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觉得自己刚才太不像话了，开谈不大一会儿，居然就亮出如此大的破绽，差一点让人把不该说的话全给勾了出来。他觉得自己有点“窝囊”，对此也感到挺“窝火”。
……在随后的谈话中，寿泰求果然谨慎了许多，不仅绝口不提“顾省长”，就连那个他主动提出的“劳爷痛苦说”，也都不愿深入往下谈了；随便扯了点他和劳爷之间的往事和趣事，就借口“还有约会”，匆匆告辞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赵总队已经在那小楼里等着了。
“如果劳爷在陶里根后期精神上真的‘很痛苦’，这里一定有名堂。要重视这个线索。”听了邵长水的汇报，赵五六加重语气分析道，“他痛苦个啥？是谁给他造成了这痛苦的？一定要搞清这些情况。得想办法从这个寿泰求那儿再掏点干货出来。”
“总队长，您还是让我实实在在去追凶破案吧。您说劳爷内心痛苦不痛苦，跟破案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咱们又不开心理门诊。抓住凶手才是胜利。有那个必要绕那么大的弯儿……”邵长水忐忑地申述着。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干这档子事，就不勉强你了。”赵五六有点不高兴了。
“我不是不愿意干。是瞧着那头这么些案子没突破心里干着急……”
“谁说那头的案子没突破？”赵五六拧起眉头说道，“那边已经撬开了那个肇事车司机的嘴。那司机供认，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的确还有一个人。事发前，他俩的确去路边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不少的酒。但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事发那一瞬间，到底是谁把着方向盘的了。当时他头晕得厉害，手脚发软，直反胃，还想吐……只是隐隐约约记得，那个人跟他提议过，是不是让他来替他开一会儿。但据那个司机说，他说我是老司机了，这车还是俺家自个儿贷款买来跑运输的，咋能交给别人开？就算不是自家的车，司机一般都不愿意让别人来开自己的车。他说他平时喝酒，能有一斤的量。那天，他跟那人一共没喝下一瓶去。那还是个半斤装的小瓶。那天他最多也就喝了不到三两。要放在平时，三两酒，真跟玩儿闹似的，刚把酒虫勾出来而已。但那天真不行了控制不住自个儿了……”
“那家伙是不是在酒里做了手脚？”邵长水问。
“这现在就说不好了。”赵五六说道，“据那肇事司机说兴许是因为着了点凉。他说着凉的原因是因为去小酒馆之前，那人还哄着他去歌厅唱了会儿歌。那家伙还掏钱点了两个小姐陪着玩了一阵。歌厅的ktv包间里又刚撤了火，可能就是那会儿着凉的。他说他一着凉，喝酒就爱上头。是不是就是这么出的事……他说他开这么些年车，还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在部队当兵那会儿，还是个模范驾驶员……还说可以上他原先的部队去调查……”
“尽他妈的拣好听的说了！他供出那个人的姓名住处没有？”邵长水问。
“没有……他说他压根儿就不认识那家伙。半道上拦的车，说是要去南岗泡子。一开始他不让他搭车。对方死缠硬磨，还愿意掏二十元给司机做油钱。还说请他去唱歌，吃饭……有这么好的事，他就应了……”
“完全是个圈套。”邵长水说道。
“司机才不管你啥圈套不圈套，只要给好处，谁搭车都行。”赵五六说道。
“只要能认定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确实还有另一人在，应该认为，案情就算有了一个重大突破。”邵长水说道，“从这些情况分析，这家伙应该是本地区的人。让技侦科派人根据肇事司机的口头描述，画出那家伙的人头像，发到周边地区群众中排查确认，应该能找到这家伙……”邵长水建议道。
“这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但也有个困难，据那肇事司机说，那家伙自始至终戴着个挺大的‘蛤蟆镜’，甚至跟小姐鬼混时，也没摘了那镜子。所以，凭着那样的画像，能否找到本人，真还不好说。”
“那肇事车扣下了吗？”
