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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埔系”的潮起潮落
“黄埔系”因黄埔军校师生而得名。从1924年到1926年在黄埔本校招生并毕业的6期学生共有1万余人，这些人中的多数形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骨干“黄埔系”。需要区分的是，在蒋介石掌控的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师生并不等于“黄埔系”。能称得上“黄埔系”，至少有3个基本资格或者说是条件：一是前6期毕业生，越早资格越老，权力也愈大；二是掌握相当的军政权力；三是忠于校长蒋介石。如蒋介石曾以阵亡于陕北的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阵亡于孟良崮的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等为典范。按此标准，尽管黄埔师生中官拜将校的很多，但真正效忠于蒋介石的，毕竟是少数。
“黄埔系”从产生到羽翼丰满，有一个长期的过程。1924年10月，黄埔校军与友军一起平定商团叛乱后，于11月和12月先后正式成立军校教导第1、第2团,由何应钦（日本士官学校生)、王伯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生)分任团长。次年参加东征北伐，这一时期为黄埔校军时期，也是“黄埔系”萌芽时期。
1925年2月，国民党中执会决定成立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校军变为党军。4月组建以钱大钧(保定军官学校第5期留日生)为团长的第3团，6月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后增加了第4、第5团，由刘尧宸(保定军官学校第7期骑科生)、蒋鼎文分任团长，此为国民党党军时期。8月，第1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何应钦，原党军第4、第5团为国民革命军第2师，两师合编为第1军，军长蒋介石，骨干用的全是黄埔毕业生。第1军在次年参加了北伐。这一时期为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
1927年4月至1937年7月，是“黄埔系”的初步形成时期。北伐军占领东南一带后，蒋介石将第1军扩编为第1集团军。“黄埔系”的重要人物刘峙(保定军官学校第2期步科生)任师长的第2师，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中，是上海大屠杀的主要帮凶。从此开始，“黄埔系”成为蒋介石利用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之便，以国家力量养成效忠其个人的一支武装力量。
在1929年至1931年的新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这支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先后打败了唐生智(保定军官学校第1期步科生)、张发奎、李宗仁、石友三、阎锡山和冯玉祥等部。蒋介石通过改编、改组这些军队，大批安插、起用“黄埔系”军人到要害岗位上，从而大大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由于“黄埔系”军队在组织、纪律上相对比其他部队要强一些，财政、装备、后勤也较为充足，所以在历次战争中屡败众军阀，从而政治军事实力愈益雄厚。此后，在多次进攻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时，“黄埔系”都是主力。但这时的“黄埔系”还未能全部掌握大权，在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内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大权多被“保定系”和黄埔教官掌握，黄埔生中除胡宗南等少数人外，一般只是中层军官，并未真正掌握上层指挥权。
抗日战争时期，黄埔出身的许多将领纷纷率军上阵与日军作战。在历次战役中，先后有谢晋元、戴安澜等20多名将领壮烈殉国。也正是在抗战时期，“黄埔系”全面形成，其骨干纷纷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战区司令长官，从而完成了“黄埔系”在军界的接班部署。
