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辛苦了一天后，我们会坐在会议室（就是我们的车）里，把我们见过的人再过一遍。第二天早上，我们当中的某个人就得给那些落选者打电话，说：“对不起，但是，不行。”我们不想树敌，所以我们尽量婉转地拒绝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差事，因此我们就轮着来——除了梅尔·c，她确实有电话恐怖症，但是因为她在美敦赫德房子里干的事情总比她应该做的多，所以她就免了。
马尔克·福克斯还让我们接触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作者兼制作人，人称“绝对”。和他们合作过的人有米克·帕里斯和莉莎·斯坦司菲尔德。我们和他俩一起制作的第一首歌是《有趣之事》。马特和毕夫的曲调更加优美，而“绝对”则更能引起共鸣。他们继续制作《爱这东西》和《说你会在那儿》，这是我们和爱略特·肯尼迪合作谱写的两首歌。
他们的录音棚在泰晤土河的一个岛上，靠近切特西，叫塔格斯岛。这是一个肮脏、相当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散乱地分布着一些造船厂。一天，我们正在船码头上闲聊，保罗或者安迪提到他们的经纪人和一个名叫西蒙·福勒的合作伙伴。他曾经做过凯茜·丹尼斯和安妮·莱诺克斯（活跃于90年代的美国女歌星）的经理人。·凯茜·丹尼斯是一个出生在诺福克的爵士灵歌歌后，她的歌曾经风靡美国。而安妮·莱诺克斯，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无须介绍了。事实上，安迪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把《有趣之事》的录音带送给了西蒙。
在80年代中期，西蒙·福勒是“蝶蛹”唱片公司的发行星探。他的公司被称为“19策划”，因为1985年，一个名叫保尔·哈德堡的鲜有人知的歌手一炮走红，当时，《19》（十九岁——这是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士兵的平均年龄）跃居排行榜首位，连续9个星期名列二十支金曲榜上。为此，西蒙赚了很多钱。这首歌在那时很有创意——保尔·哈德堡采用了这首歌里的若干小节进行重新创作，其销路依然是当时这类歌曲中最好的——当我们问及为什么保尔·哈德堡没有再次走红的时候，西蒙经常对我们这样讲。
“19”的办公室很漂亮，就在巴特西的河岸上，在一幢称为“兰瑟姆码头”的现代化船坞综合楼里。在心理上，我们感到非常有优势，因为在我们抽出时间来给他打电话之前，他已经给我们打了电话，说他有意和我们见一次面。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办公室里多么明亮——开放式平面布置，有点像喜剧节目“不和蠢驴打交道”的豪华版——因为这儿阳光充足。那儿的每个人看起来都忙忙碌碌，但很开心，那些职员主要是女性，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姑娘——也许大个六七岁吧——他们说话全都文雅而得体。
首先让我们吃惊的是西蒙本人不在那儿。他的私人助理向我们致歉并请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他有单独的一小间。
不该这样的——我们本想“嘭”地踏进他的办公室、“嗖”地跳上桌子、“哗”地用“活力”、“兴奋”和“态度”将他击中。离开鲍勃和克里斯已有六个星期了，我们可以像拧开水龙头一样挥洒我们的“妹力”。我看了一下表。我们来的并不早，他迟到了。
我们把cd放进机子里，但是，那时我们只能等，看着墙上盖满了安妮·莱诺克斯和凯茜·丹尼斯的金碟。啊。印象深刻。
根据我现在对西蒙的了解，整个事情百分之百是计划好的。如果他早就坐在桌子旁，被“辣”了一阵后，他就得听我们的，而现在这样他实际上占据了主动。
