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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十年第7部分阅读

。没过几天,一辆大卡车就把我们全家拉到了四平地区的怀德县。

    这地方是平原,不属于长春管辖,但离长春并不远。平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只能老老实实种玉米,所以不如东甸子富裕,连电也没有,晚上就点煤油灯。

    我们暂时住在队长家的东屋,一铺炕住了全家人。劈柴、挑水、烧火做饭,过起了乡下生活。

    我的老父亲,年过40了,从头学习劈柈子生火。队长的老妈看了一会儿,半真半假地讥笑道:“老某啊,你喝了那么多墨水儿,往后全都用不上了吧?”

    我也开始在队里劳动了。我知道,生活中的关隘必须硬碰硬的去闯,今后我的路,再没有一丁点儿可以浪漫的余地了。那时候身体还挺棒,我每天都下死力地干,社员们很惊奇,说:“你干活还真是不惜力啊!”

    当时有个政策,下乡的干部,可以把自己在外地插队的子女迁到身边来。这是我当时唯一的活路。于是,在乡下过了一个死寂的春节,三月初,我重新踏上到东甸子之路,去迁户口。

    先到长春,再转车。如今这座城市,除了火车站候车室和医院走廊,再无我的一寸容身之地。买了到敦化的票,也不敢到其他人家里去探听消息,就在候车室过夜。晚上,车站派出所的警察狠狠地把我盯了半天。

    我在心里哀叹,这才不过几天,我在长春的居留,就已经是非法的了!我的省实验,我的斯大林大街,都远离我而去。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这个美丽的城,恐怕一辈子都不会再属于我了。历史的前进,就是以粉碎我这样的人为代价的。一个初中都没念完的小人物,哪里有什么权利谈个人的悲欢?

    从敦化坐上长途汽车,我的心就在打鼓:这次回东甸子,能看到谁?能看到些什么?那件偷军车的事,过了三个多月,应该没事了吧?刘队长会是一副什么嘴脸呢?老龚他们会在户里吗?梁燕眉还是那样俊俏吗?

    到了集体户,已经是下午,下晌饭刚吃过,男生屋子里有人。我推门进去,第一个看见的是小迷糊。

    他一愣,满脸惊喜:“哥们儿!”喊着,就扑了过来。

    我们俩紧紧相拥。

    屋子里还有老房、亚奎和长骏,他们已经没有任何敌意,很友好地围上来,问这问那。

    听说我要迁到父母那里去,大伙都挺高兴。亚奎还分析了一下好处,他说:“有父母在,你再表现好一点儿,前途准没错儿。”

    我问小迷糊,偷军车的事情是怎么了结的。

    小迷糊告诉我,那天军代表发现车子被偷走,不禁暴怒,下令全县民兵进入二级战备状态,把所有的公路关卡都封锁住了。水曲柳他们就是不往敦化开,也是插翅难逃。当天除了小迷糊之外,车上人全部落网,被关进收容所。后来,小迷糊没敢回家,去自首了。人家做了笔录,倒也没关他,让他回集体户等候处理。

    原来,敦化县当时的头头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发现有些麻烦。一是做案人年纪太小,动机不明,不好扣太大的帽子,况且军代表的车被偷,也不是一件宜于张扬的事;二是抓到的几个人当中,有两个是军干子弟,两个是省直机关干部子弟,县领导感到投鼠忌器。后来,老龚的父亲动用了一点关系,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老龚、家轩他们总共被关了一个月,就放了。春节期间,小迷糊跟他们互有过走动,知道他们俩正在跑转户的事。

    小迷糊说:“你是第一个走成的。”

    我问他:“你有办法走吗?”

