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黄鳌的名字。同时，黄鳌也参加考试。结果两人都考中，又恰好都分在第2队。所以，一旦有信件寄来，一喊黄鳌，两个人都争着跑上前来要信，成为当时大家逗笑的一件乐事。毕业前夕，郑洞国才正式恢复正名，大家方知有这段趣闻。又如周士第，籍贯本是广东省，在登记时他担心广东人参加考试的人太多，不易录取，就改填为河南省人，进校后才公开说明自己是广东人。这些小事都反映了当时广大热血青年渴望进入这所典型的革命军校的迫切心情。
在军校刚建立时，校内国共两党斗争并不明显。有许多共产党员的身份都是公开的，与侯又生同队的同学洪剑雄，是校内知名的共产党员骨干分子，他经常给《向导》投稿，给侯又生留下的影响很深，为此对洪的才干也非常羡慕。还有周士第、李之龙等同队同学，活动都相当出色。平定商团前夕，李之龙等人经常在夜晚去江边观察商团运载武器的船只。因为侯又生当时在班里负责，李之龙等人晚上出去都打个招呼，侯又生也知道他们一定另有任务，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可以休息，不出操了。在当时，有些人认为侯又生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侯又生诙谐地回忆说：“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是个思想糊涂分子。将近毕业时，周恩来主任曾找我，选我去特别训练班，我退却了。对于后期军校内两派的斗争，我是持观望态度的，抱定了哪边也不参加的态度。”
军校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有时，侯又生曾产生过学不下去了的想法，但他最后仍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军校的伙食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娱乐生活也很丰富，新成立的“血花剧社”编排了很多节目，印象较深的是，同学曾扩情长得像老太婆，每逢有老太婆的角色，也就必然由他主演，同学们背地里曾叫他“老太婆”，也是句笑话而已。那时，同学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难得有一点空余时间聚在一起，就笑语连声，那首著名的《国民革命歌》，大家即兴填了多首新词，竟也成了同学们逗趣时私下的“流行歌曲”。
关于前几期学生编队情况，侯又生的记忆是这样的：第1期，第1、第2、第3队，是硬考来的，每队定额是120人。第4队是备取生和保送生合并成的1个队，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参差不齐。第5队，是吴铁城的警备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的，但第5队并入时间很晚，不算第1期，而明
侯爵先生送给本书作者的全家福照片(1993年夏摄影)
确规定是第2期，但在同时学习。而与之几乎同时并入黄埔军校的第6队，是程潜军政部讲武学校的学生，由于东征中急需人，这一队中老兵又多，有实战经验，并入本校后马上开赴东征前线，算为第1期。另外，还有一个第7队，不知什么原因，后被取消。第1期学生毕业后，由于东征等原因，大多数并没有立即离校，所以再开办第2期，由于受校舍限制，招生名额受到很大影响，人数比第1期少了近三分之一，但素质却相对地提高了，学生中多是高中毕业生。第3期是在参加东征的两个军校教导团战后所剩人员基础上组建的，又招收很多报考的青年人，人数增加了很多。
东征途中为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盖章在东征前夕，由于侯又生是广东本地人，军校就先派他回家乡做接应工作，收集情报，配合东征的顺利进行。当时他任第2连1排长，这次外出执行任务是由营党代表章琰亲自交代任务的。战后，由于章琰阵亡，侯又生也就找不到人汇报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没隔几天，连长蒋先云见到侯又生后问，汇报情况没有，他让侯又生赶紧去向周恩来主任汇报。周恩来主任在东征中骑的是一匹小白马，侯又生在路上找到周主任，向他汇报了这次执行任务的经过。周主任
1994年元旦侯爵先生送照片给本书作者的签名
听到侯又生说，章党代表牺牲，就没地方汇报了，连说侯又生“糊涂”，以致侯又生多年后仍铭记着这一严厉的批评。
棉湖战役后，打兴宁，同队同学桂永清是第一个冲进兴宁县城的。军阀林虎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县城相当繁华。可笑的是，桂永清冲入县城后，收罗了很多较好的衣服，占为己有，并想通过邮局寄回家去，结果把他和他那个准备外寄的大包袱一同被巡逻队带到了校本部。根据军校条令，抢劫财物者枪毙。蒋介石校长知道这件事后，怒气冲天，让拉出去枪毙，但他以前曾说过，他是不会枪毙他的学生的，同学们也就此怕校长开杀戒，赶忙为桂永清求情并担保，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但口头上仍说：“你们谁担保也没用，除非党代表廖仲恺，谁也不行！”意思很明白，桂永清可以保住一条命了。为此，桂永清在以后拼死地为蒋介石卖命，曾任国民党海军司令。退到台湾后，死在国民党陆军总参谋长任上。
东征中，后方革命政府多次派人到前线慰问，周恩来主任的夫人邓颖超也来到前线，鼓励革命军为人民而战。有的同学悄声问别的同学：“这个女人是谁？”答曰：“是周主任的老黄埔一期学员队队长茅廷桢烈士，在北伐战争中牺牲。婆。”这句话让邓颖超听到后，她笑着对大家说：“我是邓颖超，不要称呼我是周主任的老婆，你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呢？”一席话把大家说得哄堂大笑。
侯又生小时候看“三国”，想当军师的心理可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回梅县执行完任务后不久，就申请当参谋，不愿再带兵。这时，校本部参谋处处长茅延祯正是侯又生原所在第2队的队长，人缘很熟，他答应了侯又生的要求，分配到参谋处当参谋。茅延祯对侯又生比较了解，也就十分信任，去后没几天，他让侯又生一个人负责为黄埔军校第1期的全部毕业证书盖章。侯又生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梅县校本部，时间是1925年3月中下旬。我就坐在蒋校长办公室一边仔细地向已写好了姓名的每张毕业证书上盖章，共用了3个样式的章。章由茅延祯发下并收回，连续盖了3天才盖完。为此，至今有两个数字我还记得，第1期学生进校时是527人，毕业时是487人。加上后期由湘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的第6队146人，共有毕业生633人。”