全面内战时期，“黄埔系”势力达到了顶峰。两年内，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指挥官，如地区“剿总”、绥靖区、警备区、兵团、军、师管区的司令官以及军、师长，大部分来自“黄埔系”，甚至中央军事部门的指挥大权也部分掌握在他们手中。
军事教官刘峙蒋介石靠来自“保定系”等军校的教官在黄埔这个平台上起家，因为一则黄埔学生要由他们来训练教育，二则黄埔毕业生缺乏独立作战和军事指挥的能力和经验，要执掌军队大权至少需要10年以上时间的磨炼。在这个过渡时期，要由“保定系”等军校的教官来支撑局面和带领黄埔学生。所以，在黄埔学生初出茅庐前后，黄埔教官还需一路引领，执掌中央各军事部门的大权，即使在抗战和全面内战时期，这个“保姆集团”仍未衰落。
在国民党阵营中，黄埔教官的核心人物有：俞飞鹏，曾任交通部长、北京军需学校毕业；钱大钧，曾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保定军官学校第5期留日生；蒋鼎文，曾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浙江讲武堂毕业；刘峙，曾任徐州“剿总”总司令，保定军官学校第2期步科生；周至柔，曾任空军总司令和国防会议秘书长，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步科生；顾祝同，曾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和参谋总长，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步科生；何应钦，曾任行政院长、陆军总司令、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陈诚，曾任国民党副总裁、参谋总长、军委会政治部长，保定军官学校第8期炮科生。
黄埔毕业生中虽然此时仅有胡宗南一人得上将军衔，他们却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权力，从而真正成为国民党军队的中坚和骨干力量。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黄埔毕业生在国民党军政界中可谓将星闪烁，猛将如云。其主要人物，几乎全是前6期毕业生，最神气的是前4期。前后界限分明，高1期压死人。在前6期中，也有不少后期生超过前期生而居高位的。
蒋介石与“黄埔系”的关系是互为利用。一方面，蒋介石依靠“黄埔系”起家,实行专制独裁；另一方面，“黄埔系”成员必须依靠大权在握的蒋介石，以实现自己的权力欲望，步步高升，占据军界要职。同时，蒋介石在职务、装备、后勤、作战等方面也给予“黄埔系”种种特权，而“黄埔系”则效忠于蒋介石个人，其中不乏为之效死力者。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黄埔系”继大革命后又出现第二次大分化，他们与“保定系”的不少将领先后走向光明，加入革命阵营。“黄埔系”逃到台湾者则多为陈诚、蒋经国所排斥，有实权者在“黄埔系”数千成员中不过数十人而已。曾红极一时的胡宗南也遭冷遇,多数生活无计，苟活于世，“黄埔系”至此衰败没落。
论说“黄埔系”、黄埔军校的领导人和教官，有一人不得不特别凸现列出，他就是也从保定军校毕业、长期在黄埔军校中担任要职的张治中。他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最难得就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国民党的反共战事，一直致力于国共两党的和平共处，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士有着深厚的友谊，这在那段特殊岁月里是尤为难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他就表现得很“沉沦”。1932年，“剿共”多年的国民党内终于有人开始响应全国高涨的抗日呼声，这个人就是时任黄埔军校第3期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的张治中。淞沪抗战时，他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阻挠，毅然开赴前线，并留下遗嘱，誓要以身殉国。好在他没有殉国，却拉开了国民党军抗日的序幕。抗战胜利后，他极力主张和平建国，并促成重庆谈判。1949年，他又以国民党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到当时的北平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和平统一事业尽心尽力，为使台湾回归做了大量工作。