    小迷糊摇头:“没有路子,只能在这儿了。”

    我对他说,我家下乡的那个地方,晚上能看见长春汽车厂的灯光把夜空照得发白。迷糊听了,不胜羡慕。

    晚上,我们挨在一起睡,有聊不完的话题。

    第二天我就张罗卖粮的事。我去年没在集体户呆几天,剩下了不少粮食,生产队要给我拨出来,拉到粮库去卖掉。这时候我才知道,队里执政的,已经换了王队长。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呀。换队长的原因是,一年下来,工分值不如以前。社员们都是务实派,发一声喊,就把少壮派刘队长轰下了台。

    王队长毕竟是知识分子,对我很客气,亲自给我称粮食,还详细打听了我的家庭背景。我临走前,他专门来看了看。见我箱子上有几本书,马上抓起来,很痴迷地翻了翻。其中有一本是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他摩挲良久,感慨地说:“这书,我上大学那会儿也读过。”最后,他提出想索要一本《全国交通地图》,神情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很痛快地给了他。

    我在户里呆了三天,每天都能看见梁燕眉。她样子一点儿没变。现在是三月,还没有开始春耕,活儿不累,女生们常常唱歌,都是很欢快的样子。可是,我和梁燕眉,始终没有说话的机会。

    第二天晚上,我和小迷糊在院子里聊天。女生们出去串门回来,一路唱着“远飞的大雁”。走近了,梁燕眉看见是我,就不唱了,停下来紧了紧鞋带,又往我们这边看了看,最终也没说话,起身走了。

    我痴痴地望着她们一群进了屋。

    我们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很封建,男女之间不能没话找话。习俗就这样阻止了我们最后的告别。

    小迷糊明白一点儿什么,说了一句当年的电影台词:“阿米尔,冲!”

    可是,我哪里有这勇气?

    第三天,我离开了集体户。小迷糊特地歇了半天工,送我上了车。临行,他把一包从供销社买来的“曹操糕”塞到我的包里。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

    小迷糊说:“给你父母捎去吧。”

    我望了望他,心里一酸。

    长途车来了,拖着烟尘滚滚。我和小迷糊紧紧握了握手,想跟他最后拥抱一下,但手里又提着东西,只能算了。我见他眼神里,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壮。

    雪已经化了,东甸子的群山有了一些春意。风虽然还很冷,但阳光暖和了不少。人心里,有东西在融化,我忽然对这地方留恋起来。梁燕眉一早就出工去了,我没有看见她。此刻阳光有点儿刺目,她是否就在那些褐黄铯的山坡上砍柳树棵子呢?去年的此时,我们曾编在一个组里干过活儿。她那时俏皮的刘海儿、柔软的身段,都还历历在目。可是今天,我却看不见她了!

    我的爱人,我的冬妮亚。

    我们就要满18岁了,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今天,我在这里向你告别。我走了,希望你能活得好。我们,还有很漫长的一生;我们俩……还能够再见面吗?

    当我再见到梁燕眉时,已经是六年之后了。

    那时候,我们全班同学有一次奇迹般的聚会。1975年初春,不知是哪个热心的同学发起倡议,要补照一个毕业合影。我们在1969年,是仓皇分手的,连个毕业典礼也没办。初中毕业,这是当时我们很多人的最高学历了,没有毕业照,当然会有人耿耿于怀。于是这个倡议,得到了广泛响应,在那时原始的通讯条件下,不可思议地口口相传,终于在那一年4月份,集齐了绝大部分同班同学。

    在长春桂林路的“红光照相馆”,我见到了梦绕情牵的一些同学。

    我离开东甸子后,与小迷糊保持着通信联系,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我离开那里一年多后,城市的工厂开始在下乡知青中招工。我们户第一个被招出去的是老房,被招到敦化县文化馆搞美术宣传,脱离了苦海,成了拿工资的人。接着冯长骏被敦化亚麻厂招去当工人,成了世袭工人。又过了一段,王亚奎也被长春一个厂招为工人,回到了家乡。招工的热潮一起,表现稍好的都留不住了,我们户四个女生,一个不拉,全都招回了长春。1975年时,集体户就剩下小迷糊一个男生了。

    小迷糊,变得老实多了,沉默寡言,原先身上的猴气和虎气都不见了。唇上的胡须留得很长,一副老成的样子。我紧紧握着他的手问:“你一个人,能坚持住吗?”