三分钟以后，这个家伙走了进来，三十四五岁的样子，58英尺高，蓬松的头发——有点像全盛时期保罗·扬（红透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摇滚乐歌手，2000年7月逝世，享年53岁）的发型，剪着很时髦的发型，但是已经长得太长了。在这一堆像宠物“菲比”（有五个传感器的机器玩具，外观有毛，且又长又密）的茅草下面是一张棕褐色的脸和相当洁白的牙齿。他穿着一条牛仔裤，不是什么老式的牛仔裤——是阿曼尼牌的。一件“男孩一样”牌衬衫，颜色介于紫红色和淡紫色之间，熨烫得完美无缺。事实上，西蒙的每样东西都很干净，熨烫得很好，与其说是自然的，不如说是刻意的，就像他那辆打过蜡的大宇汽车。时髦的手表——百达翡丽牌。整体印象是随意而富有，一点点双下巴也突出了这一点，这与其说是他变得颓弱的标志，还不如说这意味着他能过得起好日子。
与我们见过的多数我们希望与其合作的经纪人相比，西蒙有点柔弱，甚至平庸。每件事都很低调，包括他的声音。
他知道如何通过低声讲话以一种平静的方式控制整个谈话过程。
通常我们进去以后，无论面对的是谁，我们都会以纯粹的活力展现在他面前，接着用《想要》来进行自我介绍。这一次，我们只是以普通的方式做了这一切。他说他已经从“绝对”那儿听说了对我们的好评。但是，他没有流露任何评价——比如，没有说他对那支曲子的看法——没有说任何可能会让他失去优势的东西。
介绍性的闲聊之后，我们终于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跳起来了并且用《想要》对他进行轰炸。我穿着一条黑色短连衣裙，洁芮穿着一条让人兴奋的紧身短裤，爱玛穿着她标志性的白色短连衣裙，梅尔·c穿着阿迪达斯田径服，梅尔·b穿着印有猎豹图案的上衣。音乐、形象，一切都汇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们，“辣妹”。
通常外界都认为是西蒙·福勒成就了我们。然而事实是那天早晨我们到巴特西去见他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张唱片已经即将成形而且我们的形象也已确立。
我们在那儿呆了大约一个小时。这是一个相当专业而又敏感的人，他听着。“国际”是一个他不断提到的词。他给我们讲了凯茜·丹尼斯——正是西蒙带她去了美国，在那里，她的事业迅速发展。英国只是开始，他说，我们得“志存高远”。
无可辩驳。就是西蒙·福勒。我们甚至喜欢他的会计师理查德，他看起来像《大脚》（美国电影，香港译为《大脚八》）里面的那个父亲。
第二天，西蒙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私人助理，卡米拉·霍华斯，为我们安排日程。一个很不错的女孩儿，约莫24岁，温文尔雅，带点暗红的金色鬈发，脸上的气色很好，蓝色带点绿的眼睛，有些雀斑。她看上去像个学生，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办事井井有条。
好啦。1995年5月。我们有了自己的策划人。现在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家唱片公司。
第九章 金曲排行榜
有一点我注意到了：好事发生的时候就像热面包上的黄油一样蔓延开来。西蒙·福勒刚刚走进我们的生活，我又遇到了斯图亚特·比尔顿。
“你应该多出去走走，”当我告诉马克他可以在哪儿继续看他的晚间问答节目时，露易丝就已经对我说过，“我指的是；为了上帝你参加了演唱组，但是为了乐趣，你该做什么呢？围着那些无意义的小轮子转的仓鼠得到的乐趣都比你多。”
你知道我怎么想？我想她也许是对的。失去了马克，我才发现我妹妹其实并不那么讨厌。事实上，她真的是个好人，而且很逗。
在布罗克斯堡一家我妹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去的酒吧，我遇到了斯图亚特。他很有魅力，能让我开怀大笑。斯图亚特属于那种每个人都喜欢的男孩儿：长得帅，穿着考究。
他有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他不一定符合流行时尚，但看起来总有一点与众不同，比如没有人穿衬衫、打领带的时候他会这么做。真的，他的着装绝对一流，他是那种走进房间时人们会扭头看的人——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有一种明星气质。他甚至和名人交往——这就是，哇噢，斯图亚特·比尔顿。
有趣的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当我在学校的厕所里重新化妆的时候，当那些女生们闲散地抽着烟、谈论男生的时：候，斯图亚特·比尔顿这个名字总是常常会冒出来。我其实：并不认识他，因为他在另一所学校。很奇怪我怎么会在若干年以后跟他约会了。
