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具有美国国防第一线的作用”的亚洲战略方针，加上在军事指挥上蒋史之间的严重分歧，罗斯福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问参加会议的史迪威：“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说：“如果日本军队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罗斯福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另外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过，也没有回答。罗斯福见史迪威不语，接着说：“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了他，那就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出现一位具有民主精神和与我们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史迪威感到这是件十分棘手的事，他所以不满蒋介石是因为蒋独断专横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但要置蒋介石于死地他还没有想过。史迪威回到中国后即去了昆明，他找到助手多恩准将口头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头命令，并要多恩制定暗杀蒋介石的计划。于是，多恩根据当年蒋介石准备去印度访问的情况，制定了暗害蒋介石的“蓝鲸行动”。按照“蓝鲸行动”的计划，当蒋介石的座机飞越二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使飞机的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这时机上所有的人员不得不弃机跳伞，而机上所有的降落伞已事先做了手脚已全部失灵……按照“蓝鲸行动”的计划，蒋介石是必死无疑。但这个行动计划报到美国国内后，罗斯福总统迟迟没有批复。不久，由于日本军队发起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蒋介石临时取消了访问印度的计划。就这样，“蓝鲸行动”的计划搁浅了。
在以上的这两件事中，表面上看可以说都与戴笠没有任何关系。但在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所领导的腐败而又无能的政权失去信心，而在“寻找具有民主精神又能与美国亲密合作的政治领袖”时，是否也曾把目光投向戴笠过呢？虽然在举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过程中，史迪威与美国的海军部有过矛盾，但对戴笠的工作能力和他所领导的军统局的工作效力的认可都是一致的，而且`他们全都明白在中国要办成一件事没有戴笠的帮助是很难办成的。那么，史迪威是否曾用另外的方式告诉戴笠有关“蓝鲸行动”计划的某些内容，以求能得到戴笠的配合？这些没有人能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国人是相信戴笠的，要不然梅乐斯不会几次向蒋介石提出让戴笠当海军司令的事，罗斯福也不会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想见戴笠。
不过，也正是美国人对戴笠的好感和信任，使蒋介石对有了国际背景的戴笠有了更多的顾忌。蒋介石取消访问印度之行，固然有抗战形势吃紧的原因，但不能排除蒋介石在这之前已有所觉察，因为在中国的特工组织除了军统局外还有中统局，而中统局又是戴笠的死对头。尽管中统局向蒋介石提供了怎样的情报不得而知，但此时的蒋介石对戴笠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因为他还需要打戴笠这张牌。
第十二章
戴笠心里也明白蒋介石暂时还离不开他。
于是，戴笠加快了对大汉j周佛海的策反工作。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策反周佛海可迅速恢复南京和上海等地的军统组织，扭转多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是如能成功策反周佛海，以加强戴笠自己及军统局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周佛海当汉j前深得蒋介石的赏识，曾任国民党南京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及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佛海当汉j后，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通过戴笠建立起来的。戴笠与周佛海本无特殊关系，要说清此事还得从唐生明说起。
唐生明是湖南东安县人，是黄埔军校四期生。一九四零年春，时任湖南常桃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与区保安司令的唐生明，突然接到戴笠的电报要他速去重庆。唐明生到重庆后，才从戴笠处知道是要他到上海帮助恢复军统方面的工作。当晚，戴笠就带着唐生明去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见唐明生后就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这个任务只有你最合适。”尽管这任务实在有些意外，但蒋介石的指令唐生明不敢违抗。过后，戴笠给了唐明生三条任务：设法掩护在上海和南京的军统特工人员，并想办法营救已被捕的军统人员；相机转达蒋介石对已当了汉j的人员会“宽大”的意思，必要时进行联络和策反；抓住时机，与日、伪共同消灭江南共产党的“新四军”。
