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土地均为“王田”（又称为公田），也就是天下的土地都归天子所有。
这在《诗经·小雅》上说的非常清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其代表xg的管理制度，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井田制”。
应当是从周代开始，这个制度开始被打破。在王田之外，又有了私田。
后人也许可以猜测的是，夏、商、周的“王田”制，实际上是远古的人类，不仅人口稀少，而且生产力极其落后，能耕种的土地都是当时最容易开垦、最肥沃的土地，它们远算不上特别的多。又由于比较集中，因此，这些土地都被当时的什么“夏王”、“商王”、“周王”所控制。
（私下以为，这可以用后世不断开垦有新的土地来证明。）
周朝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的增加，青铜工具的普及，以及后来铁器的出现，人类生产的范围扩大，导致以前未开垦的土地也逐步得到开发，因此在“王田”之外，开始出现“私田”。
（在周分封的诸侯国中，恐怕就早已有这种现象，否则他们难以坐大，也不至于发展到和周天子分庭抗礼的地步。）
因此，历史上的“井田制”就瓦解了。
这个过程最典型的代表，是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废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
商鞅变法的实质，是承认土地私有化。同时又通过军功授田，使这个私有化得到扩大，由此秦统一了中国，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代。
但秦以后的历朝历代，“王田”或“公田”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这时候它往往又被称为了“官田”，也就是由朝廷和官府所掌握的土地。
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土地始终是“官、私”都有。又由于历代的开垦，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私田更多。这在宋代没多少区别。
在私人所有土地的田赋上，汉代所定的“十五而税一”和“三十税一”，对历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历朝所借鉴。如果撇开汉文帝的十二年免税，实际上唐代应该算是历史上最轻的，它只达到了“四十税一”。
“十五税一”的确是非常低的一种税收，但问题的实质是，百姓的负担绝不仅限于此。汉代在正税“田赋”之外，还有人口税，也就是丁税（唐代为户税）。此外还要为朝廷承担徭役、以及各种杂税。所以，实际上百姓的负担并不轻。
而历代的官田则又不同，它是租给百姓种的，所交纳的田赋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资料。但后世的学者基本上断定，它应该界于国家正税和民间地租率之间。因为它既包含了地租、也还有赋税在里面。
中国古代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自秦汉以来，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民间的地租率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五十，甚至更多，而且一直没变。
东为了帝国的新国策，真的花了不少时间，他在他的皇家院里细细地琢磨了历代的资料。而且他的好老师，过去也没少教导他。
宋代的岁赋，其实分为五大类：
一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也就是官田之赋。）
二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田赋正税）
三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嘿嘿，堂堂大宋朝可是在八百多年以前，就有房产税的哦。）
四曰丁口之赋，百姓岁输身丁钱米是也。（一般来说的丁税。）
五曰杂变之赋，牛革、蚕盐之类，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是也。（一个“变而输之”，已经告诉我们，这是宋代税收中最富有弹xg的项目了。）
知道了这些，其实也就很容易找到帝国过去存在的问题了。
第二百一十四章 帝国核心政策（二）
( )从总体来说，东是不会采用后世共和国、乃至于台湾，在二十世纪土地制度变革中所采取的种种举措的，因为在他自己的评估中，于这个时代，它们完全没必要。
在他个人的看法里面，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剧烈变动，其中一个，就是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搬掉了“地主”这个阶层。
但无论是某伟人，还是本不愿意、后跑到台湾的南方政权校长，他们两人之所以殊途同归、最终都如此所为，是被客观现实逼的，因为中国的人口此时已太庞大了，成为了一种重负。
明朝及明以前，中国在农业上还实行的是轮作制，到了清代，人口的压力已经使这种耕种方式根本不可能。
ri本的一个经济学家，好象是叫小岛丽逸，曾提出过一个被国际上普遍接受的标准：凡人均拥有粮食低于250公斤的国家，它就处于饥饿状态；超过300公斤时，就处在能吃饱主食的阶段（也即所谓的“温饱”阶段）；只有到超过350公斤时，国民的肉类和其它消费才会迅速增加。
