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膝盖顶一下借力，因此棉裤不免有点儿费，几天就磨出个大窟窿。除了这个困惑之外，农村平淡无奇，似乎跟城里没两样。这家伙的胡说八道大大误导了我，以至于农村的残酷一旦呈现在面前时，我思想准备不足，刹那间天塌地陷，感觉上跟流放西伯利亚没两样。
高年级同学陆续在走，11月底我们还去街头欢送过。卡车一车一车地把时代的废物拉出城去，小雪飘飘，送垃圾的车队还真有点儿壮士出塞的悲壮感。车上的大龄同学，都跟要送信去古巴似的，神情上一派老成持重。
但我们校初一年级迟迟就是没动员。后来，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了，让人欣喜若狂——原来我们被上帝选中了。也许是省里某些当权者脑袋转了筋，认为革命固然不错，但也不能让小孩成文盲啊，中学还是要办的。在11月升入中学的那批小学生，都是就近来上学的，根本没经过考试。他们那一批，正是当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王安忆当年上中学的那个年级，就更是废物了，“一、二、三、四”可能都写不下来。省里那些昏了头的家伙们一想，干脆，把全省最好的两所学校的初一年级都留下，继续学习，建立一个革命教育的小特区。革命，总得会写一、二、三、四呀。
我们这一批，可都是真货，基本都是1965年实打实考上来的。那时全省就两个金牌中学，师大附中和省实验，我们就是省实验。两校每年招生也就二百五十人，这二百五，都是清华的后备军。当年高中的有志青年们，都是立下毒誓的：“报志愿，二类学校（文科）决不考虑，头拱地，也要报理科！”要不是发生了大折腾，就我们省每年二百五、二百五地向清华输送，将来还不知能出多少爱因斯坦呢。
因此决定把这两所学校的初一学生留下来吃小灶，现在看，还算是比较人性化的考虑。
到了12月22日晚，大喇叭一响，男高音的播音员扯开正义的嗓子一吼：“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就完了。走吧！省里那帮家伙头脑立时也清醒了，估计为了把我们这两校的二百五爱因斯坦苗子在1969年1月份给踹到农村去，教育系统可能忙了个屁滚尿流，不然那些白手套工宣队能连元旦都不过？他们冰天雪地里四处跑，就为找个处置我们这些残次品的好地方。
我们梦醒了，好地方也不多了。工宣队虽然可恶，但毕竟是城里人，谁没个孩子？将心比心，他们一门儿心思给我们找富裕地方。要说这工人还是不行，要是真有人性，就应该给我们找近的地方才对。一个孩子，最需要什么？家呀。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富不富的有什么用？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子大活不成？工宣队跑到延边，找着富地方了，回来挺得意，见了我们，还含蓄地表表功。龚本辉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师傅，你真是……太够意思啦。”大伙一拥而上，像现在的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师傅挺受用，说：“地方不错！那延边，各大队都满满的，接收不了啦，差一点儿就呲了。我跟公社说，说什么也得安排，小青年儿来革命，不给安排还行？你们几个，到那儿就好好干吧。”
还能说什么呢？到了日子，就上征途吧。爱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
1969年1月17日19点28分的长春，终身难忘的一刻。火车站，一列往延边去的普通客车。东甸子集体户的几个臭男生，占住了窗口的几个座位，都在大吐烟圈。我们那时候，是尾巴了，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处置。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下乡学生，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工宣队也来了，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延边。