“当然。咋的？想去瞧瞧？”
“嗨，我把手伸那么长干吗？不在那位置，不管那闲事。”邵长水自嘲道。
这时，赵五六案头的电话响了，是劳爷的夫人朱泉英打来的，说是有个情况，不知道对破案有用没用。事发后，赵五六曾多次亲自去看望劳爷的夫人，抚慰之余，也曾对她提出，希望她能好好回忆一下，提供一些情况，以利于破案。不管哪方面的情况都行，直接、间接的，越详细越好。
放下电话，赵五六问邵长水：“这会儿有事不？要没特别大的事，跟我一块儿上泉英嫂子那儿听她说说情况，顺便也看望看望她。”邵长水自然当即应承了。
劳爷在省城熟人朋友特别多，可以说，只要他想办的事，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但他自己至今却只住着一套很老式的两居室公寓房。事发这么长时间了，泉英好像还没能从整个事件中缓过神来。“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把事情说得清楚。这段日子记忆力减退得厉害……”她凄苦地惨笑道。
“找个好大夫来替你瞧瞧？”赵五六忙提议道。
“先说事吧。说事吧……我怕说乱了，还记了几条要点……”泉英拿出一张纸，恭恭正正地放在自己面前，同时略略红起脸，向赵五六解释道。
她对赵五六和邵长水说，要不是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东林遇上了那个人，他绝对不会头脑发昏地吵吵着脱警服辞职去什么陶里根。“虽然这么些年来，东林对厅里一直没把他从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上扶正了，觉得挺委屈，对早先的处分也挺愤愤不平的，但他确实从来也没想到过要离开刑侦总队，更别说要他脱警服去调查省上的一位什么领导。说老实话，这样的事儿，搁过去，你就是拿枪顶着他脑袋，他都不会去干的。有的领导老觉得他这人心特活儿，个性特强，特不好管教。其实太不是那么回子事了。说出来也许你们都不信，他这人内心特本分，也特胆小。事情全发生在那天。那天是个星期天，而且是难得的一个能休息半天的星期天……”
……那天早晨，劳东林骑上他那辆破自行车，上菜市场采购。他这人挺讲究生活。但凡能歇个一天半天的，他都会亲自去“备料”，精心掌勺，大张旗鼓地整上一桌菜，让盘子摞盘子，大碗叠大碗，约上一帮朋友，上家来热闹一通。（这帮所谓的“朋友”，还真不一定是以往的战友或总队里的同事，大多都是社会上三教九流的哥儿们或姐儿们。他平时好结交这些人。他说，当刑警的没这样一帮朋友，真来了案子，你想上线索？难死你！）你还别说，他的“小笨鸡炖蘑菇”，“黄金饼炒辣肠”，“鲫鱼扒豆腐”，“翠嫩芽炝拌”，“手撕大马哈鱼”和“肥肠排骨烧土豆”，跟那些靠“地方特色农家菜”营生的饭店酒家做出来的，还真有一拼。在饭桌上，他自己喝得不多，吃得也不多，但他就喜欢这份热闹，也喜欢听朋友们由衷地夸他几句。他就是这么个人。老了老了，还挺招人喜欢的。
离菜市场不远，新开张了一个古玩市场。规模不小，四五百米见长。马路两旁一个紧挨一个的，摆满了卖真假古玩的地摊儿。劳爷从不玩这些东西，但他有时候喜欢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堆里走一走。也说不上个什么原因。大概还是他那个喜欢凑热闹的脾性决定的吧，他总觉得在人堆里这么挤一挤，走一走，心情特别放松。有时候看到有人花几百元，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一个灰头土脸的碗啊瓶啊小菩萨之类的玩意儿，他心中暗自替人捏一把汗，嘴里却会跟着唉呀哼哈地感慨夸赞一番。其实他真不懂古董。那天，正在那市场里游动，突然间，他看到了李敏分。他当然知道李敏分是玩古董的行家里手，赶紧上前打招呼。李敏分却一脸惊喜，颇有那种踏破铁鞋的感叹，忙把他拉到一旁，问：“你瞧见余大头了没有？他找你哩。”“余大头找我？干啥？”当时劳爷心里一愣。作为厅里的一个老同志，他当然很早就认识余达成，但即便是他还在厅里干着的时候，他俩也并没有什么公事以外的往来。再说，这个余大头离开公安厅，离开这个系统也多年了，还能有啥事要找我？他余大头以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再凭过去在公安厅的那点影响和老关系，不管办啥事儿，也用不着“屈尊”来找我劳东林啊。劳爷一边在心里犯着猜疑，一边却又不由自主地跟着李敏分走去，很快就见到了那个余大头。
