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既有实力，又有影响，一旦起兵，杨坚根本无法控制。因此，在还没有公开宣帝的死讯时，杨坚便借口召他们回到长安，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印符。五王与雍州牧毕王宇文贤联系，请他起兵。但宇文贤很快就被杨坚击败。杨坚明知是五王从中捣鬼，却假装不知，并允许他们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此安定他们。五王看到外面指望不上，便寻找直接刺杀杨坚的机会。有一天，赵王宇文招借口请杨坚吃饭，安排亲信卫士手持兵器守护左右，并暗伏兵士于后。杨坚到后，所带随从均被挡在外面，只有杨弘与元胄跟进去，并且只准坐在门口。元胄看出势头不对，便说：“相府有事，丞相不宜久留。”催杨坚赶快脱身，并强行拉杨坚离开座位，赶快出门，护送杨坚回到相府。杨坚赏赐给元胄大笔财富，并以谋反罪杀死宇文招、宇文遒，其他三王也很快被除掉。至此宇文氏的势力基本被消灭。
然后，杨坚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洛阳宫的营建，以此取得广泛支持。这样，杨坚在京师的统治已基本稳固。
杨坚以外戚专权，引起北周一些地方势力的不满。杨坚本想寻找种种借口，逐步用自己的亲信去控制地方，把原来的将领召回京师，或杀或用，就可兵不血刃地控制全国局势，但都没有成功。杨坚执政刚一个月，尉迟迥便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发难，王谦在益州起兵，司马消难在郧州（今湖北安陆）起兵，局势异常严峻。杨坚一方面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拉拢地方将领，对反对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投入自己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经过半年的战争，三方武装反抗被全部平定，杨坚控制了北周政局。
从辅政之日起，杨坚要做皇帝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铺平做皇帝的道路采取了下列措施：宣布自己由左丞相改任大丞相，废左、右丞相设置，不久改称相国；让自己的长子杨勇出任洛阳总管、东京小冢宰，监督东部地方势力；杨坚由随国公改称随王，以20州为随国，随王位在诸侯王之上；为进一步宣扬自己的家世，追封曾祖杨烈、祖父杨祯、父亲杨忠；为进一步削弱宇文氏的影响，废除所有对汉人的赐姓，令其各复本姓，这一措施得到汉人的普遍拥护。
至580年底，杨坚做皇帝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581年正月，杨坚派人为周静帝写退位诏书，内容极称杨坚功德，希望杨坚按照舜代尧、曹丕代汉献帝的故事，接受皇帝称号，代周自立。诏书由朝廷大臣捧着到随王府送给杨坚。杨坚假意推辞，经过朝廷百官的再三恳求，杨坚才接受。仪式结束，杨坚穿戴上早已准备好的皇帝服装，在百官簇拥下坐上皇帝的宝座。
杨坚由继承父亲的随国公起家，进称随王，故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他又感到随字有“辶”，与走同义，似乎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改元开皇，仍以长安为首都。
三、革旧图新偃武习文
杨坚做皇帝，就要建立杨氏天下。他首先追谥其父杨忠为武元皇帝，庙号太祖，母亲吕氏为元明皇后；以正妻独孤氏为皇后，长子杨勇为皇太子。为吸取宇文氏没有强根固本的教训，杨坚封杨氏诸弟和众子为王，并各掌一州，兼管周围各州军事，又都配备亲信重臣辅佐，以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杨坚是在刘昉、郑译等人拥戴下控制朝政、并取周自代的，但这些人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况且在杨坚称帝后，刘郑等多恃功自傲，总想得到更多的财富和权力。杨坚要真正治理国家，就必须彻底摆脱这些人的干扰，以免他们以后再跟自己捣乱。这些人逐步被疏远、罢免或杀头。杨坚以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李德林为内史令，韦世康为礼部尚书，元晖为都官尚书，元岩为兵部尚书，长孙毗为工部尚书，杨尚希为度支尚书，杨惠为左卫大将军。后来又提拔了具有军事才能的杨素和有经济头脑的苏威等人，组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
杨坚在杨氏天下基本稳定、政治机构大致完善后，接受高颎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北周官制多模仿《周官》设置，既乱且滥。杨坚接受崔仲方的建议，恢复汉、魏旧制。设三师、三公及五省。三师不掌实权，不置官署，只是给予德高望重者的荣誉职衔。三公虽置僚属，有参预国家大事的责任，但也只是顾问性质，没有实权，也不常设。五省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其中，内侍省是宦官机构，主要掌皇宫中琐事。秘书省掌国家图书历法，是比较清闲的地方，二者在政权中不占重要位置。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协助皇帝执政的决策机构，掌管机密，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皇帝发布的诏书，签署大臣的奏章，对皇帝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对奏章可以驳回或进行处理。尚书省是主持日常政务的机构。尚书省置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查、升降及调动等；礼部，掌祭祀、礼仪及接待四方宾客；兵部，掌管全国武官选用和管理兵籍、军械、军令等；度支（后改称民部，唐时为避李世民讳改为户部），掌管全国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等；都官（后改刑部），掌管法律、刑狱等；工部，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六部始称六曹，由左、右仆射分领。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加强了中央集权，后世遂相沿成例。五省以外，又有御吏、都水二台，及十一寺、十二府，此外还有不少荣誉称号，授给有功的文武官员。
