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秘工作的一位小姐，名叫王会悟。王会悟眉清目秀，知书达理，与李达相识后彼此很快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李达，一八九○年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家庭。在兄弟五人之中，唯有他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李达上中学的时候，有两件事给了他莫大的影响。
一件事是学校里收到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那信竟是用鲜血写成的!
写信者名叫徐特立(后来他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断指写血书，号召青年学生们投入反日救国运动。这封血书震撼了李达的心灵。他敬佩那位不惜用鲜血写信的徐特立……另一件事是同学们为了抵制日货，把日本生产的文具堆在操场上，用火烧毁。点火时，发觉火柴也是日本货!可是，点火的同学在点火之后，不得不把这盒日本火柴留下来。因为倘若把这盒火柴也烧掉的话，下一回烧日货就没有火柴了!他意识到中国实在太落后了。抱着“实业救国”的愿望，在一九一三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在日本，他的心境是矛盾的，痛苦的：“我们一群留日的青年们，一方面感到耻辱，一方面滋长着反日情绪。老实说，我们是要忍耐着，在那里学习一点东西，以便将来回国搞好我们自己的国家。可是，当时国内的情势怎样呢?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辛亥革命终于流产，出现了封建军阀头子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局面。袁世凯被人民推翻以后，又出现了直系、奉系、皖系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同时，南方也出现了川、滇、粤、桂各派新军阀互相争斗的局面。各派新旧军阀都勾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后台，发动内战。全国人民在蔓延的战火中，受着军阀们的剥削和压迫，都感到活不下去。另一方面，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英、美、法、日、俄等帝国主义趁机大举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政治的侵略。它攻占了德国所盘踞的胶州湾，占领了山东，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形成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这件事激起了留日学生们极大的义愤，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展了‘反日救亡’运动。我们发通电，开大会，表示抗议。可是在当时的日本，连开会的会场也很难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租到一所会场，刚刚开会，警察又把我们驱散。这时我们沉痛地感到，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如果不寻找新的出路，中国是一定要灭亡了。可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呢?这对我们仍是茫然的。当时我们就像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苦闷的。”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一九六一年第十三、十四期合刊。
积愤终于在极度的苦闷中爆发，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反苏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声言为了“共同防敌”，日本军队可以开入中国东北全境。消息传出，三千中国留日学生义愤填膺，责骂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
中国留日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决定“罢学归国”、“上京请愿”。这个救国团的领袖人物之一，便是李达。五月中旬，李达率留日学生救国团一百多人抵达北京。北京大学学生们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召开了欢迎大会。主持大会的便是后来成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李达和许德珩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五月二十一日，留日学生救国团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一起，向段祺瑞政府示威请愿。虽然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不过，却使李达由“实业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回到日本之后，李达找来许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埋头钻研起来。他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等。一年之后——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八日和十九日，由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接连刊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两文，署名“鹤”(取自李达的号鹤鸣)。这位“鹤鸣”先生终于“鸣”起来了，“鸣”出了社会主义之声，清楚表明了他向“左”转。
原本埋头数理化的他，如今埋头于翻译马克思学说著作。那在《民国日报》发表的文章，只是他在翻译之余写下的心得而已。他译出数十万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这样，李达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也正因为这样，李达跟陈独秀才见了一次面，陈独秀马上抓住了他：“你搬过来，到我这儿住，帮我编《新青年》!”陈望道搬过来了，李达搬过来了，渔阳里二号里住着三位“笔杆子”，同编《新青年》，同商建立中国共产党大计。当然，随着李达迁入渔阳里二号，那位王小姐也就常常光临那里。这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也终于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和年，从北京南下，住进了渔阳里二号。
陈独秀的发妻高晓岚所生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原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就在陈独秀抵沪前夕，陈延年、陈乔年获准赴法勤工俭学，于一九二○年一月离沪，坐船经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吉布提、苏伊士运河、塞得港，到达马赛，在二月三日乘火车到达巴黎。
第三部分：酝酿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那时节，常常出入于渔阳里二号的，还有一位文弱书生，名唤沈德鸿，字雁冰。后来他写小说，署笔名“茅盾”，逐渐以茅盾知名，而本名沈德鸿却鲜为人晓(尽管他在一九二○年使用的是原名，但为了照顾读者习惯，此处仍用茅盾)。这位以写《林家铺子》、《子夜》、《春蚕》著名的作家，在解放后当过十五年的文化部长，是人所共知的非党人士。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
在茅盾病殁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他生前的请求和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恢复”两字，表明他原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恢复他的党籍之后，党龄从何时算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定中写明“从一九二一年算起”!茅盾，跟那位进出渔阳里二号的王小姐，说起来还有点沾亲带故。如同他在《我的学生时代》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所回忆的：“父亲把我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去继续念书。这亲戚就是我曾祖母的侄儿王彦臣。王彦臣教书的特点是坐得住，能一天到晚盯住学生，不像其他私塾先生那样上午应个景儿，下午自去访友、饮茶、打牌去了，所以他的‘名声’不错，学生最多时达到四五十个。王彦臣教的当然是老一套，虽然我父亲叮嘱他教我新学，但他不会教。我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大，有大六七岁的，只有王彦臣的一个女儿(即我的表姑母)和我年龄差不多。这个表姑母叫王会悟，后来就是李达(号鹤鸣)的夫人。”茅盾，王会悟的同乡——浙江省桐乡县人。他从小便与王会悟认识，同在乌镇长大。乌镇，十万人口的城镇，一条河沿镇穿过，一艘艘乌篷船往来河上，一派江南水乡风光，令人记起茅盾笔下的《春蚕》、《林家铺子》。