不久，在戴笠的具体安排下，唐生明转道香港到了上海。很快，唐生明与汪伪政府的上层人物交往了起来，而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没有过多少时间，唐生明被任命为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清乡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处处长。这时，唐生明在与周佛海的交往过程中，周佛海多次打听从长沙到上海的最佳路线，并透露出想把自己的母亲和岳父等亲属从湖南老家接到上海来。唐生明得知此情况后，立即向戴笠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如要想控制周佛海，最好在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身上做文章。戴笠觉得唐生明的点子非常好，就派人把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等接到贵州，软禁在了息烽监狱。周佛海是个孝子，听说此事后心里非常难过和焦急。他明知这是戴笠干的事，可当上海和南京的报社记者去采访时，他却有意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就可脱险。”
虽然，周佛海的话里没有半点对重庆方面的责备之词，但他清楚母亲和岳父等人被戴笠所扣押的原宥，那就是重庆方面想用其母亲和岳父做人质，胁迫他为重庆政府效力。从根本上来说，周佛海也确实没有想与重庆政府分道扬镳，当初他随汪精卫一同出去，完全是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蒋介石与日本人“和谈”。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清楚地看到了日本人必败的结局。在这种形势下，周佛海明白蒋介石是不会再走“和谈”这步棋了，而他已经上了賊船欲退不能。如今戴笠以其母和岳父为人质胁迫他投向蒋介石，实际上是给了他一条生路。周佛海经过一番深思便指使妻弟，把军统局的特务程克详从牢房里保释了出来，并发给通行证后让程回到了重庆。程克详临走前，周佛海把他叫到家里密谈了好久，他一再地对程克详说：“我和雨浓是好朋友，我很感激他对我老母和岳父的照顾和保护。今后，他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我力之所及，我一定尽力而为。”周佛海说完写就信一封，让程克详面交戴笠。
此时，已是一九四三年的二月。
程克详辗转到达重庆后，首先与军统局华东实验区负责人王一心见了面，并当面呈交了周佛海的信件。信中，周佛海表示已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听从蒋介石驱策等。在确认了此信为周佛海亲笔书写后，王一心立即将信交给了局本部毛人凤，并由毛人凤转报正在外地视察的戴笠。戴笠闻报后是喜出望外，回重庆后在自己的公馆里招待了程克详。程克详本是文强在淞沪战争中使用的一个基层谍报人员，要是平时不要说戴笠亲自设宴招待，就是程克详想见戴笠一面也是不可能的。戴笠回到重庆就宴请程克详，可见他等待周佛海投诚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戴笠深知，周佛海也是头脑机警和考虑问题十分细致缜密的人，他此次让程克详来重庆除了要与戴笠建立联系，更重要的是想试探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是的，以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如果没有得到蒋介石本人的某种承诺，他是绝不会轻易投诚“上岸”的。为此，戴笠宴请完程克详后，就马上把周佛海的信面呈给了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写一封不具名的亲笔信，由程克详带回南京交给周佛海。因为周佛海过去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对蒋介石的字迹是很熟悉的。这样，既可以避免蒋介石因署名而带来的麻烦，也可以让周佛海吃下定心丸而死心塌地地投靠军统。蒋介石觉得戴笠的话有道理，经过一番思考后，亲笔书写了信函一封交给了戴笠。此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排，望勿忘。知名不具。”
戴笠离开蒋介石的官邸回到军统局本部后，对策反周佛海的活动作了进一步的布置：一是将程克详破格提升为军统局南京区长，惟一的任务就是与周佛海联络和对其进行监视；二是从军统局本部内选一位得力能干的干部随程克详去南京，借助周佛海的关系重建军统局南京站，并利用南京站对程克详进行监视和牵制。过后，在宣布了对程克详的任命后，戴笠在自己的公馆再次宴请了程克详。他在详细询问了周佛海及汪伪集团内部的情况后，针对周佛海亲笔信的内容对程克详说：“只要周佛海能立功赎罪，领袖对他是可以宽大的。这次你重回南京要多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这里选派文书、译电和报务员各一人，随带机密本跟你同去。先在南京建立电台，然后将周佛海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同时，戴笠进一步指示程克详：“你到南京后，要搞清楚周佛海对储备券的准备金到底准备的怎么样了。除此之外，要加紧开展策反工作。我所说的策反，就是策动敌人反正。现在大势已很明白，南京方面那些人如能及早悔悟，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这事你可以见机行事。”戴笠说完，将蒋介石写给周佛海的亲笔信以及周佛海母亲和岳父两家的照片交给了程克详，要他把它们转给周佛海。
程克详从重庆起程辗转到安徽南陵时，被选定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的周镐化装成商人带着译电员和电台等随后也到了。然后，由周佛海的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派人专程赶到南陵，把程克详和周镐等人分别秘密护送到上海和南京。一切果然如戴笠预料的那样，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后，才最后定下了投诚的决心。在这之前虽然周佛海已有投靠蒋介石的意思，但蒋介石翻手作云覆手为雨的做法深有担忧，如果尽凭与戴笠间的联络周佛海内心里是极不放心的。现在周佛海有了蒋介石的亲笔信，正如手中有把柄，将来即使蒋介石耍赖他也不怕了。尽管如此，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还是担心地问：“既然是蒋先生的信为何不写名字？”周佛海说：“以蒋先生现在的身份，当然不便于给我这个大汉j具名写信，这也是蒋先生的小心谨慎之处。不过，我在蒋先生身边做事多年，认得出这信是蒋先生所写。”周幼海似乎对这封信的最后作用仍是不放心，又问周佛海：“信上讲对你的前途予以可靠安排，这不过是写在纸上的一句话，还有没有其他更牢靠的保证？”良久，周佛海叹息道：“政治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要他拿出更可靠的保证也难。在他们的眼里我还是个汉j，要我戴罪立功，是给我一条出路，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哪里还能再和他们讨价还价！”说完，周佛海把蒋介石的亲笔信密藏了起来，因为他知道这封信对他以后的命运将起到作用。
