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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调第3部分阅读

    就因为是雷克斯·杭巴德牧师的故乡而臭名远扬。像南加州的格林威尔镇,因为是伯比·琼斯大学(美国着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会学校。译者注)的所在地而“声望”卓着。而伊利诺斯的云顿则与云顿大学划了等号。人们记得这地方,是因为把这儿当作发了迹的比利·格雷汉姆传教牧师的根据地。同样,加州的园溪也只是因为罗伯特·舒勒牧师大人而让人难以忘怀,此人以机械的微笑和他那温馨滑稽的“玻璃教堂”着称。一位属于高级阶层的成员会选择弗吉尼亚州的林奇伯格居住吗?很可能不会,因为那个小镇是杰瑞·弗尔威尔博士的无线电传教发源地,也是他的教堂所在地,并且是自愿捐赠的汇集地。

    看来,这的确已成了一条屡试不爽的通则:社会阶层高的人们,决不会居住在一个与宗教预言或奇迹有牵扯的地方,比如麦加,伯利恒,法蒂玛,洛尔德,或者盐湖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最开化的城市——像伦敦,巴黎,甚至纽约——都能安全元恙地通过这项测试。尽管用最严格的标准衡量,罗马仍会让人不大放心,但还是比那路撒冷要更有格调。

    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新闻报纸的质量,也是这个城市(在等级意义上)可取程度的标志。尽管华盛顿一贯以它作为首都的优越地位——各国大使馆和其它诸如此类的原因——而自居,但是一旦你翻开《华盛顿邮报》,这个城市顿时显得微不足道。周日版为它的读者们(上层贫民?)提供的不但有天宫图,还有长篇累犊的电视肥皂剧情节介绍,外加上安·兰德斯教导人们如何往上爬的建议。与此相似,你只需注意《印第安纳波利斯垦报》为它的读者们提供的所有与《华盛顿邮报》雷同的货色,包括头版的《今日祷辞》,你就可以推断,这座城市毫不具备等级上的优势。

    数十年来,佛罗里达(也许棕榈滩除外)和南加州一样,一直被认为是社会等级意义上最糟的两个地区。似乎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国外,尤其是一些暴发户“新贵”聚集的地区,比如西德,那些毫无品味和格调的夜总会总是有可能被叫做“佛罗里达”。有教养的人们拒绝考虑在但帕(佛罗里达州一海滨城市。译者注)附近居住的另一个原因是,七十年代,此类广告牌在但帕附近的呵波罗海滩赫然可见:“名叫龙巴多的家伙想跟您作邻居。”同样,加州伊斯康迪多的退休公民会被怂恿去买进“劳伦斯·威尔克乡村俱乐部不动产”的一部分股权,目的是为分享他们的音乐英雄的魔力,在最近一期贫民阶级最爱读的《国民探密者》杂志的分类广告栏中,有四则广告正在出售伪造的大学文凭:所有这四个地区从地址上看都在加利福尼亚。另一些例子则在等级意味上相当令人满意:被废弃的玛丽女王号游轮,作为一堆废铜烂铁恰恰被扔在一个无聊的地方:加州长岛(南加州洛杉矾附近一海角。译者注);而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成了达利博物馆所在地;自然地,劳德代尔堡(佛罗里达州南部一海滨城市。译者注)是stp公司的总部。

    于是有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一名最高阶层的成员可能住在这个国家的哪些地方呢?纽约当然是首选,接下来芝加哥、旧金山、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也许还有克利夫兰。或者在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莱纳州、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州深处的乡村地区。情形大致如此。除了伯纳德斯维尔或者普林斯顿以外,在新泽西州居住并不是个好主意。但是,新泽西的任何地方都要胜过加州的太阳谷、松柏城和康普顿,俄亥俄州的坎顿,内华达州的雷诺,怀俄明州的夏延,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乔治亚州的哥伦布,以及其它相似的军营城镇:,当然还有俄亥俄州的帕尔玛——这城市人口有10万,却没有一份日报,也没有公共汽车系统、旅馆、甚至自己城市的地图。科罗拉多州的氏青城同样不可能被考虑,因为约翰·欣克利(刺杀里根总统的凶手。译者注)就是从那儿来的;以及达拉斯,因为——众多理由中的一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刺杀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凶手。译者注)曾居住在那里。