那一夜，是我们的成丨人仪式。李家轩拿来一包烟，“迎春”的，中档烟，两毛多钱一盒。那时候就这水平，烟都不带嘴儿。李家轩是小市民出身，五行八作的都熟，估计是偷了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分而吸之，尝到了初为成丨人的快感。那时候，我们无论是谁，都盼望成丨人啊！成丨人了，就能干坏事儿了：抽烟是一种，说粗话是一种，泡妞也是一种。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挂码子”，后来才知道，台湾人也这么说。真是人性相通，海峡隔不住啊。
老了，真的就不行了，记忆力也跟劣质奶粉一样，捞不出东西来了。那一晚，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女虾们的家长也没来，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人们只是关注，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老龚说：“妈的，这一宿硬板座，屁股还不得硌两瓣儿喽？睡觉是睡不好了，弟兄们，熬吧。”
那时候，是原始社会，开车好像没什么准点儿，估计是加的慢车。我们就这么坐着，等候发车，一边就拉开车窗，喷云吐雾，初试罪恶。
冷不防，冯长骏拉了我一把：“哎，你爸！”
我连忙藏了烟，起身，看见了父亲。是的，我看见了父亲。30多年了，我忘不了！
我连忙对父亲说：“不是说好不用送吗？”
父亲显然是看见了我抽烟，他脸色很阴郁，但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在车窗外看着。同学们全都不好意思了，纷纷掐灭烟。
很久，父亲才说：“你妈让我来看看。”
我那时不懂事啊，我不知道这一晚，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什么。16岁，父亲送我远行，我连一句有意义的话也没说。记得只说了一句：“没事儿，你回去吧。”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了一会儿，就说：“那我走了。”走到地下道口，又回头往我们这边看了看。
1969年1月17日奇寒的夜晚，42岁的父亲送我远行。我们父子俩，一共说了四句话。35年过去了，我今年都52岁了，可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一夜，真是冷啊！
火车终于开了，城市的灯光疏疏落落地远去。吉林大地上的苍莽夜色，黑得就像墨。
3
这是在东去列车的窗口。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60年代初曾经有一首著名的诗，写的就是类似的时刻。诗写得好，排山倒海。然而写诗容易，不过是吹牛逼押韵而已，吹完了不用兑现。而当年千千万万的小孩，却是为了这个g情时刻，从此坎坷了一辈子。这个结局，诗人们一般就不说了。
火车开过了吉林市，就进入了山区，从窗户往外看，黑糊糊、莽苍苍的，怎么看怎么像威虎山。女生们都比较文静，动倒西歪地睡了。男生们睡不着，围着甩扑克，扑克甩了一阵儿，心里不踏实，陆陆续续到车厢连接处抽烟。“小迷糊”邹小峰样板戏唱得好，就眯着他那永远睁不大的眼睛，歪戴帽子，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朔风吹，林涛吼——”，唱得有板有眼。唱完了，又拿腔拿调的学座山雕：“弟兄们，赶明儿个消灭了共军，大伙都闹个师长旅长干干！”大伙一阵爆笑，不知怎的，心里都有点儿破罐破摔的土匪情绪。
这时候，工宣队过来了。他不像往日那样威严，因为明天我们就不归他管了，但话仍软中带硬：“都回去睡吧，下乡不是闹着玩儿。明天到敦化，还得继续走呢。”
这一夜，我们告别城市，就这么稀里糊涂睡了，梦中没有家乡，没有林海雪原，也没有达坂城的姑娘，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天光大亮，就到了敦化县城。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县城。满天飘着小清雪，看街上什么都像袖珍的。我东张西望，觉得这么小的城市怎么也能住人？那些人，可怜巴巴的，好像还活得挺认真。