隋建国以前，地方官制极为混乱。580年，北周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全国有211州，508郡，1124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造成极大的财政浪费。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下令废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又合并了一些州县，裁汰了一大批冗官，既节省了开支，又有利于政令的推行。两级制也成为后世定式。
北周末年，地方势力长期威胁中央政府，杨坚专权，也引起地方上的武装反抗。为有效地控制地方，杨坚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全部由吏部统一任免，每年都要接受吏部的考查；后来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换地方，避免发展为割据势力；县佐不能任用本郡人，以免豪强地主把持地方行政。地方政治的改革，巩固了中央集权。
北周的刑律残酷而紊乱。杨坚下令制定《开皇律》，废除了枭首、车裂等残酷刑律，只保留律令五百条。刑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等。并规定只要不是图谋推翻杨氏政权者，不得诛连九族。《开皇律》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为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农民往往虚报年龄，以求躲过纳税年限；豪强地主占有大量依附人口，也想方设法不报户口。为扩大财政来源，开皇五年，杨坚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也称“输籍法”）两项措旋。前者即严格核对户口，实行户籍制度。这一年就检查出成丁男子443万人，并把1641500人编入户籍。根据各家资产情况，从轻做出缴纳赋税的标准，写成“定簿”。这样，百姓不能逃税，地方官吏也难以随意增减克扣，更重要的是把大量依附人口从豪强地主的荫庇下吸引出来。每年正月初五，县令派人检查，重新制定“定簿”，收获后即以此征收。这两项措施使国家掌握的人口剧增，增加了财政收入。
隋朝沿用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每个成年男子可以分配露田80亩，永业田20亩，成年女子分配露田40亩，奴婢与一般农民分田数量相同。均田法又规定：京官一至九品都可得到1～5顷的职分田，收入作为俸禄，免官则交出土地；各级行政机构都可耕种一定的土地，称公廨田，其收入作为办公费用。这种办法节省了大笔财政支出，也就变相增加了国家的实际收入。整个隋朝，国家的仓库都堆满着粮食和绢帛，呈现经济繁荣的景象。
隋代对农民的赋役征收主要是租、调和力役。它规定：男女3岁以下为黄，4～10岁为小，11～17岁为中，18至60为丁，60以上为老。负担国家赋役的主要是丁。一对成年夫妇每年要交纳粟3石，即租；种桑养蚕地区每年交绢1匹（相当于4丈）和绵3两，种麻织布地区每年则交布1端（相当于5丈）和麻3斤，即调。没有结婚的单身成年男女可交租调规定的一半。成年男子每年为国家服徭役1个月，称“力役”。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又规定成年男子的力役，50岁以后可以交纳布帛代替，称庸。租庸调制一直影响到唐代。
为便于把潼关以东地区的粮食、布帛运到首都，开皇四年，杨坚命当时的“巧匠”宇文恺率领民工开凿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也为两岸的土地提供了灌溉条件。
魏晋以后，国家分裂，币制非常混乱，影响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杨坚建国后，下令改铸五铢钱，废除其他古币和私人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又统一了度量衡，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突厥原是活动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东迁，在蒙古草原活动，北齐、北周时经常侵扰内地。杨坚初执周政，即采取和亲政策，努力缓和双边关系。杨坚代周，突厥大举南侵，攻掠今甘肃和陕北一带，被杨坚派杨弘、高颎等在开皇二年率兵击败。为阻止突厥的南下马蚤扰，杨坚三次征发民伕修筑长城，并加强防御。不久，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发展，东突厥逐渐南附，接受隋朝的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对长期依附北周的后梁，杨坚一开始采取笼络政策，当经济和军事实力有较大发展并对统一江南做好了准备后，杨坚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再存在独立王国。开皇七年八月，杨坚征召后梁帝萧琮到长安，将其软禁，并派兵灭掉梁国。
杨坚建隋后，即开始做统一江南的准备。在巩固了内部、缓和了与突厥的矛盾和灭梁之后，开皇八年秋，杨坚共发兵518万，东起海滨，西至今四川，在整个长江沿线水陆并进，向陈发动大举进攻。这时，陈总有兵力不过10万，而君臣仍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在隋的全面进攻之下，后主陈叔宝及文武百官全部做了俘虏。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由杨坚再次统一。