斯图亚特的祖父母在维姆利有一间花店，在拐弯的地方，就在你快进入布罗克斯堡地方。这是一家家庭式商店——每个家庭成员都出力，包括斯图亚特。他非常有艺术感，喜欢在店里走来走去摆放花束、整理那些花。那是和斯图亚特在一起时很赏心的事情之一。马克总是一副可怜虫的模样，而斯图亚特不管每次做什么事总是饶有兴致，总是带着微笑。他一家人都很勤劳——半夜起身去科文特花园取当日的鲜花。如果斯图亚特陪我出去晚了，他压根儿就不睡觉了。他真是个好男孩儿，他们全家也令人愉快。他们所有的人，他的妈妈安德里亚、他的爸爸大卫还有他的妹妹雪莉——更不用说他的奶奶和爷爷了。从一开始，他们就把我当作家庭的一员，他们真的绝对是理想的公公、婆婆。
比起马克·伍德，斯图亚特·比尔顿好得多了。
回到兰瑟姆码头，西蒙正忙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整理出来。我们都认为偿还鲍勃、克里斯和奇克给我们的投资是公平的，包括偿还在美敦赫德我们拨下付费电话而实际上应该付的电话费，以及录制我们最初三首样本歌曲的花费。
再次见到克里斯是几年后在“《热门曲》杂志票选奖”颁奖晚会上，他带着“伍”演唱组。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会面。
我们只是打了个招呼——但是相当友好——当然没有什么敌意。那时他们确实被激怒了，但是我想他们同样也把它看作一次学习的经历，并且承认他们犯了一些错误——显然主要在于没有尽早给我们合同。克里斯总是满怀g情、雄心勃勃，和我们一样他也有梦想。很高兴看到他现在于得这么好。
对我们的想法，赫伯特父子总是泼冷水，而西蒙·福勒却不仅喜欢这些想法，而且将它们付诸实施，再加以发挥。
他表面上像平静的湖水，但在内心深处，他像一座火山。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会在几个月之内推出我们的单曲，但是他“眼光看得很远”。事实上，这简直有点让人沮丧。难道他不明白？我们走到一起有一年多了，我们要展示自己，征服世界。就在现在。但事实却是《想要》要等一年才会推出。
西蒙的好处在于，虽然他想给我们身后的机器加足油料，但是，他非常愿意让我们保持本来的面貌。他对磨光毛边的东西不感兴趣。
洁芮嗓门大，也爱说大话。梅尔·b嗓音嘶哑，有一种无法驯服的品质。梅尔·c非常迷恋利物浦足球队。爱玛非常像甜甜圈。而我自从会说话起就一直扮演小妇人的角色。
我们彼此间的差别如此之大，而西蒙认识到了这正是我们的吸引力。他没有试图约束我们自我介绍式的《想要》表演。这支曲子把我们成功地推销给了他，因此，它同样也会把我们推销给唱片公司。
我们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到这些唱片公司去，就是站在桌子上跳舞。人们对此十分钟情，而且立竿见影。无须有人鼓动。一旦他们看到了我们，那就够了。
大多数新乐队只要最后能骗得某一家唱片公司的赏识，他们就会非常迫不及待地与其签约。但是，西蒙不着急，在这儿透露一点点信息，在那儿放一小段录音，他已经让所有的唱片公司都在谈论我们了。在和他签约的六个星期内，英国的每一家唱片公司（除了“华纳兄弟”公司，他们说女子演唱组不会有作为的）都对我们刮目相看。我们闯进了流行乐坛，没有人能理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们本能地感觉到我们要和一家小一点的公司合作。
1995年，一个明显的选择是“伦敦唱片”公司。与马特和毕夫有很多合作的“东部17”演唱组就签在他们公司；事实上，“伦敦”有一长串流行歌曲演唱组。加之皮特·唐，他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和特雷西·班尼特，他们的常务董事，很想要我们。他们都是一些我们知道能与其合作的人，非常不错的家伙。
接着是维京公司。维京有点像百搭牌。奇怪的是，那时他们的旗下没有其他任何一支英国流行演唱组——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其他唱片公司也许会自鸣得意，而他们不可能。他们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去证明。
