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楼下的弄堂里有好些可疑的人在走动。情急之下，王亚樵来不及与王亚瑛多说什么，就脱下王亚瑛的外衣穿在了自己的身上，接着在头上扎上块头巾后就快步走出了王亚瑛住处的后门。在弄堂里，王亚樵紧跟随在几个女菜贩子的后面，所以没有引起特务们的注意。当他刚走出弄堂口，连续不停的警车呼啸而来了。
王亚樵再次破网而出。
戴笠对久捕王亚樵而没能成功，觉得在上海这块地盘有失脸面，特别是蒋介石有了怨言后心里更是感到了心焦和不踏实。怒气之下，戴笠与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商量后把王亚樵的弟弟王述樵抓了起来，想以此逼王亚樵露面。王述樵是公开挂牌的律师，他的恩师是全国律师公会会长沈钧儒先生。当沈钧儒得知王述樵因哥哥的事被戴笠他们抓捕后，当即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兄有罪不应罪及其弟，王亚樵有罪，其弟何罪？”谴责当局无视法律，滥抓无辜。沈钧儒的文章登出后，法律界及上海各阶层人士纷纷向当局提出了抗议，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蒋介石。蒋介石对这种弄巧成拙的做法极为恼火，辛亏杨虎仗着自己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在永丰舰上护卫过孙中山的交情主动承担了此事，蒋介石才没有过多的责备戴笠。事后，蒋介石对戴笠说：“王亚樵不是等闲之人，他在上海经营十多年，绝不是朝夕之间就可以得手的。你还是与他谈谈条件，只要他不再与我们作对，以前的一切我们都可以不再追究。不过，释放王述樵的前提条件是王亚樵必须遣散部属，本人要么出国要么到南京来投降。当然到南京来之前，王亚樵得向‘西南派’的胡汉民打上一枪，以示诚心。”
蒋介石态度的突然转变，戴笠先是惊愕而后是疑虑，但这已由不得他多想了。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很快辗转托人跟王亚樵开始了对话。可是，当时的戴笠毕竟还不是王亚樵的对手。王亚樵一面答应戴笠提出的条件，一面暗中将妻儿老小悄悄地送到了乡下，并积极地策划自己离沪赴香港的事。当王亚樵得知其家眷已顺利返乡后，经易容后化装和精心安排，从上海太古码头乘上英国豪华客轮去了香港。临走前，王亚樵亲笔给戴笠写了封信：“……我对你没有话讲，委员长礼贤下士，你就和颜悦色；委员长疾言厉色，你就嫉恶如仇。我清楚你所提条件均为委员长之旨意。其它条件尚能照办，但让我卖友求荣我不能答应。如果你们因此不释放我的人，我誓与之周旋到底。”戴笠收到此信后，尽管心里有气，但也无可奈何，他明白此时王亚樵已离开上海。王亚樵的悄然离去，犹如一条巨蟒潜入了大海，说不定何时又会弄出什么翻江倒海的事来。
想到这里，戴笠不禁打了个寒颤。
王亚樵被戴笠逼走香港后，并没有停止暗杀蒋介石的活动。
一九年十月，当王亚樵得知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就要召开时，便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他买了假发和山羊的胡子，把自己打扮成绅士后照了像，想以报社文字记者的身份进入会场后亲手杀蒋。王亚樵自小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五十步内不用瞄准举枪就打而且弹无虚发，三秒之内点射五发可保证瞬间击中目标。为了以示自己的决心，王亚樵还对自己的后事做了安排。但王亚瑛坚决反对王亚樵亲自出马，她认为戴笠已数次布置捉拿王亚樵，已对王亚樵的生活规律和嗜好以及接触人员的圈子都相当的熟悉和了解，如果王亚樵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的会场，实在是在冒天下之大险。况且组织和掩护也需要全面指挥，而此事也只有王亚樵才能担当得了。经过对利弊关系的再三考虑后，王亚樵终于放弃了亲自出马的意向，挑选随机应变能力极强并且枪法准确的孙凤鸣承担了此次的刺杀任务。孙凤鸣是江苏铜山人，他原是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孙凤鸣十六岁跟着父亲闯关东，饱尝了人间辛酸也看透了社会的黑暗，磨炼出了一副勇于斗争和不畏生死的刚强性格。他自从与王亚樵结识后，深为王亚樵的爱国和正义所动，遂相随于左右。
不久，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召开。