    据说,某位研究此类问题的专家将拉斯维加斯称作“世界下等人之都”。我认为,您完全可以凭自己对这类知识的谙熟程度,对自己的社会等级高低有一点眉目了。对了,上面的城市中,还有阿卡普尔科吧?

    中产阶级

    一个最谨小慎微、了无生气的阶层。他们是企业的螺丝钉,“可替换的零件”。他们最惧怕“他人的批评”,因此是为他人而生存。他们是全社会中最势利的一群人。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论等级。有助于我们辨认出中产阶级的是它的一本正经和心神不宁,而不是其中等水平的收入。我认识一些很富有却顽固地保留着中产阶级身份的人们,这也就是说,他们依然对于别人会如何看他们感到恐惧,并且一心希望将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但求不被他人批评。餐桌上的仪态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个极重要的问题。用来掩盖某些活动的网眼窗帘也很盛行,比如遮掩“藏腊肠”活动(当然,中产阶级是不喜欢用这个词的,他们这一行为的对应词是呆板的“做嗳”)。经常担心会不会冒犯别人的中产阶级是“漱口水”的主要推销目标,如果这个阶级不存在了,整个“除臭”工业恐怕会就此坍塌。如果说内科医生通常是中上层阶级,牙医则不得不沮丧地对自己的中等阶层身份有所认识。据说,若在社交场合将一位牙医介绍给一位“医师”——牙医们喜欢这样称呼对方,牙医经常会感到严重的地位焦虑。而医生们称自己为大夫,并尤喜在牙医面前如此,当然,他们也喜欢在大学教授,按摩师或牧师面前这么说。(英语中,doctor 一词既有大夫的意思,也是博士的意思。美国的大学教授通常是哲学博士,牧师是神学博士,因此作者用此作为反讽。译者注)

    据《白领》(1951)和《权力精英》(1956)的作者c ·赖特·米尔斯称,“地位恐慌”是最具中产阶级色彩的焦虑形式,所以他们才需要申请越来越多的信用卡,订阅《纽约人》杂志,因为他们估计这表现了中上层阶级的品味。中产阶级对这份杂志,或其中的广告的热爱,恰好印证了米尔斯对他们的描绘:“不从更高的社会环境借来地位,他们就会不得其所。”《纽约人》杂志的广告商看来早就对这批读者的心态了如指掌,他们在这些中产阶级面前的“准中上层阶级”姿态有时简直逗噱。比如,最近刚刚大事抨击了使用昂贵信笺的恶习,这儿,他们用了一张打印的请帖。跃人眼帘的第二个单词格外醒目,造作地遵循英式拼法将美国通用的honor拼成honour:

    兹订于

    本周五于康涅迪格州斯但福镇狩猎谷俱乐部

    列奥那德·亚当·威斯特曼博士和夫人

    杰弗里·洛冈·布兰顿博士和夫人

    恭请您光临——

    (到这儿上层阶级可能会说“鸡尾酒会”,或者,如果绝不会出差错的话,说“酒会”。但这里,布兰顿“博士”和夫人邀请您特别消费——)

