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曼尼洛字样。我把鞋带系在我的软底运动鞋上。真伤心。
其实，我很喜欢贝瑞·曼尼洛，现在还是。不像克利夫·理查德（与美国“猫王”埃尔维斯齐名的英国“猫王”。），那时我就不能忍受这个人。他本应该呆在该死的汽车里，继续他的夏日旅行的。但是我们两个人的妈妈真的喜欢他。我知道我妈妈在碰到爸爸之前曾经把这条老蜥蜴的照片贴在她衣柜里头。1983年10月，我们去温伯利看了一场他的音乐会，那时他刚推出他的银唱片。这一张在克利夫·理查德的唱片里头可能是最好的。（银质表明在这一行已有25年了，你不知道吧。）这是一个全新的形象，很具有80年代的风格。他穿着西装，领带和衬衫都解开了。我们都坐在那儿，我转向我妈妈说：“有一天我要站到那儿去。”看着克利夫穿着坎肩、头发蓬松地跳来跳去，让一车一车温伯利的妈妈们如痴如醉，我想，是的，那个我也行。
像我说的那样，我们在家庭传统方面做得很出色。每年的圣诞前，我们会去牛津大街看华灯齐放。我只知道有一天站在那儿的会是我，高高地在人群之上。
“总有一天我要那么做，”那一年无论看谁演出我都会在底下脱口而出。古怪还是怎么的？
我一定是个讨厌的家伙。
“她得有一个作业计划，”在我开始上课时，克里丝廷·莎士比亚告诉我妈妈，“跳舞是百分之九十的勤奋加上百分之十的天赋。你得一直跳到你倒下为止，维多利亚。”
她在说什么呢？作业？作业是阅读和算术题。跳舞就像甜点、冰淇淋，像爆米花，像草莓奶昔，像海滩。
在初学者班上，我比其他任何一个女孩儿都要大3岁左右。克里丝廷小姐——我们获准这么叫她——告诉我妈妈，如果我想演明年的童话剧，一星期一次是不够的。因此开始时我每星期去两次——芭蕾舞和爵士舞——后来又加倍了。
芭蕾舞最难。在家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小时一小时地练，用床底部的横木作扶手。
“你在做家庭作业吗，维多利亚？”妈妈就会在楼下喊。
“是的，妈妈，”我的声音盖过了随身听的节拍。
我不惧怕学习的艰辛。在初中，为了能跟上，我一直得努力地学习：我从来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回顾我的跳舞历程，我也从来不是跳得最好的。区别在于我从没感到跳舞是任务，因为我绝对喜爱跳舞的每一分钟。
当妈妈第一次说她要把我送进贾森舞蹈戏剧学校时，我想像它和电影《荣誉》中的学校差不多：衣帽间、布告牌、对面的墙上装了镜子的大练功房。其实，我们的上课地点很随意，布罗克斯堡能找到有木地板的任何地方都行：教堂的大厅，甚至童子军住的棚屋。只有一个地方有扶手和镜子。
但是我的失望只持续了大约两分钟，因为克里丝廷小姐是一个很好的人，她曾经是职业舞蹈演员，但现在她的体形已变成梨形了，虽然她还有着跳舞者的小脚和漂亮的脸蛋。
“预备。”
脚，一位，双脚保持正确的角度，左臂搭在扶手上，右臂侧向伸出，或者像克里丝廷所说“辅以臂膀动作”。
朝着钢琴前的霍金斯夫人点点头，然后一、二、三、四……
“侧步，二，点，四，再来，六，展开，八。”一遍又一遍，七八双粉红色芭蕾舞鞋的皮底在木地板上来回走着，沙沙作响。向上，保持，向下，保持。向上，保持，向下，保持。还有点，点，点。
接着，屈膝。我太瘦了，紧身衣在膝盖处一点也不紧。
“后背挺直，维多利亚。”
“屈膝，琳赛。”
“下巴抬起，洛琳。”
“脚尖点地！”
“收腹！”
“膝盖向外！”
“臀部内收。”
“头不要动。”
“请从头再来一遍，霍金斯夫人。”
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在一起，我越练越想练，虽说我从来不懂为什么她每条指令总要用法语。不久，我开始每天放学后都去。但至少，我从来没有厌倦。不像我正常上学的戈夫橡树小学，从一开始就不对头了。
