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湛江文学》上发表了。同时我的地址也给登了出来。
就在我进杂志社记者站的当儿，我收到了很多的来信！下面就是其中的一封。字写得很漂亮，文字优美，感情真挚！
阿东：
近来情况好吗？希望你在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有一个阳光般的心情！
无意中看到了你的《向日葵》这篇文章，让我的思绪飘了好远好远，勾起了我深藏已久的回忆，从小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较少，我也知道他们也是想让我们过得更好，所以他们在外做生意，把我带到了奶奶家。80年代初期我叔就去广州发展了，从此我和我的奶奶相依为命，确切地说，我是我奶奶养大的。特别是你把《向日葵》叙写得维妙维肖，也正是你那朴实流畅的言语让我想起奶奶一边晒瓜子一边冲我笑的温馨场景，奶奶炒的瓜子很浓很香。在我该上学的年龄，我就离开了那美丽的小山村，回到了父母身边。在我十一岁那年，奶奶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当我思念奶奶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她半夜起来给我扇扇子、盖被子；我就会想起在奶奶疲劳时我会给她揉揉肩；犯病时，给她敷热毛巾、贴风湿膏；当然我最想的还是她炒的葵瓜子：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其实人不就是这么一辈子吗？短短数十寒暑，刚起跑便到达终点的一辈子，今天过去明天还不知道属不属于自己的一辈子，白了的发便再难黑起来、脱了的牙便再难生出来，错了的事便已经错过了、伤了的心便再难康复的一辈子，一个不容我们从头再活一次即使过一天，过一分，过一秒的一辈子，想到这儿，我便不得不随着苏东坡而叹：寄蜉蝣于天地，涉沧海一粟；我便不得不随陈子昂而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我便不得不努力看看这美好的世界，多留些生命的足迹。
有人说耕耘感情的日子很苦，收获感情的日子很累。但我希望在以后有风有雨的日子里，能真心呵护这一段来之不易的尘缘，帆船只为寻找友谊而启航，女孩的心扉只为心心相印的人而开放，为了友情的风能吹得更轻柔，我愿携同相拥在梦季的风景地，带上《永远是朋友》的歌曲上路，去寻找属于我们年轻人的那一片新天地。
树的方向由风决定，人的方向自己决定。为了我们的人生目标，让我们努力吧，奋斗吧！多珍重！
友：李燕
以后我又收到了她很多的信件和贺卡，我那死水的心经常为那个笔友激起了狂澜，我的生活也因此多了很多的趣味。
真的很感谢《湛江文学》编辑部，感谢他们在十一期上发了我的一篇小文章《向日葵》，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收到了一些热心读者的来信。非常感谢他们的厚爱的友谊！
那些信件我将永远珍藏，那些友谊我将永远珍惜！
第三十二章 车上摇晃的岁月
还记得那天，我从深圳人才市场走出来，坐上456路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正是我刚才去面试的那家杂志社的业务经理高站长打来的。她看了我的简历和附上的一些作品，她觉得很有兴趣，当时就决定让我下午去面试的，并告诉了我地址。我注意到那天的天气不错，可能是因为要去面试的缘故，马路异常干净，就象一条洁净的黑色缎子在眼前无限地铺展。高站长告诉我她下午还有急事，因此决定取消下午的面试。我听了虽有一些遗憾，却也只好作罢。
因为上了车，投了币，又因为我对那个未来要去工作的地方充满了一丝期望，我决定先去看一下地方，太差了以后就不用去了。再说，那地方离梅林关很近，我可以从梅林关坐车回到我住的龙华去。那时候我还住在三线关外，我是从布吉关坐车进去的。
