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龢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龢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为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和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过翁同龢的“代呈”，光绪帝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那就是变法维新。他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此前，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帝间接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便十分赞赏。以后，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说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悌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光绪要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明白现在还不到废帝的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诸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发愤为雄。自《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9月21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各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发展近代工商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奖励发明创造；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他们不学无术，因循守旧，鼠目寸光，只知图高官厚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置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顾，形成一种十分腐朽顽固的社会力量。光绪帝要变法改革，不仅撞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触及到这些顽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光绪帝和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必然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斗争。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准备条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布：一，以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绪帝的左膀右臂；二，规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都需向西太后谢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三，将王文韶调进中央为军机大臣，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由此抓住了京师重地的军权。这些谕旨的实质就在于，西太后不仅控制了军政权力，加强了顽固守旧力量，还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对西太后的压力，光绪帝也采取了对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地点就在西太后身边、颐和园的仁寿殿。他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折奏事。但与西太后扶持顽固派的力度相比，光绪的手段就软多了。
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中旬，变法已进行了近3个月，光绪帝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实际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在这期间，光绪帝尝到了改革的酸辣苦咸，也感受到了守旧派的愚昧和狡诈。但是，他知道改革变法的事业不能停止，必须继续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在8月中下旬，光绪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变法运动推向深入。
首先，废除旧衙门，严厉打击顽固分子的破坏行为。变法开始的时候，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只增新衙门，勿废旧衙门。可是，顽固派的干挠破坏使光绪帝十分恼火，他认为有必要对守旧大臣进行警告和处置，所以光绪帝冲破了“只增新、不黜旧”的框框，果断地向封建旧官僚体制开刀，裁撤闲散机构和冗员。光绪帝颁布谕旨，把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宣布，上下冗员也一律裁撤尽净。并严词警告内外诸臣，不准敷衍了事，多方阻挠，否则定当严惩，决不宽贷。光绪帝的大胆举措，使清朝的守旧官僚们惊心动魄，人心惶惶，都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有的甚至被吓得大哭不止。
其次，提拔维新人才，加强变法力量。分别诏谕任命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虽然这4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认识不尽一致，但却都有变法愿望，尤其是谭嗣同，更是坚定的变法维新人士。
再次，光绪帝准备模仿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设议院，兴民权本是康有为等宣传变法时的重要内容。但是变法开始以后，鉴于严峻的现实，康有为放弃了这一主张。光绪一帝对设立议院有一个认识过程，逐渐产生加紧实施以推进改革的想法。对此，顽固派既恨又怕，百般劝阻。大学士孙家鼐危言耸听地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帝曾决然回答说：“朕只欲救中国，若能拯救黎民，朕虽无权又有何妨？”八月下旬，光绪帝想把设议院的主张付诸实施，康有为劝他说：“现在守旧之徒充斥朝廷，万不可行。”光绪帝想了想，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但他不肯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因此准备采取变通方式，即开懋勤殿。其目的在于把维新的骨干人物集中在一起，并聘请国外政治专家，以议论制度，全面筹划变法事宜，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指挥中心。
可以看出，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中下旬，光绪帝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勇气，大胆推进变法，维新运动向纵深发展。可是，变法的深入，使光绪帝和顽固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尤为重要的是，光绪帝的改革行动，激怒了一直伺机而动的西太后。八月十九日，因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官员压制维新派，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侍郎六个官员全部撤职。对光绪帝罢免怀塔布等人，顽固派大臣十分不满，纷纷要求西太后出面制止。怀塔布的妻子经常在颐和园侍候西太后，深得西太后的喜欢，她利用这种机会，更是多次哭哭啼啼，请求西太后的庇护。有一天，光绪帝照例到颐和园向西太后问安，西太后满面怒容，厉声说道：“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轻弃；如今你以远间亲，以新间旧，依靠康有为一人而乱家法，何以面对祖宗？”光绪帝分辩说：“祖宗若在今日，其法也不会与以前一样；儿臣宁愿坏祖宗之法，也不愿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西太后心想，不能再让光绪帝干下去了，自己收拾局面的时候已到。于是，西太后便和其亲信开始了紧张的密谋活动。他们一面大造舆论，散布紧张空气，一面加紧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发动政变。遵照西太后的旨意，荣禄密调聂士成的武毅军进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附近的长辛店，蠢蠢欲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西太后等人的进逼，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急，于是便同维新派一起，也加紧制定对策。八月三十日，光绪帝给康有为一个密诏，让他和谭嗣同等迅速筹划，设法相救。可是光绪帝和维新人物既没有实权，也无军队，因此显得十分软弱，当即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九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帝先后两次召见当时以维新派面目出现，手握一定军权的袁世凯，给他加官进爵，竭力拉拢，幻想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来保护自已，保护维新事业。可是，狡诈的袁世凯并未明确表示要真心诚意地为光绪帝效劳。至此，光绪帝也认识到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了。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将来的维新事业留下组织力量，光绪帝于九月二日密谕康有为说：“你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望你爱惜身体，善自调养，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这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也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做积极的努力。九月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九月五日，光绪帝又接见了来华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滕博文，希望他帮助自己。当天，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圣躬。可以看出，光绪帝以及维新派在紧急关头，病重乱投医，未能拿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急办法。相反，西太后及其亲信却做了大量的准备，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在这新旧较量的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雪上加霜，又给光绪帝等人捅上了一刀。九月五日，袁世凯被召见以后，立即乘火车赶回天津，把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谋划全盘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车赶到北京，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听到荣禄的报告后，十分恼怒，她痛恨维新派，更痛恨光绪帝，恨不能立即处置他们。第二天黎明，西太后在重兵控制北京后带人直奔光绪帝的寝宫，光绪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来迎接，西太后也不理睬光绪帝。命人搜查光绪帝的寝宫，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后怒斥光绪帝说：“我抚养你20余年。你竟听小人之言要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面色发白，慌忙回答：“我无此意。”西太后唾了光绪帝一口，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有你吗？”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谕旨，重新让西太后训政。随后颁布谕旨，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政变以前逃出，幸免于难。九月十三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6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绪帝及其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绞杀了，光绪帝的变法图强方案也就被无情地摧毁。随之，光绪帝进入了他一生中最苦闷和痛苦的时期。
四、被囚瀛台抱憾而终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帝生活境遇更加恶化了。为了彻底消除光绪帝的政治影响，西太后曾连续3次对光绪帝组织围攻和斥责。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当天，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顽固守旧大臣，令光绪帝跪在案前，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审讯一般。她质问光绪帝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历选，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面对西太后的斥责，光绪帝虽然不敢顶撞，但也不想忍气吞声，他为自己分辩说：“我自己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为了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是听信康有为之法。”第二天，光绪帝再次被西太后等人围攻，西太后还逼迫光绪帝颁布捉拿康有为的谕旨。第三天，西太后组织顽臣，将光绪帝寝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