北伐战争中，侯又生到叶剑英为参谋长的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部任谍报科少校代科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为国民革命军传递情报，提供情况，消息相当准确，为北伐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北伐战争后，侯任上海市虹口区警察局局长等职。1929年初，侯又生又第二次踏上广州黄埔岛，任军校第7期学生队第3中队的中校中队长。这时，军校已经变质，已不能同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同日而语了。
侯又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安绥靖公署高参、第34集团军高参、国防部少将部附、参议等职。新中国建立后，经特赦随儿女定居安徽省巢湖市，1986年起历任政协巢湖市第1至第4届委员会委员和华东5省黄埔同学会顾问、安徽省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民革党员）。任职期间，他积极搞好统战工作，与国内外黄埔同学取得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97年3月17日，在巢湖市人民医院宅内去世，最后时刻没有打针吃药，没有病痛，安然去世，享年94岁。
“八一”军旗上有他一缕耀眼的金丝
——访黄埔一期毕业生、南昌起义中的团长廖运泽
史书有记载，南昌起义时，起义军中有一个团全歼敌军两个团，占起义行动中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功绩卓著。1987年夏，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笔者在南京玄武湖畔一座小楼内，专访了当时黄埔一期生廖运泽晚年在南京家中这个团的团长廖运泽。本文稿曾经廖老审阅修改，遗憾的是仅1个多月后（1987年9月23日），廖老因病在南京去世。那是廖老渡过的最后一个“八一”建军节，笔者作为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也是廖老生前接受采访的最后一个军人。
廖老是安徽凤台人，1903年出生，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编在学生第3队。1925年2月和10月，参加第1、第2次东征。当时，廖运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生第3队队长。同年底，武汉分校成立后，任政治大队第4队队长。1927年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变，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第72团副团长（团长许继慎），在战斗中负伤。
笔者在当年采访廖老时，他已是84岁高龄。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民革主任委员、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那时，廖老刚大病初愈，当笔者一谈起南昌起义时，廖老心情很激动，他断断续续地讲述起那个大动荡的年代。
廖老首先指着右小腿说：“这还得先从这伤口说起。”笔者轻轻拉起廖老的裤脚，看见他右小腿中部有一枪口洞穿的伤疤。整整60年了，眼睛一样睁着的伤痕，勾起了廖老难忘的回忆。
1927年4月，廖老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调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第72团任副团长。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那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5月，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在武汉的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密令夏斗寅带领4个团的兵力，准备在武昌南10多公里的纸坊车站下车，向武汉发动突然袭击。当时任第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的叶挺将军得知这一情况后，命令第72团抢先占领纸坊两侧高地。也就是在这次作战的追击之中，廖老腿部负伤。在荒野深草中被后续部队发现后，抬回指挥所。该团团长许继慎也身负重伤，两人同住进汉口医院。7月中旬，许团长由于伤势过重，转到上海治疗。廖老伤愈后，代理第72团团长职务，光荣地参加了南昌起义。
廖老将头靠在沙发背上，用手抚摸着前额，仔细地回忆着。在一旁，廖老的夫人及三子在静静地听着叙述，有时也插话向访问者解释廖老一些含混的话语。廖老兴奋地谈起那个晚上震惊中外的南昌城头的“子夜枪声”。
部署南昌起义军事行动计划的旧址——原江西大旅社会议厅起义前夕，第24师驻守在南昌城东北角，叶挺将军仍兼任师长。第72团团部驻守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里。7月27日下午，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第11军团以上军官作了起义动员报告，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阐述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7月30日下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确定起义部署和行动计划。当时，实际上参加起义的只有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第25两个师，贺龙的第20军的3个师和1个教导团，还有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率领的特务连，以及随军来南昌参加暴动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师生。起义军当时所面对的所谓敌军，实际上是不可能参加起义的原来的友军，有朱培德第3军留在南昌城内的5个团和程潜第6军的1个补充团，共6个团的兵力。起义军以16个团对敌6个团的优势兵力，发动起义是很有把握的。因此，会议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敌军包围缴械。如果遇到抵抗，就用强攻的战术将其歼灭。规定口令为“成功”，官兵脖子上带着红布领带，手电筒用红纸罩贴“十字”作为灯号。第72团的具体任务是：收缴敌第23团和第24团两个团的枪械。
