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培训美国的华人华侨青年，而陈嘉庚等南洋华侨企业家也纷纷将技师与技工送到美国委托培训，这批人员之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在学成之后响应祖国的召唤回到国内支援抗战，多少缓解了一点燃眉之急。
另一方面，中福国际还直接大量引进外国的技术人才，反正现在中福国际比任何时候都更有钱，事实上这次大引进期间中福国际光是为了引进人才而直接花费的美金就超过3亿，而如果将国内向其提供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也算进去的话，总额不下5亿美元（当然这笔钱不是一次性支付，而且只要用不到外汇，中国毕竟地大人多，牙缝里省一省还是省得出来的。），一共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进科学家、工程师与高级技工合计逾10万人，极大地增强了边区的科研与技术力量。不过，这些人才和以前一样都只是一段时间（不算少数最终留下的，平均3年左右。）内聘到中国工作，他们的国籍并没有改变，加之由于中国战乱和列强政府的阻挠，这些人才的家人很少一起跟着前往中国，因此将来其中的绝大部分人总还是要回去的，所以这招只能救急，最终还得依靠中国自己的科技队伍，而且为了挖来这么多人，付出的代价也着实是太大了一点，但不管如何，问题终究还是得到了解决
注1：因为伤病或者违纪等其他原因，只要不是严重问题，胡卫东一般来说还是会尽量珍惜人才的，部队里面呆不下去的话，可以到地方政府、企业或者学校里工作，反正十五集团军的军官普遍文化程度是比较高的。(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三章 四道难关（二）
不过，比起中高级人才，相对普通的熟练工人反而是更难解决的问题，据胡卫东估计，若能完全消化这次引进所增加的庞大工业产能，中国的工业实力将很可能达到历史上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中国的水平，而1939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肯定不能与战后的水平相比，因此需要的工人只会更多，而此前立下大功的“技工速成法”却愈发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
技工速成固然可以迅速让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在3个月到1年的时间内获得通过分工协作实现相当于合格技术工人的工作能力，但却也不是什么人都能突击培训出来的，其中的关键在于文化程度，一般来说高中毕业生当中可以有七八成在半年内培训合格，而初中毕业生能在1年内培训合格的比例也就六七成而已，至于小学毕业生，那得脑子非常聪明的才行，而且培训时间也普遍长得多，而如果小学都没毕业，除非是吴运铎这样的天才，否则还是建议先进学校继续读书比较好
而与历史上解放后的新中国相比，现赤色党旗下的各大边区全部加起来也就1亿多人口，而且大部分还是原本相对落后的地区，即便有不少爱国青年乃至专家学者排除万难，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慕名来投，但折算下来最多也就相当于历史上解放时四分之一个新中国的水准，加之各个边区建立都没多久，大部分土地还都是刚刚收复的，普及教育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哪儿有这么多受过教育的青少年啊？尤其现在胡卫东还在中原边区努力推行六年制义务教育，这就需要大量的教师，同时为了早日获得抗战胜利。十五集团军等赤色党旗下的各支部队也在不断扩军，这又需要大量的知识青年，三方面一起抢人。本就不够的知识青年就更加短缺了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胡卫东可谓是三管齐下，一是推广先进的管理方法，提高每个工人的工作效率。需要的工人数量自然就相对减少了；二是呼吁广大青少年努力学习，并鼓励自学成才和跳级现象，以尽可能地缩短教育年限。尽管胡卫东明知这样做会有不小的弊端，但目前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这三嘛，却是打起了几十万日军战俘的主意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就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几十年下来已经收到了不错的成效，日军官兵也因此普遍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虽然因为日本的工业化程度较其他列强都低。日军官兵的文化素质与德国、美国等先进国家的军人还有一段距离，但比起中国军人、以及同样是后进工业国的苏联却已经强了许多，日军之中哪怕是最普通的士兵，都肯定有小学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则更是文化程度更高的初中毕业生。至于军官、哪怕是最低级的军曹（类似于中国班长的“伍长”不算军官），则往往都有高中以上学历。
有较高的文化程度作基础，将日军战俘培训成技工的难度自然相对要低得多，不过日本毕竟是敌国，所以一开始胡卫东并未起这个念头，只是对于日军战俘当中那些原本就是技术工人的家伙善加利用，后来因为苏援的关系对高级技工的需求量大增，胡卫东才开始考虑将其中文化程度较高（至少高中毕业）的家伙培训成高级技工。直到这次大引进导致普通技工都供不应求之后，胡卫东才决定对日军战俘开始全面培训，以暂时补上这个缺口，再说让他们到工厂进行劳动改造，经济上也比去当苦力要实惠得多，虽然工厂的条件要比工地好得多，但是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还得保证产品质量，同样轻松不到哪儿去。
语言不通是个问题，但日军战俘之中本就有一部分精通汉语，让他们担任管理人员或者传授技术，问题就迎刃而解，而且日本人学习汉语的速度也至少比那些西洋人快得多。而日本人特有的极强服从性更是令胡卫东轻松了很多，虽然鬼子刚被俘虏的那一阵反抗情绪还是挺强的，但只要当时将其气焰打下来，之后就全都乖乖听话，干活的卖力和认真程度就连为了自己祖国工作的中国工人看到后，都感到汗颜
日军战俘只是一个开始，此后还有更多的其他外国人来中国做工（详见后文），这一方面帮中国应了急，另一方面则无意中让胡卫东此前一直担心的某个隐忧意外地提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还要从工业化本身说起