    香槟和鱼子酱

    这儿唯一漏掉没提的是食品的商标和品牌。

    如果说此类东西的读者,曾一度是历史最久、广泛植根于美国的一群人的话,今天的中产阶级却似乎是最没根基的群体。中产阶级的成员不光购买自身阶层的传家宝如银器什么的,他们还得常常每隔几年奉自己所属的公司之命长距离地搬家(通常目的地是所有最没格调的地方)。这些人通常是石油公司雇用的地质学家,电脑程序设计师,航空动力学工程师,或是被派驻到一方新市场的推销员,以及被公司委派的“市场”(从前叫“销售”)经理,以便监督他的前任。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散布在各个郊区和新开发的住宅区,如小h·怀特所说,他们所属公司的雇主就是他们的人生目的地。ib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召募来这些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是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简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个人,他们亦无自由哪怕是温和地表现自己的怪僻。这些雇员很快便学会了将所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抛诸脑后,这一点哪怕是从他们起居室的装饰也能体现得一清二楚。这些人由于异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变得非常被动,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一个无限庞大的结构中的一个部件,进而磨灭了自己的人性,他们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部件。ib的一位行政人员曾对人吹嘘说:“公司的培训计划使我们的雇员成为可替换的零件。”

    大部分时间被当作奴隶对待的中产阶级,对实力和成就抱有一种狂热的错觉,实在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其中一个标志便是他们对纹章证书的追求(“这张美丽的压有凸纹的证书会显示您的家谱”);另一个标志是他们习惯于每年发出家族通讯,报告家里人在成为“职业人士”的角逐中的最新名次。

    约翰年方二十二,正在韦恩州立大学的牙医学院度过他的第一个学年。

    卡罗琳在爱达荷州博伊西市(州首府)一家很有声望的公司谋得了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行政秘书。“

    有时候,这些骄做的一览表着实令人心碎,上面满是家里人在过去一年中建立的“关系”:“今年鲍勃成为了四个组织的成员:地方商会平民会,北美啤酒罐收集者联盟,伊万斯威尔大学校友会,以及凡德伯格县青年共和党组织。”(参见:范伯伦曾论述道:“由于保守主义是富人们的特征,也因此在社区享有更好的名声。这样一来,保守主义也就获得了某种能令人肃然起敬、并富于装饰意味的价值。”)由于害怕自己淹没在人群里,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在出门购物时总是精心地梳妆打扮。就像一位中产阶级妇女,对刨根问底的社会学家讲的一样,她的直觉告诉她,“你一走进百货商店就会明白,等级是存在的。女人穿得越体面,受到的招待就越好。”

    字典中对“势利小人”一词的通常解释是:“把出身或财富当作检验别人价值的唯一标准的人。”要想发现势利之徒,就到中产阶级中去寻找。中产阶级总是为自己的品味、以及这些品味究竟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忧心忡忡,因此总是将自己与想象中的金钱、权力和品味的拥有者联系起来(过于脆弱的联系),用来克制自己向下沉的自然倾向。中产阶级苦苦恋着“正确无误”和别做错事,因此,即使在最普通的餐会后,他们也要写一纸感谢函,赠送过于昂贵或“正确”的礼物,绝不会哪怕略为提及任何公认等级低俗的地方——比如,阿肯色州的史密斯堡。游历过很多地方的读者会很从容地接受英国的势利学研究权威内尔·麦克伍德的发现——比利时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势利之辈的摇篮,也可被看成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本营。

    中产阶级的另一个标志是迫切要让自己从属于什么的欲望,以及他们用购物等机械行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俱乐部”或“协会”等用语(例如在“每月一书俱乐部”和“文学协会”等称呼中)总是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很自然,中产阶级也就成了下面这一类房地产开发商的广告针对的目标:

    您属于

    森林公园住宅!