起义军在事前对敌营作了认真的侦察。7月31日，参加起义的军官教导团全团连以上的干部曾以“观摩友军内务”为名，到敌军营房内去了解情况。第72团第3营袁营长，借口会朋友，进入敌人营房，仔细调查了敌情和地形。该日黄昏后，朱德根据前委的决定，将敌第23团团长卢泽明、第24团团长“萧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用“邀请”的名义，扣押了起来。为顺利消灭敌第23团、第24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廖老回忆到这里，精神突然高涨起来，挥舞着手继续说道：起义原定8月1日凌晨4时开始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行动，后又紧急通知提前两个小时。我按原部署带领第72团以演习夜间行军的方式，接近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驻地，突然夺取该部卫兵的武器。迅速以4个连的兵力冲进第24团的营房。因为天气闷热，敌军官兵都铺着席子睡在院子内，他们被迫仓促应战，但很快就被全部缴械。
激烈的枪声直到拂晓才停止，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南昌城。之后，第72团和第71团还奉命没收了官僚资本的银行库存钞票和银元，作为退出南昌南下途中的军需之用。8月2日起义军成立了参谋团，周恩来为主任，同时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朱德为暂编第9军军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至此正式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廖运泽辗转来到南京，在国民党第33军（军长柏文蔚）驻南京办事处工作，秘密收集安排南昌起义失散人员。1928年初，第33军学兵团在安徽寿县成立，孙一中任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从事兵运工作。因遭到通缉，离开安徽寿县转到江苏无锡，在袁子经独立旅任营长。后与中国共产党脱离组织关系，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1943年春，国民党第92军3个补充团组成暂编第14师，廖运泽任师长。1944年，升任骑兵第2军中将军长，驻防皖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率骑2军开赴济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廖运泽不愿参加反共内战，辞去军长职务，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闲住南京。
1948年6月，廖运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8绥靖区副司令兼颍上指挥所主任和暂编第1纵队司令官，设指挥所和纵队司令部于安徽寿县。11月，廖运泽的堂兄、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起义，率部加入人民解放军，这也促进了廖运泽尽快弃暗投明的决心。1949年1月，廖运泽率暂编第1纵队撤退到安徽芜湖，改任第15绥靖区副司令，暂编第1纵队改编为暂编第1师（后又改编为第85军第110师），由堂弟廖运升（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任师长。此后不久，廖运泽调衢州编练处（第9编练处）司令部任副司令。
在廖运周率部起义、部队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师后，廖运泽、廖运升即派亲信人员前去同廖运周联系，请共产党派人到暂编第1师协助起义。廖运周立刻向陈赓司令员汇报情况。陈赓和廖运泽是黄埔第1期的同学，他让廖运周马上写回信，“希望早日响应南下大军，及时起义”，并派第42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杨振海携信前往暂编第1师，传达陈赓欢迎他们起义的口信。这时，廖运泽和黄埔第1期同学、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也商谈了组织第110师和第318师起义的问题。5月4日，廖运升率第110师在浙江义乌起义。5月5日，广州各报同时刊登了《廖运泽、廖运升率部叛变》的新闻和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着即缉拿归案”的通缉令。廖运泽由广州潜赴香港。此后，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做台湾等地的统战工作。1952年，周恩来电召廖运泽回国。安徽凤台廖家湾廖氏堂兄弟中，这3位同为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国民党军将级军官，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相继聚拢到了“八一”军旗下，也留给那段历史许多传奇故事。
黄埔五期生廖运周晚年在家中1956年2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运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11月、1979年10月和1983年12月，在民革第4、第5、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4年12月、1978年2月和1983年6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