还有一个著名的黄埔教官，是后来隐入山林的严重中将。他也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曾任黄埔一期学生总队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等职。他离开黄埔军校后，常反思北伐以来的一场场激战，众多的兄弟命丧黄泉，却扶起了一个更大的军阀蒋介石。1928年冬，他抛掉所有的军政事务，独自一人隐居于庐山，在太乙峰下建草庐“劬园”。“劬”的含义是劳累，可见其主人此时的心态。他是真的隐居山林，每天与樵夫农民生活在一起，靠自己的种田收成口。严重的学生陈诚常上庐山看望恩师，蒋介石总捎信问候，并一再热情邀请严重住到南京附近，以便能经常讨教。1930年，严重回武昌看望生病的妻子，蒋介石觉得这是拉拢严重的好机会。他派人秘密前往武昌，授严重任冯阎大战军事总指挥，并授上将军衔。为表诚意，蒋介石让人把上将军服都带去了。蒋介石的这一招对冯玉祥也许灵验，对严重却失效了。严重回到庐山，在草庐的墙壁上贴满标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者，皆自然界之扒手，社会之蟊贼也!”坚持不出山，不与贼人同流合污。直到1939年，抗日烽火点燃了严重的革命热情，他毅然出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43年病逝于任上，一个刚烈汉子、黄埔军人为他的学生们树立了无言的榜样。
3．国民党军中黄埔生“拜将”的先后历程
黄埔一期生李仙洲（左）在湖北枣宜会战前线黄埔军校毕业生的“拜将”，大多经历了战火的考验，有着艰辛的奋斗历程。当初第1期的李之龙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而坐“直升机”直接晋升，那是特例，大部分黄埔毕业生都是由黄埔校军的建立而开始起步。1924年底先后组建黄埔校军教导第1、第2团，初期组建时只有少数黄埔生担任军官职务，如蒋先云、贺衷寒、楼景樾、桂永清、郑洞国等任连级军官，胡宗南、侯镜如、陈明仁、关麟徵、左权、石祖德等任排级军官，大部分只是挂着见习军官当兵而已。第一次东征后，随着革命队伍的扩大，黄埔生所任职务逐步晋升。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黄埔同学会的骨干迅速控制了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曾扩情由团党代表升任第20师政治部主任，成为黄埔生中的第一个师级军官。不久，酆悌也升任第1军第1师政治部代理主任。与曾扩情、酆悌同时任团党代表的邓文仪、贺衷寒，因先后到苏联学习，而错过了这次晋升的机会。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在东征中表现突出的孙元良拔得头筹，荣任嫡系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同时回粤军任职的范汉杰异军突起，任第4军第10师第29团团长。团长在当时的国民革命军中是个耀眼的职位，从北伐时任团长的名单就可知道其职位的重要，薛岳、蔡廷锴、余汉谋、蒋鼎文、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黄琪翔、戴戟等，在那时也不过是个团长。
最幸运的是时任第2团副团长胡宗南，部队刚出征，该团团长倪弼在紧急时刻无法随部队行动，胡宗南得以晋补第2团团长。之后不久晋升团长的还有李延年、郑洞国、桂永清、蒋先云、王世和、俞济时，同时任团级职务的还有团党代表李默庵、王尔琢、李汉藩等，团参谋长顾希平、周士第、侯镜如等。蒋先云是同时受到毛泽东和蒋介石喜欢的“黄埔三杰”之首，在二次北伐中壮烈牺牲，追赠少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从苏联回国的邓文仪在政变后升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将副主任兼代理主任；北伐中英勇作战的团长范汉杰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警备师师长，成为黄埔生中的第1个师长；而同时的团长孙元良却因在北伐中溃退被免职，蒋介石惜其才把他送到日本学习，此后的孙元良就像是中了魔咒似的，战绩一直不佳，屡战屡败屡逃，他在离开大陆前一直呆在黄埔生晋升的第二梯队中，再难名列前茅。孙元良的“官运”虽然不畅，但他也许是因祸得福，在与激烈争斗的官场远隔一段距离后，也落得了半辈子的心地清闲，他是惟一一个活到21世纪初纪念母校80华诞时的黄埔一期生。