    只要您举步迈入我们这个地区,您就会懂得

    欢迎的含意:

    您是这个大集体的一分子……

    怪癖、内向、热爱隐私,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最大的敌人,是与他们的高尚秩序截然相悻的价值。中产阶级当中流行一种观念:建一道篱笆,哪怕高一点的灌木,也是对他人的有意侮慢。此外,他们还流行一种观念,你可以事先不打电话预约便造访邻居或朋友。中产阶级生来幼稚、殷勤、不事遮掩,所以很难相信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又由于生性羞怯、思想传统,他们当中谁也不敢想象有人会在下午——而非夜晚——性茭。很显然、夜晚才是事务缠身、行为庄重的公司职员此举的正确时间。小威廉·h·怀特曾一面在一处郊区闲混,一面研究那里的居民。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妇女告诉他:“再也没有比我们这条街上的人更友善的了,他们来的时候总会敲门。”

    女人们珍视“友善”,男人们则视拥有一个体面的职业为至宝(这经常比金钱更重要),并且尤其强调“管理人员”一词。(事实是,人们面对这个术语时,究竟是心怀敬意还是唯恐避之不及,标志着等级的重要分野。)在家中安装一台录音电话的做法,自然很容易(花费相对较低)就能模仿高级专业人士的作风,但不要指望在蜂呜声过后会有一个滑稽或古怪的声音——例如用法文,或者模仿唐老鸭或理查德·尼克松的声音——告诉你可以开口讲话了。中产阶级都很胆小,如c·赖特·米尔斯所说,“他们向来是别人的人,如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没有比中产阶级更小心谨慎的了。一位“管理顾问”告诉斯塔兹·特克尔:“你的妻子和孩子应该守规矩,你应该克己。遵守社会规范,你应该小心注意自己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为舒畅而来》(1939)中为他书中的中产阶级英雄代言,把这一点说得很到位: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么些可怜虫,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也就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他坚信,只要自己奋力投入,就必定有自我改善的可能。音乐剧《安妮》和《拉·曼恰的男人》之所以有那么高的票房收入,是因为向中产阶级男人和他们的妻子提供了诸如《明天》、《总会实现的梦想》一类歌曲,并向他们允诺,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可望又可及。中产阶级的最后一个标志,源自这个阶级的社会不安定感,即习惯性地拿自己开玩笑打趣。尽管尚无法确定这些玩笑在传达何种社会效应,但“推销员”的角色使他们有必要推销善意和乐观主义。于是,中产阶级人士充当自己心醉神迷的听众。有时候他会当众道出几句也许聪明的俏皮话,但随即便会环顾四侧,捕捉听众的反应。当然,他强烈地渴望称赞。

    中产阶级青年酷似他们的父辈。如果你想知道是哪些人在研读约翰·t·莫罗伊的作品,以求掌握打入中上层阶级的手段和技巧,这些年轻人就是答案,一个又一个公司培训计划将他们送到全国各地,所以你常常能在飞机上遇见他们。他们的衬衫总是白得让人难以置信,外套总是过分的深色,领带模仿企业家的风格,发型仿照五十年代的样式。他们常说的话是“底线”,需要说“不”时,他们总会说“一点也不”。他们的脖子总是显得长度不够,眼球的转动则太频繁,不是从上到下,而是瞟来膘去。他们将以公司受训人员的身份步人自己的成年,并在四十五年尽忠职守的生活后成长为一名公司高级职员。剩下的时间里,他们会纳闷生活是不是应该大致如此。

    关于这个占我们人口几乎80%的伟大的中产阶级(人们这样描绘自己的等级,如果你天真地表示赞同的话),我们就谈到这里。

    上层贫民

    一个被称为“蓝领责族”的阶级。他们靠手艺吃饭,认为自己和律师、医生们一样也算“专业人士”。它们的钱夹总是鼓鼓囊囊的,外边还会勒一根皮筋。

    循序渐下,我们自然该谈谈中下阶层了。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经济萧条使这个阶层陷入贫困,并已逐渐演变为上层贫民阶层。所以,他们决不会比中产阶级存在的时间更长。他们同中产阶级相比,区别究竟何在呢?更加缺少自由和自尊。这个从前的下中产阶级,如今的上层贫民,是“大众”的领头羊。但即使将他们定位在各个贫民阶层的最前列,你仍能辨认出他们的原型。他们深深地受制于金融政策、巧取豪夺的广告、时代要求、错觉、低级大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