这天，孙凤鸣天还没有亮就到达中央党部礼堂的大门口，由于接到出入证的时间较晚等他进入礼堂大院时，参加会议的一百多名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已站在礼堂前准备照相了。由于蒋介石迟迟没有出场，行政院长汪精卫只好领着“中委们”开始照相。当照相完毕，那些“中委们”陆续向会议大厅走去时，在旁边等着蒋介石出现的孙凤鸣急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枪向近边的汪精卫开了三枪。枪响后，孙凤鸣很快被现场的警卫枪击成重伤，与汪精卫一道送进了中央医院。后因为孙凤鸣流血过多，于第二天凌晨死去。
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疑心此事是蒋介石策划，认为他事先知道要出事，所以不出来照相，便与蒋介石大哭大叫了起来：“蒋先生，你和他不和是人所共知的，你不叫他干就明说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平白无辜地背上了谋杀汪精卫的嫌疑，本指望凶手招供后能洗刷他的不白之冤，可孙凤鸣一死他完全没有了辩白的机会。由于社会上各种谣言四起，加上此案的侦破没有丝毫的进展，蒋介石肚子里的怒气无处发泄，一个电话把戴笠招到了官邸办公室。戴笠刚走进办公室，蒋介石就控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大声责问戴笠：“人家都打到中央党部了你还不知道，每月在你们的身上都要化很多钱，就为酿出这样的祸事来吗？你知不知道这案子查不清楚，我就要背一世的黑锅……”
戴笠接受此案后，首先从孙凤鸣身上的那个记者通行证开始。据戴笠所知，新闻机构历来管理是很严格的，要做出孙凤鸣那样的记者通行证必须要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逐级审批，如果沿着这条线索查下去肯定会有收获。果然没出戴笠所料，很快就查出了此案的另一个嫌疑人南京钟英中学校长李怀诚。戴笠当即派人对李怀诚进行了严刑逼供，最后李怀诚经不住非人的折磨说出了此案总策划是王亚樵，而且要刺杀的对象原本不是汪精卫而是蒋介石。戴笠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搞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使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无话可说。蒋介石对此也很高兴，只是对王亚樵又把他作为刺杀对象感到震惊。于是，他严令戴笠亲自带人赴香港追捕王亚樵。
戴笠知道王亚樵的情报也是相当灵通的，有些方面不亚于自己的专业特工网络。为此，戴笠此次去香港尽管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启程的，但还是被王亚樵事先知道了。王亚樵与香港总督和警方有良好的关系，他亲自会见香港警务处勃郎处长，告诉了戴笠带人到香港来捕人的消息。由于以前戴笠到香港秘密捕人时多次得罪过香港警务处，对王亚樵提供的消息勃朗处长是心领神会，而戴笠对此却一无所知。所以，戴笠也绝不会想到当他乘坐的豪华游艇在香港本岛卢吉道三号码头靠岸后，就被穿着深蓝色警服的港警给盯上了。此时，戴笠的第一反应是把手上的高级皮箱与副官贾金南手中的皮箱进行了对换。因为，这箱里装的是两支美制无声手枪和大量的美金。戴笠明白香港法律禁止私人携带武器入境，而他这次怕走漏消息就没有向英国使领馆办理枪照。可是戴笠与贾金南对换皮箱的事还是被港警发现了，当他们发现皮箱里装的是手枪后就把戴笠带到了警务处。
到警务处后，无论戴笠怎样向勃郎处长解释，勃郎处长还是依据香港的法律把戴笠关进了拘留所。这对戴笠来说是种耻辱，但他无可奈何，直到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出面了才被放出来。走出拘留所的戴笠把所有的羞愤全发泄到了王亚樵的身上，他当即对查获王亚樵的踪迹进行了布置。由于追捕王亚樵的事得不到香港总督的支持，加上王亚樵深居简出而且行踪飘忽不定，王亚樵的踪迹迟迟无法确定。正当戴笠一筹莫展时，终于查到王亚瑛的胞弟在香港轩尼诗道开的“茂源绸布庄”，极有可能是王亚樵的秘密联络点。戴笠闻报后，立刻带人把那“茂源绸布庄”包围了起来。可谁也没有想到，此时此刻王亚樵正在里面商量撤离香港去广西的事。接着就是非常激烈的枪战，当这激烈的枪战停止后，王亚樵又一次在戴笠眼前悄然脱险了。但王亚樵的高参余立奎，为掩护王亚樵脱险时负伤。尽管余立奎也逃脱了包围圈，但在香港皇后酒楼吃饭时被香港警方逮捕。