我们最终决定和他们接触。那里的每一个人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保罗·康罗伊自从几年前理查德·布兰森把维京公司卖给了百代唱片公司就一直是维京的常务董事。他和西蒙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把事情做了却没有提高声音，非常平静，十分友好，不太咄咄逼人。
维京公司主管歌手选拔和签约的人是阿什利·牛顿。那时他三十大几岁，相貌英俊，非常时髦而且引领时尚。阿什利的“犯罪同伙”，假如你不反对这个说法的话，是一个名叫雷伊·库珀的家伙，他特别喜欢派对，总是泡在俱乐部里，但是总能把握乐坛的脉搏。即使他在外面呆到凌晨三点钟，你总能确信他八点钟就会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他们有很强的直觉——听了以后就知道好坏——虽然他们的差别很大，但他们彼此间心灵相通。他们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而我们也知道可以信赖他们。
几天过去了，我们还没有签约。不着急，西蒙说。我们得取之有道。
“伦敦唱片”公司认为他们仍然有希望——公平地讲，直到我们签约前，他们确实还有希望。因此，为了把我们从维京公司那边吸引过去，“伦敦唱片”公司做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在泰晤士河上为我们开了一个派对。问题是他们定的日期，1995年7月13日——我们本该和维京公司签约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把情况告诉了特雷西·班尼特——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可不想玩那种游戏。而他说，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无论如何要来。
因此这就像是一种诱惑：相当疯狂——一艘船拉着汽笛沿河而上，挤满了我们不认识的人，但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身份——扬声器断断续续地响着，酒不停地倒着，精美的食品，还有“辣妹”演唱组。
时间嘀嘀嗒嗒地过去了。我们本该正在和维京签约。但是；嘿！我们在泰晤士河中央的船上正在无比兴奋地度过一段美妙的时光——一切都是为了我们！
我不记得放大的洋娃娃是谁的主意，但是这绝对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说服卡米拉——我们的私人助理——到“查林克罗斯”路的“安—萨莫丝”性用品商店买了五个洋娃娃，在它们的头发上喷上相应的颜色，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车上开到维京公司去。那儿的人会以为我们到了，打开车门，快，说变就变。
如果维京公司本来不知道他们在和谁打交道，现在他们就知道了。
我怎么下的船已经没有印象了，也不记得去过维京的总部拉德布罗克—格罗夫，不记得签约，不记得拿到支票。但是我能记得那派对。我记得把那些放大的洋娃娃从桥上扔进了运河。我完全醉了——任何酒我只要喝下一杯就不能保持清醒了，这在现在尽人皆知——而那一夜才刚刚开始。
西蒙让送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开到肯幸顿。他没和我们一起走，因为司机不肯带六个人，这不合法。
“最多五个。”
“最多五个”，多好的名字。怎么样，姑娘们？
我们爬进车里，“最多五个”演唱组外加鲜花和香槟。拐过一个弯——喔——车里到处都是香槟。我穿着一件非常紧的莱卡裙子，红色，侧面有蓝、白条纹，像田径服，长度只达到膝盖上面。
“抓你们自己的内裤，姑娘们！”我吼着。
我醉得太厉害了，跌倒了，其他女孩儿扯下我的衬裤扔到了窗外。咳，嗬，车又拐了一个弯。这糟糕得像乘坐我爸爸的货车。掉在地上的是我的手袋吗？嘎扎一声。又一支唇膏完蛋了。
“你看不到那该死的标志吗？”有人点起香烟时，那个出租车司机咆哮起来。
?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