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的请求，于十月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其他诸子为王。
万历朝因为建储的分歧等原因，朝臣逐步分成一些党派，并在十几年的建储之争中逐步公开化、尖锐化。那时，官僚集团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人数多，声势大的维护礼法、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守正群臣；另一股，是站在万历与郑贵妃一边，主张“废长立爱”的反对派；第三股是既不倒向哪一边，而又经常摇摆不定的握有权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势力中，有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在朝期间，先是力主册立皇长子，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又极力推举因拥立皇长子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出任阁臣，连连忤逆万历旨意，因此被贬回原籍无锡。无锡城东有座后来闻名天下的“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当时已经荒芜。顾宪成归家后，倡议出资修复，此后，便与同胞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意气相投的人在此讲学。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逐渐吸引了许多官场失意、不满现状、看不惯世道、与当权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盛时，书院都容纳不下。他们不仅讲学，而且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讽议时政，评论人物，深得社会上一些持相同政见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连朝中的许多官僚士大夫，也因为赞同他们的主张，而参加他们的党派活动。久而久之，东林书院成了当时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顾宪成一班人也成为和当权者相抗衡的一股政治力量，被称为“东林党”。与东林党公开作对的是万历二十二年入阁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是浙江宁波人，平素为人圆滑，政治手段老辣，尤其善于逢迎神宗旨意，拼命维护朝廷。他联合了出任京官的浙江籍人氏，互相呼应，攻击东林党人，被称为“浙党”。“浙党”与“东林党”，是万历年间两个最大的党派。此外，还有依附于“浙党”的“楚党”、“齐党”，以及“昆（江苏昆山）党”、“宣（安徽宣城）党”等等以同乡关系结成的党帮。这些党派互相倾轧、互相争夺。其中，以“浙党”为首的、由许多党派结成的“邪党”，依附朝廷，攻击东林党，使这场斗争的双方成了当时最大的两股政治势力。这两股势力的矛盾和斗争，随着政治危机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势如水火。
那时的党争，在“京察”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激烈。“京察”是明朝考核京官的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和品行，分别给予升降、罢官等奖惩，凡因此被罢官的，终身不再起用。所以，各党都充分利用京察作为排挤打击对立党派的手段。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借机将浙党官员钱梦庚、钟兆斗等贬谪。沈一贯得知十分恼怒，一面将京察的奏疏扣住不发，一面上疏神宗，弹劾温、杨及其同党。到了万历三十九年，齐、楚、浙党主持南京的京察，大肆斥逐东林党人。对于这一切，神宗几乎都不大过问，有关的奏疏，也大半“留中”，甚至听凭有关机构自行处置。
四、民情激变边疆不宁
万历朝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神宗的挥霍无度、横征暴敛，加上水、旱、蝗之灾连年不断，百姓穷困，搞得国家财政枯竭，民怨，尤其是矿监税使肆无忌惮地压榨，更使人民的反抗情绪如干柴烈火，反抗斗争遍及全国。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四月，山东临清最先爆发了反对横征暴敛的斗争，矛头指向税使马堂。马堂是天津的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不仅苛征重敛，而且公开抢劫财物，搞得远近没有集市，激起众怒。数千人齐聚税署说理，马堂却下令镇压。愤怒的人群冲进衙门，焚毁税署，杀伤马堂爪牙多人，并将其本人赶跑。第二年，税使陈奉到湖广征税，敲诈恐吓，破门抢劫，无恶不做，导致民变。数万群众将陈奉衙署团团围住，吓得陈奉躲到楚王府，愤怒的民众火烧官署，将为虎作伥的爪牙陈文登等16人投进滔滔长江。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江南爆发了一次明朝末年最有声势、组织最严密的反矿监税使斗争。著名丝织业城市苏州的数以千计手工业丝织工人，被税使孙隆压榨勒索得纷纷失业，加上当地又发生水灾，生计十分困难。六月初三日，织工葛贤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带头暴动，高喊：“宁可拼死，不杀恶棍，不逐孙隆，誓不罢休！”市民们闻风响应，很快聚集了2000多人。然后分成六队，每队一人带领，以摇芭蕉扇为号，一路浩浩荡荡向税署冲击，中途参加的群众不计其数。暴动的民众群情激愤，他们包围了孙隆衙署后，用乱石打死他的随从黄建节，将抓住的其他五六个爪牙，捆绑手足，投进河里，并将恶棍汤莘的家放火烧毁。孙隆吓得丧魂落魄，改易便服，爬墙逃脱。万历三十年后，城乡人民和前线军兵的反抗斗争日益增多。那时候，江西上饶、景德镇，云南腾越，福建漳州等地民众暴动的奏表，每次都急如星火地送到神宗手里，而几乎每次，又都被他留中。因神宗知道兵部自会依律派兵镇压，他也比别人更清楚，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其实是他自己。那恶名远播的“采榷”，那不理朝政的做法，都无一例外地自蹈死地，将大明王朝推入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更为直接的威胁，却来自神宗最初一无所知、直到万历四十四年始觉骇然的北都边陲。这一年，早就窥视大明江山的努尔哈赤，在统一了大部分女真族部落之后，于赫图阿拉称汗，国号大金，年号天命，历史上称为后金。他本人被贝勒、大臣们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从此，脱离过去与明朝的隶属关系，公开与其为敌。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以杀祖杀父之仇等“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