几天后，王亚樵撤离了香港。
戴笠也押着余立奎回到了南京。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旬，王亚樵带着眷属和部分骨干成员经过多日颠簸，终于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落下了脚。
广西是桂系的天下，当正在准备反蒋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得知王亚樵到来后有些喜出望外。他们知道王亚樵是蒋介石的死对头，他的到来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当即，他们派人秘密前往梧州看望王亚樵，并约王亚樵到南宁晤面。同时，还决定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王亚樵五百块银元作为生活补贴。已经在戴笠的追逐下疲惫不堪的王亚樵，受到如此的厚待自然感激不尽。于是，还没有完全缓过气来的王亚樵又参与到“两广事变”中去了。但使王亚樵感到失望的是，“两广事变”只经过了五十多天就告结束，而且李宗仁和白崇禧与蒋介石重新又握起了手。
没多久，广西省政府取消了对王亚樵的经济资助，并声称“惟恐安全受到威胁”要王亚樵尽早离开广西。王亚樵虽然没有经历过政治海洋的沉沉浮浮，但他许多年来一直斡旋于政治人物的身边，政治上的世态炎凉更使他感到心寒。此时的王亚樵明白梧州已不是久留之地，为此他有了想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的想法。他在给共产党所在地延安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今各派势力都有与蒋介石苟合之可能，而惟独中共与蒋介石决不妥协，思前虑后，愿率随从前往延安，在正义之师中得遂正义之志……”就在王亚樵坐卧不安地等待着延安方面信息时，戴笠已经悄悄地盯上他了。
原来，余立奎被捕带到南京后，他的小老婆余婉君仍留在香港没有走。戴笠分析，王亚樵对手下的人历来重恩情，更何况余立奎是为了王亚樵脱险潜逃而被捕，王亚樵绝对不会对余婉君不问不管，只要打通余婉君这个关节，必知王亚樵的行踪。不出戴笠所料，王亚樵得知余立奎的情况后每个月都给余婉君寄生活费。为此，戴笠指使特务处香港站派人想办法靠上余婉君。于是，特务处香港站一个叫陈质平的特务，在余婉君家的隔壁租了套公寓。陈质平年青漂亮，不但很快结识了余婉君，而且没有用去很多的精力就勾引余婉君上了床。余婉君终于上钩了，她不但吐露了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李圩，而且愿意带着孩子去广西梧州找王亚樵。
戴笠得到陈质平的报告后，马上要陈质平带上精干的情报人员暗中护送余婉君到梧州寻找王亚樵。同时，戴笠还派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二十多名身手不凡的行动队员，秘密从广州转到梧州执行暗杀王亚樵的任务。为这次行动能最后成功，戴笠还密派自己的贴身保镖王鲁翘伪装成商人，取道香港转到广西梧州担任枪杀王亚樵的主要枪手。此时，先一步到梧州的余婉君已与王亚樵接上了头。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晚，王亚樵参加完广西梧州巨商李任仁的宴请后，按约到余婉君的住处看望。为了不引人注目，王亚樵让他的警卫人员远远地跟着。当他推开余婉君住的房门，见没有开灯，立刻感到不妙，刚想抽身退去，可已晚了半步，早已埋伏在房内和房外的王鲁翘等人，在几束手电筒强光的照射下乱枪齐发。王亚樵乃一代枭雄，在他感到周围有异常的瞬间，身子微微一晃动，看似是抽身撤步，岂知他不退反进，向空中纵起。随即在半空中把枪掏出，向黑暗中甩手就是几枪，落地后即卧下连续不停地还击，直到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这时，不知从何处甩出数个石灰包击中了王亚樵的脸，顿时他觉得眼睛火辣辣的刺痛，接着什么也看不见了。身陷绝境的王亚樵甩了没有了子弹的手枪，亮出匕首摸黑与周围的特务展开了近身肉搏。戴笠亲自挑选的这批特务也都是训练有素和武艺高强之徒，面对王亚樵连续的搏杀动作虽感愕然，但很快镇定了下来。在明白了眼前的王亚樵已不能辨别方向后，他们手中的枪一刻不停地朝王亚樵拼命射击。此时的王亚樵虽是功力还在，但最终仍旧是寡不敌众，几分钟后便被乱枪打倒在地。名震中外的“暗杀大王”，终于躺在血泊之中再也没有起来。王亚樵死时，身中五枪三刀。虽然，远随在后面的警卫人员闻枪声后曾拼死相救，但很快这些人全被戴笠手下的人乱枪打死。离开前，在场的王鲁翘为了向戴笠证实王亚樵已被刺杀，用刀割下了王亚樵的脸皮。