戴笠为了拉拢周佛海，也可以说把工作做到了家。当周佛海的母亲在息烽监狱患病后，戴笠立即派人把周的母亲送到贵阳中央医院医治。后来，周佛海的母亲因病难治而死。送葬时，戴笠亲自充当孝子执绋。事后，戴笠把这些已拍成的照片寄给了周佛海，其中有一张便是戴笠代周佛海当孝子跪在灵前的照片。周佛海看后，感动不已，并对身边的人说：“雨浓，做人做事我无话可说！”出于感激之情，在程克详和周镐到达南京后不久，周佛海按照戴笠的意思给了精心的安排。程克详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被安插在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主要掌握军事运输工作。周镐是湖北罗田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原为军统局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由于其机警干练和应变能力强而被戴笠看重。选定周镐为军统局南京站站长，戴笠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南京原来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政权的中心，要把此地的军统组织恢复起来处境十分艰难。加上军统南京站建立后，还有监视周佛海和程克详以及对日汪军政界的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戴笠对手下的人员反复筛选后，最终选定了周镐。周镐依照戴笠的意见，于一九四三年年底将军统局南京站筹集完毕，而且在下面还组建了八个潜伏组。此后，周镐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大搞情报和策反活动，不但被周佛海引为心腹，就是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和常务次长祝晴川等显赫人物，也都在周佛海的引见下甘为周镐所用。没过多少时间，就在伪军委会形成了一个以周镐为中心和周佛海为后台的秘密小集团。自此以后，军统局在南京地区中断了六年之久的活动终于得到了恢复，许多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往重庆。
戴笠在成功策反了周佛海后，确实得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j纷纷倒戈。在伪政府行政方面，戴笠除了控制了周佛海以外，还先后控制了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安徽省省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等。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樾、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都与戴笠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戴笠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j将领的利用和控制，认为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新四军”争夺地盘的前沿力量，因此从多方面加以笼络和争取。伪参谋总长鲍文樾原来是张学良的部下，为了争取他，戴笠多次到贵州桐梓看望张学良，要张写信给鲍文樾劝其反正。张学良也不拒绝，只是提出要一根好渔竿。戴笠明白了张学良的意思后，回去很快命人送来了一根从美国进口的能伸缩的渔竿。张学良见戴笠能解其意，也就很快地给鲍文樾写了信。鲍文樾见信后，自知日汪的大势已尽，也就归顺了戴笠。
自从戴笠掌控了周佛海和汪伪政府中大批的高层汉j后，对汪伪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部署都能及时了解。有些具有重大价值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情报，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美国政府也为情报的准确性感到震惊。例如，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现状，以及日本军队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回国后，周佛海将这些情况全部密报给了戴笠，然后又由军统局报告给了美国方面。还有，当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特使的身份访问完伪满洲国后，立刻将伪满洲国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伪满洲方面的内幕情报。除周佛海外，凡与戴笠的军统局建立了关系的汪伪政府内的大小汉j，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竞相向军统局输送日伪内部的各种情报。
这里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戴笠借日汪之手铲除了李士群。
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早年曾加入过共产党，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中统局逮捕后叛变自首，后被委任为中统局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逃至香港，不久投靠了日本人。一九四零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和伪江苏省省长，成了汪伪政府里最大的实力派人物之一。随着李士群权力的膨胀，汪伪政府里的许多人对他都有恐惧感。为了抑制李士群的权力过度发展，汪精卫曾秘密指示在行政院下面成立了政治工作委员会，目的是逐步削减李士群的势力。同样，李士群的权力也超出了让日本人放心的程度，特别是李士群控制的“永兴隆公司”，在掠夺沦陷区的棉花、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