍光继续主持朝政，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先报请霍光，然后再奏知他本人。事后他还专门下诏褒奖霍光的援立之功，益封七千户。每次上朝，汉宣帝都给予霍光以极高的礼遇。汉宣帝的这一系列行为目的在于消除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缓和朝廷内部潜伏的政治危机，为他的统治创造一个良好政治气氛。
汉宣帝即位后的第6年，也就是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亲临葬礼，按皇帝葬制的规格埋葬了霍光，并加封霍光的侄孙霍山为乐平侯，以奉车都尉的官职领尚书事。与此同时，汉宣帝认为时机已到，开始亲理朝政。他重用御史大夫魏相，让魏相以给事中的身份参与朝中的机密决策，后来又提拔魏相作了丞相。继而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又委以他的岳父平恩侯许广汉以重任，逐渐把权力收归己手。
汉宣帝深知，霍光虽然死了，但霍家的势力还很大，霍家的亲属和亲信还控制着中央政府的各个机要部门，兵权也掌握在他们手中。为此，汉宣帝首先采取行动，削夺霍家把持的权力。他先解除了霍光两女婿东宫、西宫卫尉的职务，剥夺了他们掌管的禁卫军权。又把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中郎将和骑都尉的位置，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南北军和羽林郎的统帅，最终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后，他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明升暗降，剥夺了他掌握右将军屯兵的实权。还对上书制度进行了改革，下令吏民上书，直接呈皇帝审阅，不必经过尚书，把霍山、霍云领尚书事的职务架空起来。通过这一系列步骤，霍家掌握的权力剥夺殆尽，权力逐渐集中在汉宣帝的手中。面对汉宣帝全面夺权的行动，霍家集团内部惶恐不安，决定铤而走险，举行叛乱，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汉宣帝大规模地镇压了霍氏集团的叛乱，将参加叛乱的人都处以极刑，并废黜了霍皇后，在西汉朝廷中经营盘踞了十几年的霍家势力一朝覆灭，汉宣帝最终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
三、亲躬万机励精图治
在彻底消灭了霍家势力之后，汉宣帝开始掌握政权，“亲躬万机，励精图治”。
鉴于霍光专权的教训，汉宣帝亲政后首先加强君权。自汉武帝设置“中外朝”以来，尚书逐渐成为掌管机要的中枢机构，吏民的上书和诏令的发布都须经此处经办。所以领尚书事的霍光、霍山、霍云等人往往通过参与尚书事务，掌握了机要大权。汉宣帝为了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尚书制度进行改造，扩大了由宦官控制的中书的权限，下令无论是吏民上书，还是诏令的拟定发布，都由中书负责，不需经过尚书，从制度上保证了君权的独尊。
其次，汉宣帝对吏治进行了整顿。汉宣帝曾生活在民间，深知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无冤屈愁苦之事，关键在于吏治的好坏。他特别重视刺史、郡守的选用，把它看成是整顿吏治的重要环节，每当朝廷要任命刺史、郡守时，他都要亲自过问。在新任刺史、郡守赴任之前，他要亲自接见，当面考察，要求这些新任的刺史、郡守写出任期责任状，以便以后对他们的政绩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循名责实”。在此基础上，对不合格的官吏给以降职处分或者免职，对治绩优异的官吏及时给予表彰或给予破格提拔。和汉武帝专用“酷吏”的作法不同，汉宣帝在任用地方官时，不仅使用了一大批干练精明的能吏去镇压不法豪强，而且还任用了大量“上顺公法，下顺人情”的“循吏”去治理地方，由此大大改变了过去吏治苛严和败坏的现象，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势。
汉宣帝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平理冤狱。在这个问题上，汉宣帝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特色：“霸王道杂之。”也就是一方面强调法制建设，主张执法严明，以惩治不法的官吏和豪强；另一方面又废除苛法，平理冤狱，缓和社会矛盾。汉宣帝亲政不久，针对刑狱审判不合理现象的存在，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执法公正作出表率。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下令增设了廷尉平一官，定员4人，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从制度上保证了执法的严肃性。地节四年，汉宣帝下诏令，认为“首匿连坐法”违犯人之常情，又牵连无罪亲属，下令废除。之后，他又下令赦免所有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的刑事责任。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又派遣丞相属官24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汉宣帝在位25年，先后颁布了10次大赦令。
汉宣帝还继续执行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针对流民问题，宣帝曾多次下诏把公田赋予流民和农民耕种，部分地解决了农民和土地脱离的问题。为防止农民的破产，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又采取了一系列减轻赋税徭役的措施；地节三年，下令减天下盐价，纠正了由来已久的盐价偏高、人民负担过重的弊端；五凤三年，下令减天下口钱，并鼓励流民占著定居，凡流民归还乡土者，当年免收算赋并免除徭役；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又下令减少全国百姓算赋的四分之一，每人每年30钱。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地方官员都把劝科农桑、发展生产看成了当时急务。汉宣帝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大发展。
