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样状态极佳。在法国每件事都聚到了一起——英格兰队主教练凯文·基冈是个非常好的家伙，营地的氛围与两年前世界杯和格伦·霍德尔在一起时完全不同。
2000年欧锦赛是大卫一直在等的一个机会，他可以把一切都抛开。我知道他希望我去看揭幕赛。但我的工作压力这么大，上午与戴恩、伴舞一起排练，下午与歌曲作者一起工作，还要考虑到布鲁克林。
伴随了我九个月的妄想症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这需要些时间——说句心里话，我想我永远都无法完全摆脱它。所有这些大卫都理解。
后来那个周五早晨我开车去工作时，收听了首都电台；他们援引了《每日邮报》的一篇文章说：我不去看球赛是轻慢其他英格兰球员的妻子。所有的媒体都激烈反对我的做法。电视里不停地播放可怜的加里斯·索斯盖特在1996年欧锦赛上射失点球的镜头以及大卫在世界杯赛上领到红牌的镜头，并且问他会重蹈覆辙吗？电视画面上出现阿兰·希勒（1998年世界杯英格兰队队长）的照片，并且说，他是不是太老了？保罗·因斯的伤病会影响他比赛吗？而我想的是，等等，难道他们不应该播放些这些出色的英格兰球员进球的剪辑、说一些英格兰队能行之类的话吗？这地方怎么了？我需要生活在一个有爱国心的国家里。我只是祈祷千万别让大卫罚点球。
自从解雇了马克，我们就很少在报纸上露面了。如果需要证据证明他是那个泄密者的话，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现在大卫成了个“合法的靶子”，为什么不把他的妻子也带来？《每日星报》说有研究显示，外国球员在大赛前事实上被鼓励和他们的妻子发生性关系，因为那样能使他们踢得更好。因此这位博士，管他名字叫什么，说“高贵辣妹”必须随行，好好照顾她丈夫一下。怎么这么粗俗？
因此我决定去看球赛。我要让他们看看。但是我得保持低调，不告诉任何人，因为，你知道吗？那一天的焦点可是大卫。再说，如果新闻界拍到我的照片又该唠叨个没完了，诸如：她穿什么衣服？她的头发什么颜色？现在她的体重是多少？她看上去瘦吗？那衣服她以前在哪儿穿过？她为什么又穿上同一套衣服？所以我要悄悄地去。一旦我进了机场，远离了摄影记者，我就会和其他球员的妻子在一起，和其他人一样坐上大巴。我给戴恩打电话，告诉他我不能参加周一的舞蹈排练了。因为他也是个足球迷，所以他说：“我从没想过你会来。希望你开心。”
我并不开心。其他的球员妻子都穿上了短裙。因为大卫说过穿着不要太显眼，所以我去那儿时只穿着牛仔服，看上去简直糟透了。我将永远记得从贵宾休息室回到座位上时的恐怖一幕。我简直吓懵了。一年中这是我第二次感觉自己会被杀死。接着大卫告诉我新闻记者拍了一张他走过球员通道时对观众伸出一根手指的照片，我只记得当时脑子里一片困惑。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得到如此对待？我们如何与这个恨我们的世界相处？
然后《邮报》登出这样的标题——此人是国家的累赘吗？——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
但是紧接着我的律师又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马克·海耶斯说的马克·尼波里特要写的那本书实际上将由安德鲁·莫顿来写，即写作《戴安娜：真实的故事》的那个人。马克显然在伦敦已和他讨论了几个星期。马克·海耶斯所说的马克·尼波里特秘密录制的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带就是那样派上用场的。他将其作为这本书交易的一部分卖给了安德鲁·莫顿。同时，马克还记了一本日记。