我的任课教师太糟糕了，这有点儿倒霉，因为她是我第一年全年惟一的老师。我们整天都是她，每天。她就像西方那个邪恶的女巫，只会比那女巫更坏。她看上去差不多和我外婆——就是我妈妈的妈妈——一样老，满是皱纹，这皱纹让人不舒服。她身着灰色套装，带镶边的肉色衬衫。但是，说她可怕与她的年龄无关。我外婆满是皱纹，而且也老了，但她可爱。即使没那么老，“可怕”夫人也绝对不是那种让你敢于试试的老师。阅读是最糟糕的，我们学习阅读的书是《珍妮特和约翰》。
“哦。《珍妮特和约翰》，维多利亚，”当我把第一本带回家时妈妈说。对她来讲这一定很怀旧：她在50年代学习阅读用的是同样的书。珍妮特和约翰有一个妈妈、一个爸爸还有一条狗，他们去商店。书里写的就是那个。我们以前每天都读《珍妮特和约翰》。读完一本《珍妮特和约翰》，再读另一本《珍妮特和约翰》。《珍妮特和约翰》不仅主宰了我的学校生活，而且也主宰着我的家庭生活。我记得和妈妈在一起数小时痛苦地读着可恶的《珍妮特和约翰》。这延续了几个月。现在没有人再读《珍妮特和约翰》了——他们读红帽子罗杰、蓝帽子比利和黄帽子珍妮弗。终于，那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我读到了最后一本书的最后几页。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学校，真的感到很兴奋。每个读完《珍妮特和约翰》的人都得到一颗星。现在我能得到一颗星了。我记得站在教室前面“可怕”夫人的桌前，排队等着轮到我，两只脚跳来跳去。“可怕”夫人拿起书，书的里页有我妈妈打的钩和签名。我感到如此兴奋：我读到了末页，现在我将要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一颗星了。
但是“可怕”夫人，那个老巫婆，说，不。
“不，”她重复了一遍，我就站在那儿，书还向外伸着，迷惑不解，血涌到了脸上。她把书递还给我。“如果你已经读过一遍，再读一遍不会有什么困难，对吗，维多利亚？”
教室里一片寂静。所有清早的闲谈都停了，也没有椅子的咯吱声。我能感觉到她们都在看着我，心里想她们多聪明——她们都拿到了星——我真笨。
“那么，现在，回到你的座位上去，你可以从头再开始。然后你就能拿到一颗星了。”
甚至现在我还能记得我走回课桌的情景，其他孩子低下头看着书本，尽量不看我。
我死劲眨着眼，感到眼里有什么东西。接下来的活动时间，甚至我的朋友阿曼达都不跟我一起玩。她和其他几个女孩儿玩跳绳游戏。在操场的另一端，有一个用粉笔画好的旧的跳房子游戏，我找到一块石头自己玩起来。
我认定，“可怕”夫人是一个巫婆。她对我施了咒语。我知道在她房子里面还有一顶巫婆的帽子，一把扫帚柄，她收集蜘蛛、蚂蚁这样的东西，用它们念咒语。
那时我甚至6岁都不到，还不知道记仇。但是我恨“可怕”夫人。而且我想她可能也恨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不迟到，我总是又干净又整洁，我从来不忘换室内鞋。她说我迟钝，那是多么痛苦啊！“很遗憾，他们这儿没有补习班，维多利亚，因为那正是你该去的地方。”
因此“可怕”夫人把我安排在教室后面，这样我就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坏影响了。
如今，如果他们发现你阅读缓慢，他们可能会认为你有语言障碍，并给你额外的帮助，或者至少，会对你好一些。我不认为我有语言障碍，我想我只是厌倦得发懵了。
虽然那几年，我有过一两个好教师，他们鼓励我，没有让我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低能儿，但是，“可怕”夫人是我的第一个老师，她彻底摧毁了我的自信，因为自那以后，我拒绝做任何使我想起她的事，比如阅读。我认为那就是让我无法阅读的原因。