四、中兴盛世帝国一统
汉宣帝刘询经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使国计民生种种状况较之前朝有了大大的改观，形成了中兴盛世。在宣帝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猛跌，创造了汉代最低价。为防“谷贱伤农”，宣帝还建立“常平仓”，以国家力量干预粮食价格。在思想文化方面，宣帝主张经学各派兼收并蓄，并亲自主持召开经学大会。当时，文学方面汉赋的创作，达到了可与武帝时比美的极盛境地。
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是由秦始皇创其始，汉武帝毕其功的，汉宣帝时又进一步巩固发展。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侵略乌孙，乌孙向汉廷求救。汉宣帝派田广明等5将军出塞2000余里，联合乌孙夹击匈奴，共动用了20万兵力，这是汉武帝之后对匈奴采取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后，匈奴衰耗，边境少事。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迫于汉朝的威力，匈奴日逐王归附汉朝，汉军占据了车师，将匈奴势力逐出西域，汉宣帝任用熟悉西域事务的郑吉担任西域第一任都护，兼护南北两道36国，确立了西汉对西域的政治统治。汉宣帝还将屯垦区扩大到了乌孙的赤谷城，进一步巩固了祖国的西北边疆。当乌孙内部发生动乱时，他派长期生活在乌孙、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冯缭为使节出使乌孙，排解了乌孙贵族内部的矛盾。甘露三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汉宣帝，表示归服西汉中央政府，汉宣帝隆重接待，并举行有数万少数民族参加的盛会，来显示西汉王朝民族间的团结，给呼韩邪单于以深刻影响。宣帝又派兵护送呼韩邪单于到光禄塞下，资助谷米数万石。从此，汉匈之间结束了长达150多年的战争状态，建立了匈奴呼韩邪政权对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同时也密切了塞北各族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宣帝以后数世，北方边境不见烽火之警，牛马布野，人民蕃盛，一片和平景象。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派名将赵充国率兵平息了西羌族的叛乱，并留兵屯田湟中，置金城属国管理归附的羌族各部落，加强了西汉中央政府对西羌的控制。
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逝世，终年42岁，谥号“孝宣皇帝”。子刘奭继位为元帝。
第十章 元帝刘奭
一、柔仁好儒尊师崇傅
汉元帝刘奭是宣帝刘询的长子，母亲许皇后。刘奭在宣帝为平民时生于民间，2岁时宣帝即位，9岁时被立为太子。宣帝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宣帝逝世，27岁的刘奭即位。元帝是一个柔弱君主，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
刘奭长大以后，柔仁好儒，见宣帝治国重用刑法，曾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本有制度，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恐怕是一个性格懦弱、不善用人的低能继承人。他担忧刘奭不能继承重任，有意更换太子，但又不愿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所以一面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一面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奭
果然，继位的元帝放弃了汉室前几位皇帝的“杂用王霸之道”的传统，重视经学，独尊儒术，尊师崇儒。所以，朝中的重臣大多是他的师傅和儒生。
宣帝临终之前，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另两位是元帝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肖望之是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宣帝时任太子太傅，教授《论语》和《礼仪》，与同时教授《尚书》的少傅周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帝在病中拜肖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拜周堪为光禄大夫，授诏辅政，兼领尚书事。肖、周二人本为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元帝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元帝对师傅极为尊重和信任。
元帝还大力擢用儒生。当时，肖望之推荐了博学多才的大儒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付以重任，并加官给事中，即特赐随便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之权。他即位不久，听说琅邪（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明经洁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做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元帝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