作为一个穿越者兼军工专家，可以说当今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像胡卫东这样深知一个农业国想要实现工业化是多么地不易。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机器设备，没有数量足够而且门类齐全（小国不必要）的机器设备，工业化就无从谈起，而对于农业国来说，想要快速实现工业化而不被先进国家越拉越远，就不能只是自己闷头发展，而必须从国外大量引进技术和设备，如果运气好有外国援助，那么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自然就相对简单了许多，事实上历史上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外国援助或者变相援助，比如明治维新后获得了英国援助的日本和战后获得了美国援助的韩国，而苏联则利用了1929年经济危机、还与一战后被非军事化了的德国进行秘密合作，至于历史上的新中国，虽然苏援的设备都得自己花钱购买，而且开价偏高，但光是门类齐全这一点，就应该承认这是“援助”而非通常的国外采购。相比之下，这个时空的中国无疑已经更加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过，光是有了机器设备，是无法完成工业化的，因为机器还需要有合格的工人来操作，那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还好，但对于制造业来说，终究还是有很多岗位需要掌握了足够专业技能的工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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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四章 四道难关(三)
工人、或者说技术工人这一关其实往比机器设备那一关更加难过。当然，如果像苏联那样本就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光靠工人阶级就能夺取政权就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只需要引进一些中高端的人才就行，难度自然大大降低。而如果耐得住寂寞、并且外部环境也允许和平发展，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那么普通技工的需求量只会逐步增加，完全来得及慢慢培养。
但是，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举国上下又无不渴望民族复兴，难免有些急功近利，因此这一难关就愈发难以逾越，历史上新中国虽然创造性地发明了“技工速成”等讨巧的办法，成功地快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但是却也因此，使得工业化的第三道难关变得更加难以逾越
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便于集中国家力量的优势搞大工程、大项目，进而带动整体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固然是后进国家加速工业化的法宝，但是因此强行“催生”出的众多城市人口，却会在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导致工业劳动力供大于求。
就拿历史上的新中国来说，1957年的工人总数相比1952年几乎翻了一番，当时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五六百万新增城市人口又几乎都是适婚年龄，同时还普遍没有改变在农业社会高生育率的传统（其实原有的城市居民情况也不会好上多少，在优生优育观念形成之前，不靠强制规定，生育率是降不下来的。），一户人家生五六个小孩是十分寻常的事，因此可以想象，当二十年之后这些小孩成年的时候。即便其间没有一个农民进城，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会至少暴增数倍，而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幅只会更大。要知道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此时还没到退休的年龄。
这也就意味着二十年后中国需要有相当于1957年几倍数量的城市工作岗位，再考虑到科技进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相对减少了对于工人的需要量），只怕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工业规模需要扩大10倍才勉强能够满足城市青年就业的需要。可是在已经没有了建国初期大规模苏援的二十年里要让工业规模再增加十倍（而且还是至少十倍）哪儿有那么容易？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就已经开始为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而头痛不已，“上山下乡”的号召固然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也是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代价极大。
为了避免城市人口大量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还是没能避免。所以后来才有了“严打”。），新中国政府被迫以户口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就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划分也趋于固化而增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矛盾，同时当时的政府还不得不容忍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避免太多的青年因为没有工作而寻衅滋事。但即使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就业问题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后来是直到改革开放引进了外资。并借此打开了国际市场，才最终将这个问题基本解决（注1）。因此80年代不惜一切代价地大量引进外资虽然没能像预期的那样“以市场换技术”（注2），但仅就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难题这一点，这一决策的正确性便不容否定。