这一年的春天与以往没什么两样，御花园里照旧桃红柳绿。庸懒倦怠的神宗，仍然不觉大祸将至，对边将和兵部、吏部的告急不予理睬。四月二十一日，抚顺被努尔哈赤攻克，守城将士战死上万人，告急的羽书，一天数十次地传来，神宗这才着了慌，并下决心要与努尔哈赤决一死战。第二年二月，神宗命兵部调集了近9万人的兵力，连同1万多朝鲜兵，约计10余万人，号称47万大军，由辽东经略杨镐指挥，企图将后金一举歼灭。然而户部却疏告兵饷缺300万两银子，请求从大内存银中调拨。当时的大内银库，每年增加金花银120万两，所以内币十分充足。但是，神宗向来都是视内库为私库的，自己掏钱用来给国家去打仗，这在一个小商人看来实在是太划不来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无奈，户部只好自己去东拼西凑。而真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请求拨款百呼不应，但建议加派却朝奏夕可。万历四十六年八月，户部尚书李汝华疏请增加赋税，九月，神宗就下令追加天下田赋，每亩加征银35厘。第二年十二月，以大军反击，急需军饷为由，又决定每亩再增征35厘。到了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竟决定再次追加，每亩增征银2厘。这样，三年三增，因此成为岁额，累计每亩净增已达9厘，年田赋增征总额为520万余两。许多农民因此被夺去土地，流离失所，怨声载道，终于导致后院起火，山东、河南等地农民暴动接连不断。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底，明军终于调集到辽东前线，然后兵分四路合围努尔哈赤主力。努尔哈赤采用诱敌深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只几个回合下来，打得明军损兵46万余人，折将300余员，被迫撤出辽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战役后，后金与明王朝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后金的军事力量大大增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当年，后金兵又攻取开原、铁岭等地。10万铁蹄踏过辽东大地，直逼大明王朝的莽莽边墙。
神宗被深深地震动了。萨尔浒的失利，将亡国的威胁明白无误地推到了神宗面前，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困顿和凄凉。不久，就染上病症。拖了一年多，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七月，神宗的病情突然加重，半个多月不思饮食。他深知将一病不起，便召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和各部尚书等人到弘德殿，托付他们勤于职守，辅佐常洛。二十一日，神宗以58岁未老之身，一命归天。此后不久，被召诸臣出示万历遗诏，大意是说：“因为有病。朕多年来只顾静养，很少赴郊庙早朝，奏疏多为留中，官员缺了不补，加上矿税繁兴，征调四出，搞得民生艰难、内外交困，日思夜想，不胜追悔，刚想改革，却一病不起，只好有赖后人了，皇太子常洛可嗣皇帝位。”然而，这一切无论是死后钓誉，还是真心感悟，都为时太晚了。明王朝已经衰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万历身后仅第7年（熹宗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陕西灾民暴动，揭开了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第三百五十章 光宗朱常洛
一、偶然得生侥幸得立
光宗是明王朝第十四个皇帝，为宫女王氏于万历九年所生，在位仅1个月，是明王朝所有皇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死后葬于庆陵。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是个平常的年份。但它对朱常洛却至关重要。正是这一年的一个偶然时刻，才衍生了他以及他近40年莫可名状的荣辱悲欢。
对这个时刻的到来，他那当时年仅16岁的生母王氏毫无精神准备。那时她是慈宁宫里侍奉皇太后的一名普通宫女，18岁的神宗常去母亲那儿请安，也未对她特别注意。但是这一天，神宗却不知怎么要洗手，王氏就端过一盆水凑近皇上，于是被临幸。一段时间后，王氏的身孕逐渐显了出来，这令盼孙心切的皇太后欣喜异常，便借神宗陪宴的机会，问起这件事。谁知，神宗却态度冷漠地说不曾有过。太后这才明白，这皇帝儿子根本没把她的宫女放在心上。无奈，只好令人取出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当面验对。神宗一时面红耳赤，只好承认确有那么一次冲动。太后趁机安慰说：“我老了，还没见过孙子。这次若生个皇子，也是宗社的福分。”神宗无话可说，便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数月后，又封为恭妃。
按照明王朝有关宫廷规矩，如皇帝不承认宫女的身孕与自己有关，轻者宫女腹中的孩子得打掉，重者宫女就得丧命。因此神宗如果一念之差就是不承认，或者皇太后拿不出证据，朱常洛根本就不可能来到这个世上。