我们谁也不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居然有人会这样购买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完全被出卖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没什么糟糕得见不得人的事。但接下来让我们担心的是：马克·尼波里特可能会信口胡诌，捏造一些事情来回报他所获得的巨额酬金。
律师们说，阻止此事的惟一希望是把他告上法庭。而我们没有他签过名的保密协议，因此事情变得更为艰难。
真是天赐良机。大约一周后，露易丝到马克曾经住过的车库上面那套公寓去，在橱柜中原来装《自学法语》磁带的一个空盒子里，她看到一张空白的保密协议。起先她以为那只是马克留下的一张空白表格，以备他在某些场合为我们雇佣一些临时人员时使用，比如布鲁克林的生日派对。后来她注意到上面有一个传真日期，1999年11月3日，那正是我们解雇第二个保镖的时候。当时我们让他们两个都签了保密协议。尽管上面没有任何内容，也看不到任何字迹，但是她碰巧注意到一个缩进的签名。谁的？是马克的。律师们说立刻送给他们，接着就交给了法院。
律师并不十分乐观，但我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我太生气了，非常生气。想想那个人，我给他假期让他去曼彻斯特看他父亲，而他却一直在为莫顿的书收集资料，回忆他能记得的为我们工作期间的每一件事情。英语中没有一个词能描述我对他的感觉。
6月23日，他在华林顿被捕。《每日镜报》把他描写成“一个私人保镖，他们夫妇的心腹”。
原来，警方为了死亡恐吓的事一直在调查他。他以“涉嫌怂恿死亡恐吓”罪被捕。
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告诉我马克·尼波里特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但他们当时都没想到要告诉我。这在当时也许没什么作用。那时，我们都相信没有马克·尼波里特的保护，我们大家都不安全。我记得有一次我弟弟说过，他觉得马克有点儿不对劲。而我什么也没做。
那件事发生在一天下午，克里斯琴把他的新女朋友露西带回家。克里斯琴说马克一直坐在大厅里看电视，他的“那个玩意儿”露在短裤外面。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没有理会。我的意思是，我能说什么呢？“我本不想注意，但我还是看到了，你的肉和两样蔬菜挂在外面了，马克，你把它们放回去好吗？”
这样的事从9月份我们去法国南部的埃尔顿家度假时就开始了，那时他已经开始穿短裤。但回到英国以后，这事并没完。尽管已是寒冷的秋天，他上身仍然只穿一件羊绒衣。但我害怕让他不高兴，不敢冒险失去这位斗士，他会给我和布鲁克林挡子弹的，我真的害怕他会离开。那时我也许不喜欢他的着装方式，但他工作非常出色，不是吗？难道那不是最重要的吗？
他也许让我相信了他很擅长这份工作，但事实是他并不擅长。我现在知道了，真正的职业保镖所接受的教育是不要把他们与雇主的关系私人化。我还了解到如果警方对他的能力有信心，他们会悄悄地给他一支枪，但他们没有给马克发枪。最后一点，我发现任何一个自称是前英国空军特种部队的人都是假的。而且，如果他有那么好，他为什么会把自己出卖给安德鲁·莫顿呢？因为，毫无疑问，他将永远不能再干保镖这一行了。他之所以出卖了自己就是因为他已经完了。严格来说，作为一名保镖，你得擅于奔跑。我们爬贝弗利山时，他几乎赶不上我和大卫。说到那副眼镜——没有了它们，他比我更像个瞎子。我没有必要一直戴着眼镜——他却有必要。
马克·尼波里特被捕的消息是在一个下午传来的。当时我正在巴恩斯，在“奥林匹克”工作室的综合楼里和安德鲁·弗兰普顿一起制作我的个人专辑。我正在娱乐室喝着咖啡，这时我碰到了保罗·威尔逊和安迪·沃特金斯，即人称“绝对”的那两位制作人。
我并没有与他们接触谈论合作的事。因为洁芮离开演唱组、想自己出专辑时，许多原来与“辣妹”合作的人觉得他们应该做出选择，可以这么说吧。而“绝对”选择了洁芮。