在元帝起用的儒生中，有不少性格耿正，敢于直谏的人。元帝重儒，因而对于直言极谏的儒者多不怪罪。薛广德敢于直言，有时甚至搞得元帝很难堪。一次，元帝出宫中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忽然产生了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打算放弃桥渡路线，改坐楼船前往宗庙。薛广德拦在元帝前，脱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头，要求元帝从桥上通过。元帝让他戴上帽子起来，薛广德说：“陛下不听为臣规谏，臣将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那时陛下就不能进庙去祭祀先祖了。”元帝听后，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对元帝说：“陛下，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元帝瞪了薛广德一眼，说：“晓人以理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通过。
二、宠j任佞优柔昏聩
元帝尊师重儒的同时，也宠j任佞，一批j佞小人麇集于朝廷要枢，石显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依靠元帝宠信，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犯法受宫刑，入宫为宦官，宣帝末年任中书仆射，与中书令弘恭结为党友。元帝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了。他口齿伶俐，头脑狡黠，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和语言探测出皇帝尚未明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石显等人以久典枢机、熟悉朝务为优势，常常非议、抵制甚至推翻领尚书事的肖望之、周堪的意见，引起肖、周等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石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周为首的正直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
肖、周向元帝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j佞势力。元帝性格柔弱，采取折衷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元帝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氏又稳操实权，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
正直派失败后，朝中有一名郎官，名京房，他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订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元帝很赏识这套方案。但京房深知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在一次晏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谏。京房问：“周幽王、厉王为何危身亡位？他们任用的什么人？”元帝说：“君主糊涂，用的是巧佞人。”京房又问：“知道巧佞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贤明？”元帝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接着问：“那么后人为何知道他们不贤明？”元帝说：“后人看到乱世亡君的恶果，所以知道不贤明。”京房说：“这么说来，是任贤必治，任佞必乱。那么幽、厉为何不觉悟，为何一直任用佞臣，以致搞得国破身亡？”元帝回答：“面临乱亡的君主都自以为任用的臣是贤臣，若都觉悟，天下哪里还会有昏君呢！”京房把话锋一转，问：“那么陛下观当今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毫不隐讳地说：“也算是极其混乱了，还有什么说的。”京房又问：“那么当今陛下任用的是何人？”元帝支吾其词：“……话不能这么讲，今天虽然混乱，比幽、厉时还算好些；况且这与用人没有关系。”京房感慨地指出：“陛下，前代君主就是这样看待他那个时代的，臣恐怕后人评论今天，也像我们今天评论前代一样啊。”元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话，他问：“那么，你说今天为j行佞的乱臣是谁？”京房回答：“明主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朕不知道。如果知道，朕为何还要用他？”京房说：“臣所说的，就是陛下所最信任、共同在帷幄中密图大事、掌握天下用人权的那个人。”元帝明白京房指的是石显，于是说：“朕已知晓。”
京房这番忠谏，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但京房退后，元帝信用石显一如既往。因为石显已经用各种狡诈手段骗得了元帝对他牢不可破的宠信，石显对元帝骗得越深，元帝对石显越信任，后来干脆把朝政一股脑推予石显。事无大小，都由石显汇报，也多由石显裁决。石显贵幸倾朝，文武百官都敬畏他。继肖望之、周堪、张猛死后，石显为排除异己，又陆续害死京房、郑弘、张博、贾捐之、苏建等人，并迫害陈咸、朱云、王章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