我在一个叫香梅北的地方下了车，附近是知名的山姆商场。杂志社就在一个叫特发小区的高尚小区内，那里是一些白领们出入的地方。那个小区的保安特讨赚，几乎每次都要盘问我，甚至还要登记。就算我在那工作几个月以后，那些保安还是没有改变他们的坏毛病。
这与我之前工作的工厂，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我决定来面试。
就这样，下一个星期我去了那里面试，并顺利地成了那里的一员。面试我的是记者站的刘站长，他对我基本满意，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的普通话不太好，常把记者站说成汽车站。他让我专门跟他，做一名专职编辑，其他人都是采编人员。我记得那时候正是中秋节的前两天，我们第一天上班，就拎回了中秋月饼。
本来我是要求包吃住的，但是杂志社并不提供吃住，我想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想做的工作，不能因为不包吃住就泡汤了。更何况市大部分工作都是这样子的。
因为在市内租房实在太贵，于是我就在关外的梅花山庄租了一间小小的房子，一个月房租两百二，还可以接有线电视，日子就这样过起来。
一月四星期，一星期五天的工作，每天早上按时起床，由摇晃的半小时公车开始一天，问候早安，三小时的工作，打电话，发传真，整理文档，然后吃中饭，一小时的休息，然后四小时的工作，然后再摇晃一个小时回到租房。梅林关堵车是出了名的，早晨出门的半个小时，到了晚上总是变成了一个小时甚至更长。回到家就看我用三十块钱淘来的小电视，沉思一下，或是写一些无所谓的文字。
我们先是进行了一周的培训，也就是讲一些新闻采访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一些马站长长期从事采编工作得出的经验。那些东东都没记住，他讲的一个小故事我倒是记住了。9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在家里教语文的老师下岗辞职来了深圳，他找了一通工作，后来遇到了一家报社招编辑。那家伙素来喜欢舞文弄墨，还在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报社的总编也慧眼识珠，选中了他。那时候很多象记者在外面进行采编都可以拿到油水。每次发工资的时候，那些人总是他的几倍，他拿的是死工资。于是有一天，他从黄页上找了家单位，偷偷地拔了一个电话过去，说是想采访他们，接电话的是一个村的村长，那村长也很爽快，就说你来嘛！于是他就请假去见了那个村长。他们相谈甚欢，走的时候村长还来送他，并从怀里掏了一个纸袋子给他，他先是一愣，拒绝了一下就接下了。他回到报社，将纸袋打开一看，竟是几扎百元一张的钱币，一数，竟是整整的三万块。他当然也没忘记给那个村长写一篇有份量的报道。一篇报道很快在他们的报上登了出来。
说实在的，我们这里虽然自称杂志社，其实只是杂志在深圳的一个记者站，而且还是一个没有正式注册的记者站。但刘站长让我们这样介绍自己，我们是国有事业单位，我们是中国发改委的下属单位，我们的刊名是邓小平亲自题名的。
我们的工作说起来也很简单，刘站长根据“文化立市”的口号策划编辑一部《文明海港》的特辑，作为《中国文明潮》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物色那些想入编的单位，并从那些单位拉到适当的赞助费用。我们的工资就从那些赞助里提成。
在这里工作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底薪的，可以来也可以不来，很自由，还有一种是象我一样的，可以享受一个月八百块的低薪，还可以享受中餐，但必须每天都去单位坐班。刘站长私下里对我说这是给编辑的特殊待遇。
我进记者站的时候，正是记者站的鼎盛时期，除了刘站长，高站长，还有一名司机，一个会计，甚至还有一个人事主管。加上我和其他与我一起招来的十多个业务员，队伍算是蛮庞大的了。其中有一个业务员阿郑，是从法制报过来的，他的嗓门特大，加上女孩子多，记者站里真的很热闹。站里租用的六七间房子里随处都是欢声笑语。