    小迷糊说:“没事。老屯对我,挺照顾的。”

    我还见到了老龚和家轩。

    老龚后来转户到前郭尔罗斯,在那里被招到辽河油田当工人,小资气息一扫而光,非常务实了。和一个知青出身的女工结了婚,过起了小日子。他给我看了他老婆的照片,比他当年追求的师长女儿差远了,比关美玲也差远了。

    我对老龚说:“你务实,我能理解。不过,这么俗的女孩你也能接受,我真万万想不到。”

    老龚嘻嘻一笑:“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俗。不俗,就活不好。这你不懂!”

    他仍然英俊如昔,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决不会再唱了。我看着他,心中感叹: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强硫酸,再坚定的人,也能被它腐蚀掉。

    家轩,仍是衣冠楚楚,但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在我离开后不久,转户到了长春下属的九台县,干得怎么样,不太清楚。

    我虽然离开东甸子最早,可是对我来说,离开农村的日子仍然还是遥遥无期。我家下放的那个怀德县,不属于长春,也极少有从长春下放来的知青,所以长春的工厂根本不来招人。而本地的工厂,又不招长春的知青。我陷入绝境,除了招工不行,其他的出路也不行。因为父亲的历史上有那么一点“问题”,我就既当不了兵,也上不了大学。父母下放后,没过两年,就因工作需要被召回了城,把我剩在了那个泥潭里。唯一值得一说的是,经过几年的劳动,我吃得多,睡得好,身体变棒了,相貌也忽然英俊起来;在油灯下读了几本人文主义书籍,心灵开了窍,“拽”几句唬人的哲理不成问题。整个成了风流倜傥的一个人。

    老龚对此甚感惊讶,一个劲儿说:“你小子,变了。变化大了!我要跟你好好聊聊。”其实,他才是我的启蒙老师。他当年朗诵舍甫琴科的诗,句句掷地有声,唤醒了我对自由的向往。正因为有“不自由的巨大哀痛”,我才能有勇气在怀德县的油灯下,一年年地抽空读书。

    当然,我还看见了她,梁燕眉。她已经是长春某厂一位光荣的女工了。眼睛仍然含情脉脉,对我仍然很亲切。我们男女生,是死都不能说暧昧话的,可是她自有她的表达方式。照相的时候,要排队伍,大家一阵乱。她亲热地拉了我一把:“过来,咱们户的人,站上面。”

    这一拉,我知道分量。可是,她此时已是城里人,是光荣女工,我不过是一个二老屯,我还能怎么样?阶级有差异,就不能谈爱。我在小学时看了话剧《雷雨》之后,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偷着观察了一下她。女工梁燕眉气质上一如既往,可是,再也没有了17岁时的那种明丽。岁月这把刀,把我这废物雕成了一个翩翩帅哥,却把梁燕眉这绝代佳人雕成了普普通通的一个女工。

    我心里黯然。有个什么东西稀里哗啦的碎掉了,刺得我心痛。

    那是我第一次为女人的凋落而伤感。后来,我又不知看到过多少水灵灵的女人一茬一茬地枯萎下去,心肠慢慢硬了起来。其实,照相那天老龚所说的,是一个千古命题。“什么是生活?”——我现在终于领悟到,无数的女人一代代的老去,这就是生活。她们的老去,在提醒着我:这辈子,已经有很多时日过去了。

    1975年春,我们在照相馆短暂相会,然后各奔西东,至今,再没有见过面。

    我上大学后的第二年,小迷糊也上了大学。唯有我们两个,勉强没有被时光之刀雕成废物。其他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结局。尤其是,老房和长骏是不是一辈子都在敦化没有调回来?老龚是不是至今还在辽河油田?我无从得知,但心里一直惦念着。

    现在,我家的对门,住着一对重组家庭的退休工人。那女的,是一位文化不高、风风火火的半老太太。每天练扇子舞、买菜做饭、带孙女。见着我,总是很有礼貌的问一声:“上班去呀?”

    我知道,她和梁燕眉,几乎同龄。

    这就是我的命运,这就是我们的命运。那青葱岁月,哪里可寻踪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