因此这免不了有些尴尬。
“噢，你在这儿做什么？”
“噢，我在做我的专辑，你们呢？”
“噢，我们在做洁芮的下一张专辑。”
“噢，是吗？怎么样？”
“噢，很好。事实上洁芮一会儿就到。”
我感觉到他们正指望我说，哦，老天，可别让我看见她。
可我没这么说。
“噢，能见到她真让人高兴。专辑制作得怎样了？”
“噢，很好。没什么特别棒的情歌。但你知道洁芮，你不会发现洁芮唱出什么一流的情歌来，是吗？”
长话短说，我正在安德鲁的工作室里演唱一首自己的歌，大卫和布鲁克林也在那儿，还有另一个美国来的作者史帝夫·基朴纳。这时洁芮冲进了工作室，里面的正式录音间装有推拉门，她把门往后一推，走了进来，一下抱住了我。
说了一些“那么，你最近怎么样”之类的话以后，她说：“那么，你的第一张专辑，嗯？你终于开始了，这真太好了。别人说你不行你千万不要听。我知道我这么说起来很容易，因为毕业我已经拿了三个第一了，那确实让情况有所改观，但是别让任何人小瞧了你。”
然后她又冲过去，想抱布鲁克林，孩子当然根本不认识她。他一动不动。大卫直挺挺地站着，像一块木板。我也没有丝毫热情。我们一家人就像来自图索德夫人的蜡像陈列室。
虽然我们都一言不发，她却还在滔滔不绝，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具。
“上帝，托莉，你真瘦。当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瘦，可也够瘦的了。现在得注意你的体重了。”
终于，她明白了什么。
“现在我真的要走了，我觉得我打搅你了。可不能再打搅你了。”
然后，她挥手告别，走了。
7月8日不仅是“公园晚会”的日子，也是我弟弟克里斯琴的21岁生日。克里斯琴不喜欢进入名人圈，所以当人们得知我还有个弟弟时，常常很吃惊。他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总是很腼腆。
小时候我们三个人总是像胶水一样黏在一块儿。经常有人走上前对他说：“你好，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我和露易丝总是脱口而出“克里斯琴”。我们总是代替他说话，把他指使得团团转。在很多方面，他都有资格获得一枚奖章，因为容忍我们。
即使是现在，克里斯琴还是很少与人交往。他一点也不像我和露易丝，他很有条理，爱整洁，是那种在圣诞节就为暑假出行预定票的人，他总能记得给浴室的小橱补充一些常备药。
我加入“辣妹”时，他才15岁，只是一个孩子。甚至当我遇见大卫时，他也还只是个孩子——我记得他惟一感兴趣的是大卫开的什么车。但当我“境外免税年”期满回国时，全家人的宝宝已长成小伙子了。
他挣钱不多——没有什么野心，但也绝不懒惰。他从来跟我开口要过一个英镑，从不认为有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
有一天，他会成为某个人极好的丈夫。
虽然有同样的父母，我们的差别却如此大，这依然让我吃惊。露易丝小的时候，长得像秀兰·邓波儿，一头红色鬈发，酒窝，微笑。她非常淘气，还喜欢指使人，在学校里总是惹麻烦，绝对是多动症，跑出去玩的总是她，而我所做的好像就是干活儿——维多利亚，不好动又懂事的那一个。
有些时候，露易丝一定不喜欢看见我。因为我不是个感觉迟钝的人，我能想像这个情景：姐姐总是被人注意，而妹妹几乎总是被人忽视。而别人却是那么不敏感。就像几天前我遇见露易丝的一个朋友的妈妈，露易丝的这个朋友快要结婚了。这位女士问我，“你能来参加婚礼吗？”我说，“是的；露易丝也去。”但是我还没说完，她就打断了我，说，“是的；但你和大卫能来吗？”听到这话露易丝走了。发生那样的事，你简直感到糟糕透了。