戈夫橡树小学像一所老式的乡村学校，虽然戈夫橡树并非真的是一个村庄。它曾经是，但是到我们搬过去的时候，它已经变成现在的样子了，一个比较富裕的通勤城镇的郊区（30分钟到利物浦大街）。这些城镇在伦敦外围，沿a10公路向北延伸，过25号公路直到赫特福德，比如说沃尔瑟姆克罗斯、切斯汉特、布罗克斯堡以及霍兹顿。虽然它离中部伦敦很近，但是，我们学校没有黑人，一个都没有，事实上，一个外国人都没有。我们全都是可爱的白人小女孩儿、小男孩儿。想想那个时候，我们都过着很闭塞的生活。
我最好的朋友，阿曼达·戴维斯，很漂亮，金色的短发、美丽的手、美丽的指甲、完美的皮肤，还有眼镜。她是那种稍大点后会把校服改得看起来很酷的女孩儿。我们得穿棕色齐膝长的裙子，裙子上打了很多褶，金色衬衫，金色、棕色相间的领带，棕色套头外衣，带纹饰的棕色运动夹克。她的裙子总是稍微短一点儿。她总有很酷的铅笔盒，很酷的书包，她甚至有高跟鞋。我总是很整洁，但是从来不酷。
每星期一次，我们在上午10点的休息过后进行“展示和讲述”。活动中，你把有趣的东西带到学校来给班上其他同学讲述它的事情，比如一个鸟巢。其他同学用来展示和讲述的东西好像总是比我的更有趣，尤其是阿曼达。
我还记得她带来的东西——像一只甲虫，鲜红色的，那是一枚她爸爸在布罗克斯堡伍兹罗马公路附近发现的罗马硬币；一个古老的绿色瓶子，它的塞子像一个玻璃球。
我找了要带去的最有趣的东西之一是一个弯弯曲曲塑胶样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彩包爆竹里可能进出来的那种。妈妈带着我刚出生的弟弟克里斯琴才从医院回家。她把这个弯弯曲曲的东西给所有来看她的朋友们看，并且向她们描述他如何手里挥着这个东西出生了。他们好像都觉得很好玩。
“到这儿来，维多利亚。你拿着什么？”
“只是用来展示和讲述的东西。”
“张开手。”
我张开手。
“你不能把这个拿到学校去。”
“但是，妈妈，为什么不？”
“因为这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
“因为这是我的避孕环。”
“避孕环是什么？”
“它让人不能生小孩。”
“可是你刚生了一个小孩。”
有时大人们真难懂，哪怕是我妈妈。她没有对我发火，反而好像在大笑。
“不要再问了。如果你不抓紧，就没时间梳辫子，只能扎几束了。”妈妈总是给我梳头，直到大约14岁。
大一点后，我就不再只站在操场上看其他孩子跳房子，或者跳绳，或者只在一起说悄悄话；我做我喜欢的事：跳舞。
我不只是随便跳跳，我会编排完整的有故事情节的舞蹈。有时是芭蕾，有时是现代舞。这样，下午点名结束后，我们老师，那时是哈代夫人，就会说：“今天为我们跳舞吗，维多利亚？”我会说是的。接着她就让班上其他同学坐下，我就站到学生座位前面去，放我将要跳的舞曲磁带，然后就开始了。
几乎每天都这样。或者说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我太热望表演了——我感觉在舞台上比在书桌后更舒服。假如我没有让他们微笑，我就会让他们大笑，那就是表演所要做的一切。每年圣诞节，我们学校都搞演出，我不惜做任何事都要参加，只要有可能就担任主要角色。有一年我们被告知将要上演《雪人弗罗斯蒂》。哈代夫人说：“哪位同学有像雪人服装的衣服？”我飞快地举手：“我有。”
唔，第二天早上我就会有了。我妈妈在服装方面很棒。
只要有奇特服装比赛，她都会为我和露易丝做出点儿很特别的东西。她喜欢竞赛——我们的约克郡小猎犬甚至获得过“靓丽小狗”奖。我知道她会做出你能想像到的最漂亮的雪人服装。她确实做到了，用做窗帘剩下的衬里布料。它的形状像做成丨人形的姜饼，带有大大的黑纽扣。我穿在身上，戴一顶高礼帽，扎上一条围巾。
