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他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乡)，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载《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其实，“王大耳”在二十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倚山傍水的北杏村长大。十二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十七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然而，望着潍河滔滔水，望着乔有山(即南岭)葱葱树，他的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他终于在二十岁那年，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迅速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早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校院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一九二○年三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他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是在一九二○年九月光景挂出这牌子的。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内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王翔千比王尽美年长十岁，原名王鸣球，山东诸城人。王翔千跟王尽美，也有那么点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母是王尽美的婶母，所以他们早就相识。王翔千肄业于北京译学馆，但古文底子颇好，擅长诗词歌赋。受他的影响，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也加入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后来改名黄秀珍)，也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了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陈为人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陈为人当时是北京《劳动者》的编辑。
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一九二一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最初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外，据查考，可能还包括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第五部分：响应水族青年邓恩铭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这首儿歌的作者，便是邓恩铭——王尽美的亲密战友。
邓恩铭比王尽美还小三岁，生于一九○一年一月五日（《辞海》一九七九年版“邓恩铭”条目，误为一九○○年生。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冬月十五日，换算为公历，一九○一年一月五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的人物之一。
邓恩铭不仅年轻，而且是水族人。他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的板本寨。那里离荔波县城大约二十公里。水族是中国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据一九五七年统计，中国的水族只有十六万余人，聚居于贵州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都匀、独山一带。水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如此琅琅上口的水族山歌，绝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绅那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邓恩铭从小在这些水族山歌的熏陶下，懂得人世间最质朴的爱与憎。他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行医。他原名邓恩明，字仲尧。他六岁时进私塾，十六岁时入荔泉书院。识字知书，他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据《邓恩铭烈士专集》（《邓恩铭烈士专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一九八三年三月在都匀印出内部参考本）查证，这是邓恩铭十五岁时的作品。以此看出，这位水族少年的爱憎已很鲜明。
十六岁那年，邓恩铭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里远行。那是他的二叔黄泽沛热情来信，邀他到山东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黄泽沛是清朝进士，后来到山东当县官。他其实姓邓。他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他过继给姑母家，于是改姓黄。邓恩铭到了他家，也取了个黄姓名字，叫“黄伯云”。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
使邓恩铭知识猛进，大开眼界。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了。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十八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一九二○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励新》半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创刊。《发刊词》中，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二十岁，而王尽美也只有二十三岁。
第五部分：响应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气。一九二○年九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扬诺维奇初来乍到广州，很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骑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nhop，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ecлnh，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那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扬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斯托扬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远东共和国”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
当事者谭祖荫在一九八一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两个俄国人(引者注：指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引注者：即佩尔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二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谭祖荫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由于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没有建立起来。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在所难免的。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是来自李大钊身边——就连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也曾吸收了黄凌霜!
第五部分：响应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段：“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此文署“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写此文之际，杨匏安二十三岁而已。他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可惜，斯托扬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一九二一年在广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才加入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一九二五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三一年被捕，死于刑场，终年三十五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一九二○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小引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枝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学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十五岁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