1927年8月龙潭战役时，胡宗南升任第1军第1师副师长。战后蒋介石被迫下野，胡宗南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一起，联系时任初级军官的楼景樾、李延年、关麟徵、李默庵、丁炳权、李树森、陈武、王敬久、黄杰等黄埔同学，极力抵制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坚决拥护蒋介石东山再起，蒋介石最终得以复出，黄埔生从此受到蒋的重视。作为回报，蒋介石先后晋升胡宗南为第1军第22师师长，楼景樾任代理第2师师长（楼是浙江诸暨人，1931年任警卫第1师师长，副师长是俞济时，楼如果不是身弱多病，前途不可限量），李延年任第2师副师长，王世和（蒋介石的表弟，首任侍卫长）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总队长。一批“黄埔系”出身的旅长、团长也先后新鲜出炉。
抗战期间，黄埔军校教育长陈继承、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在军校举办的运动会上。1932年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正式成立，胡宗南、贺衷寒、酆悌、滕杰、桂永清、康泽、郑介民、彭孟缉、曾扩情、潘佑强、周复、戴笠、邓文仪、袁守谦成为组织骨干，号称“复兴十三太保”，主掌政治工作并控制国民党的政训系统。其中滕杰（黄埔第4期）是第一任书记长，起步很高，可是后期表现平平。贺衷寒是复兴社发起人，第二任书记长，后长期担任政训工作，是国民党军政治工作的旗手，官位至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邓文仪以写拍蒋介石马屁的文章得到晋升，官至战区政治部主任、国防部新闻局长。此3人去台湾后均未受重用。酆悌是第三任书记，抗战时长沙大火，蒋介石丢卒保车，被判死刑。康泽是第五任书记长，官至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第15绥靖区司令，后被俘，1963年第四批特赦。曾扩情在任成都城防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时被俘，1959年因其曾在西安事变时主张蒋介石抗日，有功而得以首批特赦。
桂永清和彭孟缉较早离开了政训系统。桂永清抗战胜利后进入海军，出任副总司令，不久升任海军总司令，以加强中央对海军的掌控。1949年指挥战舰27艘和其他船只计15万吨安全撤至台湾有功，此后桂氏的经历极富戏剧性，1951年晋升二级上将，正春风得意时，却因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有隙，被迫转任总统府参军长，等到吴国桢叛蒋离台后，升任参谋总长并晋一级上将，成为黄埔生首位一级上将，不幸的是这位第一个爬上峰巅的黄埔生上任仅45天，就病魔缠身，死于任上。彭孟缉的“拜将”经历也比较曲折，1947年由桂永清推荐任台湾警备司令，自此发迹，在桂永清死后继任参谋总长，本应同时晋升一级上将，却因为彭氏资历浅显（黄埔第5期），又去当了两年的陆军总司令，1959年再次出任参谋总长后才最终晋升一级上将。
在复兴社内设特务处，蒋介石最初是想让康泽当处长，因康泽推辞，小字辈戴笠这才脱颖而出。戴笠是浙江江山人，黄埔第6期毕业，他最终把小小的特务处破茧成蝶，经营成了国民党的两大特情机构之一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1938年戴笠升任中将副局长（职务军衔）代行局长职责，在全国各地遍设站点，暗杀之事四起，政府官员、军事将领人人自危。同时因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军统也成为一个独立王国，部下的封赏全由戴笠自己决定，所封少将待遇比正式的中将还高，却没人敢过问。但他因资历太浅，加上与陈诚不合，戴笠直到1945年2月20日才由铨叙厅授予陆军少将的正式军衔。
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为了统一军衔，正式军衔均由铨叙厅统一铨叙。3月27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4月初公布首批授予中将的89人，其中以师长晋升的有29人，黄埔生只有3人，皆为4月9日第5组铨叙，他们是：“剿匪”第2路第2纵队指挥官兼第1军第1师师长胡宗南，驻闽第4绥靖区司令官兼第2军第9师师长李延年，驻闽绥靖第2区司令官兼第14军第10师师长李默庵，李是第一个声明退出中共的黄埔生，终于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渐露头角的俞济时，于1936年1月28日补叙中将，搭上了黄埔生“拜将”集团第一梯队的“末班车”。
1935年4月13日铨叙的首批少将，第一组叙少将的黄埔生有：教导总队（蒋介石卫队）总队长桂永清、第2师师长黄杰、第3师师长李玉堂、第11师师长黄维、第14师师长霍揆彰、第25师师长关麟徵、第36师师长宋希濂、第80师师长陈琪、第83师师长刘戡、第87师师长王敬久、第88师师长孙元良等。4月15日第二组叙少将的黄埔生有：第98师师长夏楚中、第89师师长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