站里有很多新买的花草，其中最突出的是一株发财树，最开始是由人事黄主管专门浇水，后来这任务落到了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同时还有打扫卫生的任务。
除了休息日，我每天都要在公车上度过一个半小时。没座位的时候，我经常从公车的这端走到那端，就为了寻找一个座位，挤公车的人很多，要找个位子，很难。就像在城市里要找到我的一个位置，把握不大，还要找在家庭中的位置，在社会中的位置更难。值得庆幸的是我有时顺利地找到了位子。我默默地坐着，看着车子驶过高楼大厦，看着车子驶过和我一样沉默的人群。有时我则闭上眼睛，听着公车的轮子和地面摩擦作响，刹车片在暴力下嘎嘎鸣叫。如果是上班，人们或许会发笑；从公司里回来，他们便没有了活力，一脸写着疲惫。
不知是从什么，就有一些业务员来得晚了，后来就是一些人请假，再后来就是一些人陆续地走了。那个还留下的阿郑整天有事没事与人事的黄主管抬起了杠，黄主管嫌阿郑态度不好，阿郑则指桑骂槐地说黄主管不干事，不会文章，也不做业务。我很奇怪，刘站长今天站在阿郑一边，明天则站在黄主管一边，在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
黄主管追随刘站长多年，可以说是他的得力亲信，而阿郑则是他希望可以替他淘到金的人才。
这种争吵没有维持多久，阿郑另择高枝而去，在阿郑的影响下，本来就风雨飘摇的记者一下子军心涣散，一下子就走了五六个人。于是我越来越没事干了，刘站长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每天读报，研究报上的那些文章，琢磨怎样比那些文章写得更出彩。
我依然还留在记者站，仍然维持着那种单调的生活。一月四星期，一星期五天，每天早上按时起床，由摇晃的半小时公车开始一天，问候早安，开始读报或是搜索一些信息，中饭，一小时的休息然后继续读报，有时也给刘站长高站长打一些东西，到了晚上五点半，再摇晃一小时回到家。肥皂剧和一些书本陪我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开始我新的一天。
四个月后，记者站里走得没剩下几个人了，于是在这些情况之下，我这个编辑也改行做了业务，也不用每天去单位了。我依然每天生活在车上，先约好一个单位，然后摇晃十余分钟去拜访，到所有单位都下班的时候，我又在夜色下的车厢里摇晃到租房。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生活，又一次回到了工厂，回到曾经熟悉的岗位。我那段在车上摇晃的岁月才彻底地结束了。
第三十三章 过年不回家
春节快到了，很多熟悉的身影突然消失于视线之外，他们纷纷踏上回乡的旅程。他们，一改往日的不事修饰，穿上新买的皮鞋和衣服，拽着沉甸甸的行李，携着亲朋好友，一身的喜气，回去过年罗！
这时，我收到了一家杂志社的约稿信，要我给他们写一组相关的文章，于是那些年头年尾的日子我空前忙碌了起来。我去拜访了很多的人，去走访了很多的地方，去做了很多的沉思。虽然我没回家，但我要说——
今年过年不回家，思乡情浓不打折。
很多人回去了，然而，还有很多的人，还要留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留守在这座因为打工而来的城市，这里，虽然温暖，却很寂寞；虽然繁华，属于自己的却不多。追寻那浩浩荡荡的留守大军，叩问他们留守的理由，让我知道他们虽然春节不回家过年，却并不等于他们就不重视春节了，不重视家庭了，不重视家乡了。他们和那千千万万回家过年的人一样，他们那份浓浓的思乡情也毫不打折。
囊中羞涩，我才没回家过年