朱常洛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八月十一日出生，便有了皇长子的名分。那时，神宗虽有王皇后和刘昭妃，终因二人都终生不生养而无子嗣，常洛出生，皇太后与廷臣们都想到了立储问题。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以后的太子就是常洛了。所以，常洛在祖母皇太后面前格外得宠。他聪明活泼，无忧无虑，平稳地生活到万历十四年他的弟弟、皇三子常洵降生。
常洵的降生给他的命运带来了重大变化。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郑贵妃极受神宗的宠幸，因此，常洵出生后，神宗借机将其母封为皇贵妃，并为常洵大办庆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
有些大臣怕“子以母贵”，神宗会“废长立爱”，因此就上奏要求早立太子，而一批揣摸神宗意思，成为郑贵妃朋党的人就极力阻挠，因此朝中开始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守正的廷臣、言官们为维护“礼法”和他们的党帮利益，坚持要把常洛立为太子，奏疏雪片般地向神宗飞去，神宗对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请求十分反感。于是上疏的大臣大多因此获罪被贬。然而，能左右神宗的皇太后却支持“立长”。一天，神宗去请安时，太后问为什么不尽快册立常洛。神宗吭哧了半天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一听勃然大怒，斥责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神宗从此才不敢再公开反对立长子。
但他采用拖计，不反对立长子，可就是不立，名义上的借口是皇后还年轻，还有可能生出嫡子。
到了万历二十年，嫡皇子还未出生，朱常洛已11岁，却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廷臣们见短期内册立无望，便纷纷疏请对常洛能按太子预教的祖制，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并学习为君之道。这是一种迂回的对策，他们希望造成常洛就是未来太子的声势。不过，万历二十年的预教之请很快就被神宗扑灭了。他抓住礼科给事中李献可联合六科诸臣所进的疏请将弘治年号写错了这一小节，痛斥其欺君罔上，同时，株连贬斥了大学士赵志皋、户科左给事中孟养浩等疏请预教最为激烈的11个人，使满朝文武惊骇感叹不已。
但大臣们仍不甘心，仍有不少人拼死上书，加上朱常洛确实也该启蒙教育了，因此神宗才在万历二十一年不得不下令举行预教典礼，一切仪注都与东宫讲学一样。
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常洛很珍惜。他深知父皇对他必定多有刁难。上学后，神宗对常洛的要求，果然无礼而苛刻。按惯例，皇子的“经筵”、“日讲”，以一天的上午9点到11点开始，如遇天气过冷或过热，即传免。但常洛却必须从早上3点到5点就开始，无论多冷、多热，也不得停讲。冬天天寒地冻，神宗却常常故意不传赐暖耳、烤火炉等用具。这一切，常洛都默不作声地忍受了。在还没有被册立为太子的时候，他不想因小失大。不仅这样，他还相当注意表现自己的才华，争取人心。一次，讲官董其昌问：“如何理解‘择可劳而劳之’这句话？”常洛回答：“就是‘不轻用民力’的意思。”讲官们都为年龄不大的皇长子能做如此准确、机智的解答，感到十分高兴，到处赞颂他勤于苦读，聪颖不凡；勤于思考，旁通大旨。守正的廷臣、言官们听说了，便更加认为“立长”的正确；神宗得知了，竟追忆起自己6岁时由张居正等大臣预教时的情景。他无可奈何地想，难道真的非册立常洛为太子不可吗？
7年之后。朱常洛终于被册为太子，他的几个皇弟也同一天受封为王。此后不久，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至此命运之神终于向他微笑了。
地位初定，朱常洛松了口气。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太子的生活与想象的相距很大，他的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那时候，他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慈庆宫的供奉很淡薄，不要说跟祖制的太子俸禄无法相比，就是与其他皇子比也让人感到寒酸。而更令常洛难以忍受的，是神宗其实并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出阁讲学，他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但刚刚开始不到一年，便莫名其妙地给停了。册为太子后，他曾明里暗里几次表示愿意接续下来，神宗却一概不予理睬。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由于廷臣们连疏数百封，神宗才下令，在辍讲已经11年后再重新举行。这次常洛格外恭敬用心，对侍班、讲读官员一律尊称先生，赏赐酒馔。听讲回答，敏捷精妙，博得内宫处廷一片赞誉。然而一讲之后，又是莫名其妙地令停，此后再未举行过。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常洛的选侍王氏生了皇长孙朱由校。神宗得知，反应淡漠，给了兴奋得有点失态的常洛兜头一瓢凉水。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常洛生母王恭妃长年抑郁，终于病重。常洛请求再三，才被准许探望。来到宫前，却见大门上着锁，常洛很为母亲门庭冷落而难过。此时，王恭妃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她用颤抖的手上下摸着常洛，哭着说：“你长这么大了，我死而无憾！”母子俩抱头痛哭。王恭妃死后，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说：“皇太子母妃病故，丧礼应从厚。”神宗未表态。众臣又上疏，这才赐谥肃靖皇贵妃。这件事，常洛一直耿耿于怀。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在经历了这许多事后，常洛知道自己的地位还很不稳固。而更大的危险，则在于以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一天都没有放弃使自己的儿子福王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