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严重。除了当时中国人超高的生育率之外，为新中国迅速完成初级工业化立下奇功的“技工速成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绝招，中国的工人队伍与城市人口才会在短时间内超出常理地飞速扩大，为日后的失业问题埋下隐患。相反，如果一开始是按部就班地慢慢培训技术工人，那么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对要平缓很多，相应的失业问题自然也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但是即使明知如此，急切渴望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胡卫东也不愿为了稳妥而牺牲发展速度，而是一直苦思解决未来失业问题的办法。胡卫东一开始的想法，是利用国际市场渡过这一危机，只要不像历史上那样同时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敌对而难以大规模出口，同时还具有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强的出口商品，他的这一设想未必不能成功。但是作出大量培训日军战俘的决定之后，胡卫东却突然意识到，似乎还有一个更加取巧的办法，现在大量引进外国工人，可以解决目前国内熟练工人不足的问题，而等到将来就业压力增大的时候，直接将那些不是急需的外国工人解聘，就业岗位不就腾出来了吗？反正他们是外国人，中国政府无须为他们的饭碗负责，只要合同事先别签太久就行
注1：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下是“大政府”，一切经济活动（至少城市是这样）都归政府来管，因此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都可以找政府（甚至连工作太苦、需要换一个之类的无理要求都可以提，只要人数够多而且不到触犯刑法的地步，甚至是小小地耍耍无赖，当时的政府也没办法），因此一点点失业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而市场经济下则是“小政府”，所需负担的义务相对小了很多，只要失业的数量不多到一定程度，政府只需要坐等市场将其慢慢消化就行，而失业人口则不得不为了谋生而主动去想方设法找工作养活自己，也不敢再坐等政府伸出援手，因此“解决”失业难题自然就容易多了
注2：科技是引进了不少，但大都是国家层面上的合作，是中国与美国联手抗苏换来的报酬，即使不对外开放也yiyàng可以拿到。而引进外资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科技，因为外资兴办的基本都是低技术含量的血汗工厂(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五章 四道难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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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办法说着倒是简单，实行起来却是极难，不说别的，外国工人的薪资水平可不是国内能比的，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技术工人，每人每年都不会少于500美元（这还是欧洲的劳动力价格，美国工人的工资要求更高。(无。,弹窗），而要在将来想起到胡卫东期望的作用，现在少说也得聘用上百万人，这得要花多少钱？就算中福国际再能搞钱，也绝对吃不消。何况高薪聘请一些专家到中国来，咱们的工人师傅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数以百万计的国外普通技工来到中国、干的是与中国技工同样的工作、收入却高了10倍，觉悟再高恐怕也无法心理平衡吧？
因此就目前来说，胡卫东只能打日军战俘的主意，让他们干活是劳动改造，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之外，根据工作表现稍微发点鼓励性的奖金就行了，不但花钱很少，中国的工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至于更多的廉价优质外国劳工，胡卫东心里也有了一点想法，只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他自是不会宣之于口的。
话说历史上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本来还有一道难关，也是难度最大的一关，那就是产业升级，后世的中国政府为此可谓是殚精竭虑，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在转型期中吃了不少的苦头。但对于这个时空现在的中国来说，这一难题却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提前得到了解决
首先，这个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本就不像历史上新中国建立时那么大，一方面1949年比1939年晚了10年，另一方面二战前后是世界科技水平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因此这10年至少抵得上其他时间段的20年；其次。由于胡卫东主持的多次成功的技术、设备与人才引进，中原边区、特别是豫西工业区所获得的好处远比历史上新中国建立后得到的苏援要大得多；最后，因为胡卫东这个穿越者兼军工专家的帮助。中国现在也有了不少领先于世界的技术成果，因此便有了与先进国家交流技术、乃至进行合作研发的筹码，这对中国的工业化完成最后一跃、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无疑将起到极大的帮助
也正因为这样。胡卫东才对中德全面合作抱以那么大的期待，而在中福国际替德国政府代付了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的应偿本息之后，包括合作研发与高精尖技术设备转让在内的两国秘密合作终于成为可能。话说回来。如果有选择的话，其实小胡子也不想太早跟英法开战，毕竟综合考虑的话，德国无论是军力还是国力都没有什么优势（即便后来吞并捷克之后，第三帝国的综合国力也才勉强和英法两国本土持平，更别说人家还有众多的小弟和广阔的殖民地。），何况即使真能打赢。美苏这两个庞然大物也肯定会忍?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