余大头虽然当了一阵“亿万级的富翁”，又出国美美地镀了一回金，但那副不拘小节的“邋遢”样，却依然如故。跟劳爷见面时，他上身穿一件驼色的中式褂子，里头也就穿一件浅蓝色的纯棉衬衣；下身再穿一条深灰色裤子，黑布圆口“老头鞋”，板儿寸头，大脸盘，只是那副一向炯炯如灼的眼神，多年不见，已变得意外地平和而含蓄。还有个变化是，近来查出血糖高出标准不少，人急剧消瘦，口袋里老揣着让人从瑞士带回来的降血糖药片。余大头对劳爷说，我好长时间不敢过肉瘾了，听说中央广场西侧新开了一家“酱肘棒”店，味道还算不错，咱们上那儿坐坐，尝尝新？他亲自开车拉着劳爷去了中央广场。按情理说，怎么也应该把李敏分一块儿拉上。但人家真是按规矩办事，什么场合，该谁在场，不该谁在场，不论情面，只论规矩。李敏分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聪明人，当然懂得这里的规矩。他知道余大头今天通过他找劳爷，绝对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既然人家没邀请他，就说明这场合不该他掺和。不该掺和的事就不要去瞎掺和，这点素养，对于一个省公安厅的老工作人员来说，应该是早就具备的。所以，他把劳爷交到余大头手上，便开着车走了。
余大头带劳爷进了“酱肘棒”店二楼一个包间，要了两份那著名的“酱肘棒”，又要了一盘大拉皮，一碟凉拌萝卜皮，一瓶本地名酒“高粱烧”，两人就便戴上店家发的简易塑料手套，撕着啃着，边喝边聊。一开始也没说啥正经事，聊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就集中到那个“1112”（副市长开枪杀人）案上去了。小包间里只有他二人。劳爷又喝了两盅白酒，便情不自禁地慷慨激昂起来。反倒是作为主人的余大头只是含蓄地笑着听着，偶尔才插上一两句话。听他那插话的用意，好像也只是为了引出劳爷心里更多的议论和牢马蚤。那天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但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挑明今天花这时间精力和金钱，请劳爷来搓这一顿，究竟是为了什么。劳爷回到家，喝了杯浓茶静静心，忽然觉得这里头有些蹊跷，也为自己今天说了太多的“废话”，发了太多的牢马蚤而生出些许悔意。自从早年受了那回处分，一向在“酒色”二字上比较谨慎的自己，今天是怎么的了？完全失态啊。而那个余大头，端着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子，又到底是在玩的哪一招呢？但仔细想想，自己也没说什么太过杠杠的话。无非就是说祝磊这么个正厅级干部，神经又没出毛病，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开枪杀人嘛，杀人偿命是对的，但总该把内幕给整清楚了再毙人家也不为晚，匆匆忙忙判，再急急忙忙地要把人家毙了，总让人觉得有点纳闷。真搞不明白，上头有些人为什么总要在一些重大关节问题上犯那么一点点傻……等等等等，这些牢马蚤话，全省人民都在说哩。我劳东林说两句，又怎么了？于是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安心去睡觉。几天过去了，倒也没出什么大岔，劳爷这才彻底踏实下来，却不料到某一天的傍晚时分，又接到余大头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兴安宾馆去见他。
这个兴安宾馆，地处偏僻，多数人可能都不清楚，但劳爷清楚，它跟那个“龙湾路八十八号”一样，也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不同的是，龙湾路那边，现在不是了，而兴安宾馆却依然还是。龙湾路八十八号地处市内繁华地段，而“兴安”所处的地段却比较背静，歇山式飞檐大门楼上虽然也跟一般的宾馆似的装饰着耀眼的霓虹灯招牌，但细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它并不像别的招牌似的，红黄蓝绿拼着命地闪烁，哭着喊着在招徕过往行人。它不。它就那样儿，静静地闪着一绺红光，默默地敞着大门，你爱来不来。还有一点它跟其他宾馆也不一样，就是任何人出入它的大门，都得出示住宿证。没有住宿证的，必须请你出示工作证和身份证。说到底，它那么“清高”，是因为它并不对外营业，它不指着那点外财生活。但它又告诉你，我这儿是个“宾馆”。