隋初仍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战士和家室、土地自成一个系统，不受地方州县辖制。灭陈之后，战争已基本结束。为把府兵变成国家的纳租对象，开皇十年，杨坚对府兵制进行了较大改革：所有军人，户籍全部划入当地州县，土地分配和赋役征收与原来的农民完全一样，只是他们仍有军人的职责，受军府管辖。这种兵归于农、兵农合一的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政府对军人的控制，这一制度到唐代仍然沿用。
同时，杨坚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下令除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立即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全部销毁；军人子弟应尽力改从学文，要把尚武之风改变成习文之气。
四、猜忌功臣佞信佛道
杨坚代周建隋，在政治、经济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改革，北抚突厥、南灭陈，完成全国统一，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同时，杨坚又有非常平庸鄙陋的一面，猜疑、苛察、喜怒无常、迷信佛道，不学无术、废除学校等等。
杨坚做皇帝，是使用了阴谋诡计，由独揽朝政发展为取周自代。他的经验就是成功地利用了周静帝年龄幼小、宇文氏又没有有效地控制大权的机会。因此，杨坚在使宗亲、亲信把持大权的同时，极力加强自己个人的专制统治，对朝廷百官、特别是功勋卓著的文武大臣，时时保持高度的警惕，对他们的言行密切注意，惟恐他们也走自己的道路，颠覆杨家的天下。杨坚在建国初期成功地排除了曾对他做皇帝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没有治国能力的刘昉、郑译等人，使用了高颎、苏威、李德林等一批真正能帮他治理国家的人材，给予他们高官厚爵，但他们又引起了杨坚的猜疑。至杨坚晚年，开国功臣、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地方将领、南平北抚的文武大将、帮他在中央主持一系列改革的重臣已所剩无几，或遭杀戮，或被废弃，他们大部分都没有明显的恶迹，只是充当了杨坚猜疑的牺牲品。
梁睿本是北周旧臣，在征讨王谦时有大功，出任益州总管。只因他在益州颇得人心，杨坚便怀疑他有发展地方割据之意。梁睿也深知杨坚怀疑自己，便主动辞去益州总管的职务，到长安去做京官，接受杨坚的直接监督，但终逃不掉免官的命运。
王世积也是北周官僚，在平尉迟迥和灭陈时，数有大功，进位上柱国。王世积亲眼看到许多功臣被杀，从此嗜酒如命，不参预任何政事。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杨坚征辽东，以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回师后任命其为凉州总管。这时，王世积的一个亲信皇甫孝谐犯罪，被官府缉捕，投奔王世积，王世积没有接受。皇甫孝谐被捕，判以发配，为报复王世积不肯包庇，诬陷王世积谋反，杨坚明知并无任何根据，仍下令处死王世积。
虞庆则也是北周旧官，因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颇受杨坚赏识，位至尚书右仆射，成为除皇帝外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开皇十七年，海南人李世贤叛乱，杨坚指名要虞庆则为行军总管。在回师途中，虞庆则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若在这里有一个合适的人驻守，只要有足够的粮食，便难以攻破。”虞庆则妻弟赵什柱回京告他谋反，杨坚便趁机杀死虞庆则。
高颎是杨坚较早笼络为心腹的一个。高颎父本是独孤信的部下，被赐姓独孤氏。杨坚的妻子是独孤信的女儿，故杨坚和高颎的关系一直很融洽。杨坚代周，高颎是高参；杨坚做皇帝，高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是掌实权协助杨坚治国的第一号人物；政治、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杨坚都得之于高颎高颎是杨坚长期依赖的亲信，也是最得力的助手。杨坚对高颎非常信任，常把高颍比作镜子，说他可以矫正自己的过失；有人说高颎的坏话，一律不听，甚至治告状者的罪；封官职、爵位都到极限，赏赐的财物更无数。但至开皇末，杨坚对长子杨勇越来越不满意，准备把帝位传给次子杨广，但高颎不同意，双方产生了矛盾。杨勇的女儿是高颎的儿媳妇，若杨勇继位，高颎则是地位显赫的皇亲国戚。杨坚是以外戚身份谋取帝位的，故对此非常敏感，认为高颎坚持让杨勇做皇帝，实是想步自己的后尘。后以王世积之事株连高颎，便罢免了他的左仆射职务和上柱国勋衔。有人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杨坚没做任何核实，就认定为真，只是不愿落个连续杀戮功臣的名声，才没有杀死高颎，而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贬为平民。
杨坚经常使人四处查访，凡稍有过失者，都要加以重惩。刑部侍郎只因太想升官，在一次上朝时穿上了一条红裤子，杨坚把红裤子的含义理解为避邪，上朝穿避邪的衣服显然是把皇帝看成了邪，马上下令推出去杀头。当时任大理寺丞的赵绰提出异议，认为根据法律不该杀头。杨坚说：“你可惜他，就不可惜你自己的生命吗？”又有一次，时值某月初一，在上朝时有个别武官的衣服与佩剑穿戴得不整齐，杨坚认为这是对朝廷的不尊。他没有直接向武官问罪，而是责备专管弹劾大臣的御史为什么没有当场对他们提出弹劾，便命令杀掉御史。谏议大夫毛思祖出来劝阻，也被当场杀头。为禁止官吏受贿，杨坚还派人私下四处行贿，一旦有人接受，便马上处死。
为树立自己的权威，杨坚在宫廷中长期放着仗棒，稍不如意，则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就要打好几个人。杨坚还常嫌持杖者下手过轻，怀疑他们手下留情，便要推出杀头。故宫廷中常有人死于杖下。高颎等人都曾提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建议宫廷不设杖棒等刑具。杨坚一度废去杖棒，但他想打人时，用马鞭抽打感到不过瘾，很快又把杖棒放入宫廷。百官犯法本应交大理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