那时候，通讯不灵，人的素质又低，基本没听说过什么硕士、博士，虽然如此，但接送我们的工作好象做得挺有效率。我那时小，也不知道是由哪个系统负责的。上午到了敦化，工宣队把我们领到候车室，一人发俩小面包，自己拿茶缸去热水炉接了水，三下五除二垫了肚子，门口就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把行李扔上去，人再爬上去，工宣队看看好了，往司机棚里一坐，车就开了。
眨眼工夫出了县城，才感到天高地阔。
前面的这条公路相当不错，一直在平地上延伸。两边远处，是看起来不太高的山。后来我们知道，这地方不算真正的山区，更不算原始森林，只是半山区。延边自治州东部有一条长白山脉，我们这是在西部，只能算长白山余脉。要想看到原始森林，还要向两侧深入40里。我们此刻正在沿公路北上，如果一直走下去，就能到达黑龙江境内的镜泊湖；再往北，是牡丹江市；再往北，就不能走了。要是再走，就是苏联了。
车开得不很快，但风也够猛的。大地银装素裹，我们那时是小孩儿，一见这个就高兴了。女生们叽叽喳喳，男生们大唱现代京剧段子“壮志未酬志不休”。离家20多个小时，这才算找着一点点感觉了！
年轻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时候的年轻人，装束是什么样？凭现在的经验去想，那离谱就估计离得远了。不错，那时候的衣服基本就是蓝、绿两色，但细部大有文章。姑娘们怎么浪，小伙子怎么俏，都是有讲究的。
先说阴。女生都穿中式小棉袄，立领，带纽袢，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叫了“唐装”了。外面再加一件花布衫，叫“袄罩”，花是小碎花，那阴柔之美就出来了。谁说那个年代灰不溜秋？大姑娘的袄罩，没有一件花色是重样的。脑袋上再围一大围脖，纯羊毛的，毛烘烘，连耳朵带鼻子一齐裹上，就露两个眼睛忽闪忽闪，额头上还有小刘海，女性味儿十足啊。说到这儿，我真是不能再说了，这帮水灵灵的小丫头，30多年过去，都上哪儿去了？大街上现在常有老太太花脸虎哨的扭秧歌，嘴唇含丹，颧骨上两朵“高原红”。我的天，难道这就是她们吗？
再说阳。小伙们冬天要穿大棉袄，其实就是短大衣，但一定要毡绒领子，也是毛烘烘。里面穿件运动衣，那时候叫“球衣”，大翻领。关键在于，一定要有亮晶晶的拉链，东北话叫“带拉锁儿的”。下身一般是肥腿棉裤，又怎么做文章？有办法，里面也是带颜色运动裤，要把裤脚露出一小截在棉裤外边。就这么一身，最时髦。重要的是，脖子下的“拉锁儿”不能拉上，要翻开，呈美丽弧线。这就是那时候的新人类，酷毙啊，不得了！运动衣裤，又以天蓝色为贵，所以，东三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根本买不到天蓝色的运动衣。
看来前辈们的脑筋是有一些问题。且不说价值观、婚恋观，就是我上面讲的这审美观，是不是有点儿精神失常？你想，把内裤的裤腿儿拽到外裤的外边露着，这不是痴呆吗？
这还不算完，俊男靓女，一人一雪白口罩，不到冻急眼了一般不戴，就挂在脖子上，口罩掖在衣襟里，露两根雪白的口罩带儿在胸前，作为装饰。
好了，说到这儿，你基本就可以想象了。但东北的冬天太冷，光上面说的那么俏还不行，不论男女，一人还得戴一顶狗皮帽子，仿军制的。胸前，再别一大像章，这就是时代风貌了。
我们这一车狗皮帽子，在雪后的寒天里，坐着敞篷车，过了一山又一湾，见着拖拉机也要嗷两声，见着马爬犁（雪橇）也要嗷两声。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猛地，前面公路就要穿过一个能住一千人的大屯子（村庄）。大伙一片惊叹：这屯子好大，绵延足足两里地。
车开到屯子中间，戛然而止。
怎么回事？
我们的嬉笑声，也戛然而止。
4
哐郎一声车门响，工宣队跳下车来，喊了一声：“东甸子到了，下来吧！”
我们大伙儿，竟都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动。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流放地？这就是我们“大有作为”的地方？