一九一三年，十七岁的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教他国文的，便是沈尹默，教文字学的则是沈尹默之弟沈坚士。“沈尹默教国文，没有讲义。他说，他只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如何博览，在我们自己。”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了三年，他经亲戚介绍，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他的英文不错，所以在该所英文部工作。后来调到国文部。这时候的他，在中国文坛上还默默无闻。
他开始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投稿。最初，他信仰无政府主义，觉得这个主义“很痛快”，“主张取消一切”。慢慢的，他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来到了上海，住进了渔阳里。陈独秀原本不认识茅盾，听张东荪说起茅盾能译英文稿，便约他见面。“哦，原来你也是北大的!”陈独秀听茅盾说起了北京大学，说起了沈尹默老师，一见如故。只是陈独秀那很重的安徽土话，使茅盾听起来很吃力。陈独秀拿出一叠英文的《国际通讯》(《国际通讯》是共产国际的刊物，每周三期，用英、法、德、俄四种文字出版)交给茅盾，说道：“你把里面关于苏俄的介绍翻译出来，供《新青年》刊登。”于是，茅盾常常进出渔阳里二号。于是，当陈独秀、维经斯基召开座谈会，茅盾也参加了。于是，茅盾参加了一个“小组”。关于这个“小组”，茅盾在一九五七年四月所写《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文中如此叙述：“我记得小组的成员有：陈独秀、张东荪、沈玄庐、李达、邵力子、李汉俊、周佛海，还有一些别人(引者注：此处张东荪有误，他未加入“小组”)。小组开会在陈独秀家里。会议不是经常开，主持人多是陈独秀。开会时，有一个苏联人，中国名字叫吴廷康，很年轻，好像是顾问，他是共产国际派来做联络工作的。……“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小组没有党章，我记得在嘉兴南湖开会前一两个月，陈独秀叫我翻译《国际通讯》中很简单的《俄国共产党党章》，作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参考。那时候，我觉得有些字不好译，例如‘核心’这个名词，现在对它我们很熟悉了，在当时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译得易懂明了。我们参加小组，没有学习党章，也没有文字上的手续，只有介绍人。“小组是秘密的。党成立后，有‘社会科学研究会’作为公开活动的场所。……”茅盾还翻译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一九八一年决定恢复茅盾的党籍时，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至于茅盾的党籍，为什么直到他去世后的第四天才得以追认，那是由于其中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最初，茅盾一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活动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差不多每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信，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小姐”是谁?原来，“钟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谐音。那些来自各地的信，是各地中国共产党组织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信，由茅盾代转。因为茅盾当时有着公开的职业，比较方便。外地中国共产党组织来人，也常找茅盾接头，再由他介绍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指派，茅盾加入了国民党。当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茅盾是宣传部的秘书。当时，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四街三十八号，茅盾以及萧楚女也住在那里。茅盾跟毛泽东有了许多交往。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茅盾受到了通缉。他不得不转入地下，以写作谋生，写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交《小说月报》发表。他不再署过去常用的“沈雁冰”，而是临时取了个笔名“矛盾”。《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觉得此名太假，令人一看便知是笔名，就在“矛”上加了个草头，成了“茅”。从此，“茅盾”之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坛上。
一九二八年七月，茅盾化名方保宗，剃去了蓄了多年的八字胡，亡命日本。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在一九三○年四月五日，从日本回到了上海。他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曾向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提出，希望恢复组织生活，未果。但是，他和鲁迅站在一起，为左翼作家联盟做了许多工作。他写出了长篇力作《子夜》。
一九四○年，茅盾受新疆军阀盛世才迫害，带着一家从乌鲁木齐逃往西安。在西安遇朱德将军，遂与朱德一起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握着这位老朋友的手。茅盾郑重地提出，希望恢复党组织生活。毛泽东当然了解茅盾的情况。不过，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央认为，茅盾作为一位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加有利。这样，茅盾一直以一位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在中国文坛上活动着。也正因为这样，茅盾在去世之后，才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去世后第四天，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的决定的全文如下：“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茅盾)同志，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就在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一九二八年以后，他同党虽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文化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中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临终以前恳切地向党提出，要求在他逝世后追认他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央根据沈雁冰同志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一九二一年算起。”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在举行茅盾遗体告别仪式时，他的遗体上醒目地覆盖着一面红旗，旗面缀有金黄铯的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第三部分：酝酿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小组”是在一九二○年八月成立的。如果说，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十七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蟹)、李季。这十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四十一岁，最小的是沈泽民，二十岁。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施存统在一九五六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李达在一九五四年回忆说：“一九二○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力子在一九六一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六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林伯渠在一九五六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林伯渠：《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袁振英在一九六四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袁振英的回忆》，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七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周佛海在一九四二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陈望道在一九五六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