但至少从表面来看，我想露易丝很喜欢做“高贵辣妹”的妹妹。我对她的了解足以让我知道她不会喜欢做我这样的人。露易丝太喜欢玩，不可能成为工作狂。事实上她参加的名人聚会比我和大卫都多。因为当我工作时，我就没有常规意义上的社交活动。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社交生活。但当我累极了，十一点钟疲惫不堪地进家门，我问，“露易丝呢？”我妈妈说，“出去了。”这时我就有些恼火了。我确实会想，老天，我忙得头都掉了，而其他人倒出去玩了。但事实是，那正是我喜欢的。
我想我可能是三个人中变化最大的一个。不是因为钱或类似的东西，而是因为做一个“辣妹”给了我保持自我的信心。我总是明智而谨慎，但我不是天生的反复无常讨人厌的女人。现在我意识到这只是一种防御机制，它的产生是因为我脸上的粉刺以及我没有朋友。？公园晚会“的前四天是我们的第一个结婚纪念日。真是绝妙的安排。没有像我计划的那样外出度个真正的长假（这意味着两周时间），现在看来，我们只能在”公园晚会“后休息一周。按计划”辣妹“要为双a主打单曲《怨》和《让爱引路》拍摄影像。
似乎所有的事都发生在同一时刻。《心神迷乱》计划在8月14日发行，大卫在这个时候又要回到曼彻斯特，但大部分艰辛的宣传工作会在发行之前做，其时大卫还和我在一起。
首都电台和“亲吻”调频台播放这首歌比我们预期的要早，而且很快就热播起来——尽管它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也让我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因为这首歌六周以后才能进商店——电台不停地播，却没有人能买到。尽管问题是有的，但是这倒也是件好事，只是我们得想办法保持这个势头。首先，我们得把影像制作好。
影像制作的导演杰克·内华说他想让我用长发造型。他想塑造一个“霹雳神探”般的未来派形象，用一台鼓风机把我的长发吹起来。我们已经做好了单曲的封面，还有其他一些宣传品，如杂志。“辣妹”巡演的时候我已经让詹妮给我剪了短发，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个发型，因此在宣传品里我只有短短的头发站在头上。
因此泰勒——我在“黑人原创音乐奖”颁奖典礼上就遇到他了，当时他在给梅尔·b做头发，现在他给我做——拿来一条一条数英尺长的头发。做法是这样的，他把我的头发分缝，把一条长发剪短几英寸，再把它黏到我的头皮上。花了几个小时。确实是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疼，只是有几秒钟我感到头皮有些冷，但实在是令人厌倦。
只是在我们拍摄这部影像时，布鲁克林才第一次看到我留着长发。至少他看见了一个他不认识的长头发女人。他奇怪地看着我。戴恩甚至称我为“犹太辣妹”，“忧郁辣妹”又有了变化。但不容否认的是，长发很适合我的服装，当鼓风机吹起时，看上去真的不错。
我们的造型师是个叫威尔·阿迪亚米的小伙子，是戴恩带来的，他为“超凡四帅”做事。而且我知道他曾经与米西·艾略特（美国说唱歌手）、普夫·戴迪（词曲创作者、混音师、制作人、“坏男孩”唱片公司总裁）一起工作。但威尔是个纯粹的伦敦南部人。我不是那种把什么都交给造型师的人。但威尔很不错，有很多非常好的主意，而且一点也不固执，总能接受他人意见。
在影像拍摄的间隙，我们拍了一部采访宣传片。因此我们都穿着演出服，化好妆，而我，还有头发。所以人们看了宣传片之后，所有人都喜欢那个长发造型。这真是痛苦。“抓住安特和戴克”（安特和戴克是独立电视台极为成功的演唱新秀节目的主持人）每星期六早晨在独立电视台的s：tv（后来变成了cd：uk）节目播出。为了在十点钟之前准备好，我和泰勒六点半就得赶到工作室，那就是说，我五点半就得从我妈妈家里出发。我的发型每次都得重新做。我本可以说，别做了，还是回到短发型吧，给我每天省下几个小时。但我知道长发更适合那首歌。
与我共事肯定很糟糕，因为正像我爸爸一样，我确信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并不是说我是最好的，我还没那么自大?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