雪后放晴，天很蓝。静默的村庄有一种压迫人的气势。
人扑通扑通地跳下车，站在了这片土地上。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是，家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大旗杆，是用几段木杆接在一起的，竖得无比之高，顶上飘着三角的小红旗。远望，村庄犹如桅杆林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猜了半天，不得而知。而我猜想，不过就是一种民俗吧。二是，大喇叭里有人在演讲，滔滔不绝，只有当今的美国国会议员才有那种口才。喇叭里的人，说的虽然是汉语，却有很多术语我们怎么也听不明白。
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打听清楚了。小旗子的意思是“高举伟大旗帜”。这个象征，很搞笑，但又无懈可击。我承认，这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高的旗帜。演讲的事情也闹明白了，是大队在开“揭盖子会”，相当于现在的听证会吧。老乡们说，有人能一口气讲一天。这样的天才，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仅存卡斯特罗而已。
红旗猎猎，喇叭里奇异的演讲声在天空回荡。东甸子，就这样以非凡的怀抱迎接了我们。
工宣队和生产小队的队长办了交接手续，把我们这十个臭鱼烂虾甩给了贫下中农。吃了饭，就坐车走了，自始至终戴着那白手套。他是革命的人，但不一定要呆在最革命的地方。
到东甸子时，已是下晌，肚皮都快饿瘪啦，所以这顿饭很香。农妇们在生产队部的灶上烙了热腾腾的大饼，熬了白菜土豆汤。汤不怎么样，有土腥味儿，但烙饼却是一流的。我们以为，有这样热情好客的农民，今后的日子不可能苦到哪儿去。但是，我们想错了，这是东甸子的贫下中农唯一招待过我们的一顿饭。农民是熬过60年代初的灾荒的，知道免费的午餐谁也吃不得，吃了，就要饿死人。
队部里来了些大人小孩，看热闹，有样子怪怪的，有衣衫不整的，有神情激动而不知所云的。就好比像现在街头蹲着的民工吧，看上去总有点儿别别扭扭。我们当中有人憋不住笑，龚本辉立刻就把脸一黑，压低了声音喝止：“笑什么笑？给贫下中农留下什么印象？”
饭后，竟已是暮色时分了。因为集体户的房子还没盖，男女生就分两拨，住进了老乡家。
女生，住进了新上任的队长刘队长家。男生，安排在小手工业者李裁缝家。李裁缝是六指，不过也确实比常人手巧一些，在农村是少有的挣现钱的主儿。家道很殷实，东西屋有两铺大炕。他把老婆孩子撵到西屋，自己跟我们住一屋。
刘队长是个好人，前不久搞政变刚上台，掀翻了盘踞东甸子十队六年之久的王队长，位置还不太稳，决心拉拢集体户以壮声威。他是正派人，掂量掂量队里的人家，对哪一家的男主人都不大放心，干脆就把女生收到他家去了。
女生在刘队长家里怎么睡？我们不知道，反正在农村，两辈人男女睡一个炕不算违反习俗。我们当时的心思还没那么邪，没想得太多，倒是李裁缝的夸夸其谈，“煮酒论英雄”，让我们初尝乡村乐趣。
农村第一夜，大炕上躺了六个男生，略有些挤。但冬夜的炕烧得暖，让人筋骨舒畅。几个淘小子像在过野营生活，你捶我打地闹腾了一阵儿，都躺下了。李裁缝还要做一会儿活儿，在灯下咔咔地踩着缝纫机。我们睡不着，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李裁缝是富户，家里电灯雪亮，墙上新糊了报纸，感觉跟城市差别不大。他是个死硬的倒王派，又天生有幽默感，现在有了我们这些听众，就不断地用缺乏逻辑的语言讥讽和控诉刚下台的王队长，说老王过去如何霸道如何专制，如何不得好死。末了，忽然跟我们说：“历史上，姓王的都不是好人；姓李的，都是大英雄。”
此话一出，我们哗然：“不对吧？哪个姓李的是英雄？”
老李是山东人，用方言朗朗答道：“李玉和！”（京剧《红灯记》里的正面人物）
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就是“力雨贺”。
“那，姓王的呢，哪个是坏人呀？”
“王连举啊！”（京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