阿龙是从湖南株州市来深圳打工的，他一直在厂里做iqc员，他来深圳打工已经好几年了。几年间，他结婚成家，娶了一个贤惠能干的妻子，还有了一个聪明可爱的两岁男孩，他还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念大学，每年都要上万块钱。以前他每年都回家过年，可是他今年却不回去了。原来是他没钱回去了。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工厂是淡季，没有多少订单，阿龙就特意请假回去探亲，与娇妻幼儿团聚，享尽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假期总是有限的，他很快就赶回了深圳上班。
到了七月份的时候，他家里突然打电报来，催他回去，原来是他最敬爱的父亲突然病了倒，而且是肝硬化的中晚期。他当时就请假回去了，顾不得旅途疲惫，他连夜和妻子一起千方百计地筹到了一大笔钱，将父亲送到了省城长沙的一名知名医院里。经过几个疗程，在花去了几万块钱后，他父亲的病情终于稳定下来，那些日子给阿龙的感觉是在烧钱，以后的化疗也是一笔不菲的花费。幸好他父亲还享受了公费医疗，要不，他家的债务窟窿肯定会更大。
父亲病情一稳定，阿龙就又回到了深圳上班。他那时再也不能失去一份工作了。
如此一折腾，阿龙回来上班时，身上已经所剩无几了。
一想到回家过年那昂贵的车费，以及因此无端增加的人情费用，一想到他妹妹在等着他的钱开学，他就知道自己是不能回去过年了。
好在公司对员工比较关心，会组织那些没有回家的员工过集体年，不仅会有红包，而且还会有丰盛的食物，当然各种活动也少不了。阿龙看来要在公司里过一个廉价的集体年了。
为新工作买单，我只好不回家了
十二月底的时候，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刘江从原来的单位辞工了，这也意味着刘江突然失业了。
那时候，就算是在深圳，要找工作也是很困难了。天气冷了，去找工作变得辛苦了，而招工的厂家也少了，招工条件也变得格外挑剔了。
他在人才市场转悠了几天，终于有了一家纸箱厂愿意请他去做品管员。因为他以前从没在类似的工厂里做过，所以他做起事来很吃力，感觉总是焦头烂额的。可是他也知道，不管他去哪里，都会有那么一个磨合时期。更何况那时工作又是那么不好找，他咬咬牙只好坚持了下来。
刘江也知道厂里招他进去的原因是有人要辞工回家过年。他除了努力做事外，对于回去过年，他只能奢想，虽然他身上还有些积蓄，够他回去的车费了。可是，如果他回去过年的话，那他这份工作一定就要泡汤了。
刘江有不少老乡在附近租房，也不回去过年，他想自己可能要去老乡那里“蹭”一个年了。
回家过年，还不如在深圳过年
阿逸是我们同学中最先发达起来的，几年前，他就在深圳创下了一份产业，如今有几十号人为他工作，据保险估计，他也有几百万家产了。
阿逸将父母从老家接来了深圳，过起了悠然的生活。他父母吃不惯深圳那些没有辣味的菜，于是他不时托人从家乡搜罗一些土特产过来吃，什么腊肉啊，辣椒啊，猪血丸子啊，春笋啊，野味啊，都经常可以从他家的餐桌上吃到。每次我去他家，我都可以饱餐一顿家乡味，大快朵颐。那是一种只有我们家乡才会有的辣味，一种麻丝丝的辣味，一种真正的辣味。
阿逸的老家在山顶上，很偏僻，交通也很不方便，我问他：回去过年吗？
阿逸摇摇头告诉我说他不准备回去过年了。在哪里过年都无所谓啦，他说他父母都在这里，要吃什么家乡味，每天都有车从家乡来，让车子带过来就行了。是的，他全家人都在这里，他的一些亲戚也都在他开的工厂里，在他住的地方，如果没有外省人，你几乎听到的全是清一色的湖南家乡口音。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是他的一个家。
看来，只要是家人可以团聚，过年并不一定要回到迢迢千里外的老家去，如果有能力，把父母能老家接来城市，一样可以过一个愉快的年。
路途太遥远，要几年才回家去过一次年
阿英是来自四川，今年三十岁了，家里有一个女儿读小学了。
阿英来深圳打工十年了，她告诉我只回家过了两个年，一次是回去结婚，一次是回去生小孩，她生了小孩后有几年都没有出来打工。等孩子稍大，家里的开支也慢慢地多了，而且她丈夫一直在外面打工，那种两地分居的生活实在不是滋味，于是她在二十八岁“高龄”的时候又一次南下打工，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