我们住在离学校大约一英里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曾经是戈夫橡树的乡村小学，直到60年代才建了新校舍。这是一幢涂成黑白两种颜色、华丽却不太实用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妈妈在她搁在厨房地板上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了这则广告。我家的狗，一条名叫萨曼莎的约克郡猎犬，那时已经很老了，在上面撒了一泡尿。那样她才注意到那则广告：“地处宜人的乡村，占地三分之一英亩，一幢华丽而风格独特的独立住所。”
那时，我们住在霍兹顿的一所小房子里面。那是我妈妈爸爸结婚时买下的。1974年4月17日，我在那里出生。其实，我并不是出生在卡克斯顿路，我是在哈洛的一家医院里出生的。但是，有好多年我尽力想把它忘掉，因为哈洛在埃塞克斯郡。我是“辣妹”，不是“埃塞克斯妹子”。
那幢老校舍他们是买不起的，不过他们还是买了。1977年，那儿没有其他房子，只有教堂和路尽头的酒馆。但是，那儿不是农村。如果你相信报纸，你会以为我们在农村里。完全不像那样。我们的周围过去是苗圃——所见之处是以前留下来的数百个温室，那时，“野草谷”种的西红柿和黄瓜比英格兰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它们中的多数现在已经消失了，变成了独立的高级商务房的小型种植园。爸爸认为那些温室不管怎样看着都不舒服，并说那些新房子不错，因为每英亩他们只允许建4幢。但是我想念它们。那些温室，有时玻璃反射出一闪一闪的光，就好像是在海滩上。而我一直都想生活在水边。
做室内改建的那些人已经加好了一层，但就是他们也知道做得不是很好。所以，爸爸决定把所有的都拉掉重新开始。他拆房子很有一手。他甚至在霍兹顿的家里也这么干，那可是崭新的房子。他觉得人们真正想要的是乔治王时代风格的窗子，所以如果他加点什么，在卖的时候，他就要卖出一个更好的价钱，即使是加在一座70年代砌的房子上。我最早的记忆是看到我妹妹爬过一堆一堆的水泥。我3岁半，她1岁。开始的几年，我们好像生活在建筑工地上，里面的墙推倒了半截，很可怕。我记得从暖气片、洗涤槽、木板上爬过去，门没有把手。惟一整理好的房间是我和露易丝共用的卧室。
爸爸自己的电器批发生意刚起步，因此他们请不起工人。让人吃惊的是，爸爸大部分活儿都自己做，帮他的有一些建筑工朋友和我外公——一个退休的码头工人。
外公的头发呈波浪形，从前额向后梳，有点儿秃顶。他绝对是个绅士——甚至在花园里干活儿时，他都穿着西装；哪怕是大热天，他在脱夹克之前总要征得别人的同意。他里面总穿着一件v字领的无袖厚运动衫——“为了不抓住死亡（英文短语catchhisdeath意为”患上重感冒“，小维多利亚从字面上曲解了），”外婆说。好多年我都担心死亡是个什么你能抓住的东西。
妈妈一家来自北部伦敦的托特汉姆，这个地方在那时相当繁华，至少和艾德蒙顿相比是这样。艾德蒙顿更偏东一些，我爸爸来自那个地方。妈妈一家十分富有。外公工作很长时间，外婆经常把一个房间租给托特汉姆“热刺”队的足球队员，滑稽的是，“热刺”队就在那条路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足球队员每周只能挣大约9英镑。
外公在码头上工作，他经常带回家一些奇怪的动物——他的小偷渡者们，外婆这么称它们。他们有一只企鹅，他们把它安置在洗澡间里，还有一只叫杰基的猴子。我喜欢听外婆讲杰基的故事，讲他如何顽皮，如何爱吃果酱，有一次如何从碗柜里拿出一瓶果酱，在厨房里到处跑，上了碗柜，爬上窗帘。那是战争年代，我外婆聚起所有的配给券才买到这瓶果酱。她说，求你了，杰基，把那罐果酱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