第二天上午，王亚樵妻王亚瑛得知凶信后，带人赶到现场时王亚樵的身体已经僵硬，那惨不忍睹的样子王亚瑛见后悲痛难忍。
两天后，王亚瑛等人将王亚樵安葬于梧州倪庄。
当戴笠确信王亚樵被追杀于广西梧州后，他内心里也有过短暂的不安。这不安在戴笠的内心里消失后，他把王亚樵已杀的消息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听说后，连说了三个“好”字。于是，中央社的一个记者以此写了篇稿件，登在了《中央日报》上。王亚樵手下一个叫陈志远的人，看了此篇文章后发誓也要让戴笠不得好死。为此，陈志远也拿起笔当起了记者，他原本想利用记者的寻找机会刺杀戴笠。可是几年记者当下来，陈志远连戴笠面都没有见到过，更不用说对戴笠下手了。就在陈志远苦苦寻找下手的机会时，戴笠却坠机而亡了。他为了发泄内心对戴笠的愤慨，有意在小报发表了戴笠坠机的事是王亚樵的人策划的。
戴笠不是死于王亚樵的人之手，这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当时在重庆好些茶楼里，还流传着戴笠的死与汪精卫有着联系……
第四章
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期间被孙凤鸣枪击后，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南京中央医院将汪精卫左臂和左颊的子弹取出后，由于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没能将胸脊柱骨旁的那颗子弹取出来。也正是这颗子弹不时发炎，它所产生的疼痛使汪精卫时常心神不安。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由于内心闷压积聚太多，加上枪伤又久治不愈，汪精卫在考虑了多方因素后决计去欧洲疗养。去欧洲前，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的职位。
汪精卫到欧洲不久，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被解决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以前和蒋介石有很深恩怨的各路军阀，都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示无条件支持蒋介石。就在“西安事变”提高了蒋介石在国内的威信后，汪精卫结束了在欧洲的疗养回到了国内。回国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汪精卫没有在政府内任职。但汪精卫仍然是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在政治上还在蒋介石之上，对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仍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随着日本军队利用“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后，汪精卫又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面。在国民党临时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要求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设总裁和副总裁各一人。随后，大会选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就这样蒋介石名正言顺地取得了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但是，这并没有扭转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被动的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突然炸开了黄河大堤。泛滥的黄?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