劳爷赶到兴安门前时，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在那儿等着他了。劳爷曾经想到过，以余大头目前的身份，或地位，到时候会有一位工作人员或秘书在大门口来接他，但没想到会是一位军人，这让他略感意外。兴安宾馆的前身是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一座“行宫”。按说它应该作为“文物”，由地方文物局接管和保护起来。其他那些有这样那样身世的建筑早就被接管了，惟有这座“行宫”它们没接得过去。因为和省安全厅经常有工作上的往来，劳爷不止一次来过这儿，对它餐厅里一位河北廊坊的大师傅做的“肉饼”，印象还特别深刻。兴安宾馆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原先那个“行宫”。它包括一个大型的宫殿式的四合院和两个带小院的侧厢房，还包括一片带假山亭阁九曲桥的水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中的。尤其是那个宫殿式的大四合院，据说大帅和小帅都曾来住过，现在已不对外开放了，只供贵宾，还得是身份不一般的贵宾参观。另一部分就是一幢新楼。说它“新”，只是相对那“行宫”而言，其实建起也快三十年了。只不过，前几年重新做了一次内装修，硬件方面的标准绝不次于地方上那些星级宾馆。而且每个房间都安了两部电话机，一部联线地方市话和国内国际长途，一部是安全系统内部的直通电话，以确保内部通话的绝对安全保密。还有一点也是它特殊的：不管进入新楼区，还是在“行宫”区，都无法使用手机。也就是说，它这儿，无线电的屏蔽功能特别的好。安全厅安全厅，就得安全嘛。
按说，那位年轻的军人应该领着劳爷向新楼走。但他却没把劳爷往那儿引，而是把他直接领到了“行宫区”内一个带侧厢房的小院里。这也让劳爷感到意外，又让他暗自兴奋。他知道，这两个带侧厢房的小院，在整个兴安，地位相当特殊和“神秘”。如果接待会议，这儿肯定只安排来自国家安全部或中央一级的领导。平日里，这儿则只安排“特殊”住客。
余大头怎么会住到这小院里了？难道他还拥有“安全”方面的背景？这当然不便深究。据他自己笑着向劳爷所做的解释是：省安全厅这两天正在这儿搞干部轮训，请他来做一次欧美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形势报告”。趁此机会，他也就在这儿休息两天。但怎么会有现役军人来做他的“扈从”呢？这一点，劳爷没有问；再问，不仅显得他劳东林有点碎嘴子，也就有点露怯了。而那位大头兄自己也没往下解释。前一阶段，他刚从美国回来时，熟人们就看到他乘坐的是一辆挂着军牌的大奥迪车，还有一位现役的军士（司机）在为他服务。没过多长时间，这辆军车和军士都不见了，又被一辆地方上的车和地方上的司机替代了。今天，劳爷又看到一位年轻的军官在他跟前走动……正常，这些事发生在“余大哥”身上，挺正常，要是没有这些非同一般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人们也许反而会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那天，余大头不再虚晃一枪，请劳爷落座，上完茶，接下来张嘴就说要“拜托”劳爷去陶里根办件事。“要你去做一次秘密调查，调查顾代省长当年在陶里根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他把“任务”交代得如此直白、简明和平淡，好像只不过让对方上菜市场买两斤鸡蛋似的，这话意，这口气，这神情，却让劳爷完全惊呆了，只能微微地虚张着嘴，呆呆地看着余大头，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和心跳。要知道，在劳爷听来，这“任务”的严重性，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