如果以此观之，讲句不客气的话，过去存在的“地主”这个阶层，的确已经在社会上变得不合时宜，你就更不要说再让农民承受高达百分之五十的私人地租率。校长的爱将陈诚奉命在台湾调查时就发现，当时地租率最高的，甚至达到了70。
这才是所谓的“地主”这个阶层在这块土地上消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也许后人更应该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帝国，没有跨过这个本应该能跨越过去的阶段？
东认为，后世南方政权曾提倡的所谓“减租减息”，在这个煌煌大宋朝可cāo作xg并不强，并且他也不可能在这个时代下这样一个诏令。
而共和国的做法，其实都是历史上已有的。它真正新一点的，实际上是作为配套措施的战时供给制，这更不是现在他处的时代所必须。
共和国实行的“包产到户”，其实很有唐代均田制的影子。
唐承北魏、隋的做法，每一名男子授田一顷，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永业田可以买卖，口分田则不允许，而且百姓死了以后，还要交还给朝廷。
如果我们把后世农民的自留地和承包的土地放在一起看，两者很相似。
东这家伙还认为，就是这个唐代的均田制，恐怕仍然有着更古老的影子，那就是井田制。
历史上真正的井田制，由于缺乏史料，一直没有定论。历代始终比较感兴趣的，其实是亚圣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
《孟子·滕文公上》记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按孟子所说，所谓的井田制，就是将方方正正的九百亩土地划为九块，每块一百亩，八家一起耕种中间的一百亩公田，耕种完了，才能干自己家的一百亩私田。
后世共和国早期的公社做法，在形式上和孟子所说有些类似。
而这，却是儒生眼中最理想的土地制度。
在这个后世的废才猜测中，北魏、隋、唐代的均田制，很可能多少也借鉴了孟子所描述“井田制”的做法，隐藏着它的一些脉络。
东甚至觉得，如果抛开细节，用一种更广的视角来看，在东亚的这块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中，帝国的土地所有制轨迹，从“公”到“私”，再回到“公”，已经走了一个大的轮回。
他其实知道，过去宋代在田赋政策上的真正问题，实际上就一个：征收不均。以及由此引发的土地兼并狂cháo，因为宋代是不抑兼并的。
但如果仅仅是“不抑兼并”，咱捏捏鼻子也就算了，可宋代的豪强大户逃税还极为厉害。
“至皇祐中，天下垦田视景德增四十一万七千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七十一万八千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弊如此。”
天下开垦的土地增加了，可是朝廷收上来的粮食，却减少了，这岂不是有问题？
宋真宗时的丁谓也曾言：“二十而税一者有之，三十而税二者有之。”
丁谓告诉宋真宗，当时的豪强，二十亩地才交纳一亩地的税，或者三十亩地交纳两亩地的税。
从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到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3年），在短短的三十年内，朝廷纳税的土地由524万顷减少到228万顷。
《宋史·食货志》上更有：“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
东并不准备采用后世的共和国之法，相反，他还准备扩大土地的私有化，压缩所谓的“官地”范围。这是由于他认为，“公”、“私”双规制有时候就是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
在他的规划中，什么职田、官田之类的，通通取消，除了极个别的特殊用地。因为这里面的弊端实在是太多了。他愿意加以保留的，只会是军事屯田，这对将来开发、保卫边疆地区有重要的作用。
而在这个职田上，“（仁宗）天圣中，上患职田有无不均，吏或多取以病民；诏罢天下职田，悉以岁入租课送官，具数上三司，计直而均给之。朝廷方议措置未下，仁宗阅具狱，见吏以贿败者多，恻然伤之；诏复给职田，毋多占佃户，及无田而配出所租，违者以枉法论。”
宋仁宗时期，他就已经觉察到了这个职田的弊病，官吏常多取于民。本来他准备取消这个做法，改为统计收入之后，再分给朝廷的众臣。结果他看了一些送上来的案件，发现有不少官吏因受贿而被判有罪，于是就恻然之心有之，又恢复了职田。只是诏令各地官员不要多占民田，以及无职田的也要在当地强行收租，违反者以贪赃枉法论处。
宋仁宗实在是“仁”的过头了，他原本的打算其实是一种改进。而他这一“仁”，后代麻烦就大了。您只要看看《宋史·食货志·职田》这一节中的讲述，就可以知道，下面的官吏是什么样子，宋代朝中的官员自己都说：“廉耻之节丧。”
东不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否则他所有的做为有何意义？
他设计的帝国新的田赋制度，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因为他这个人，你既可以说他信奉老子的大道至简思想，也可以认为他比较懒，不喜欢麻烦。
他的政策，核心实际上就两条：
一，在帝国的农村，过去的赋税全部取消，合并为核定后的亩产百分之二十。在城镇则保留所谓的城郭之赋。
二、税赋全部用钱来交纳，取消所有的实物。
是有点狠，别人是“十五税一”，他“五税一”，是别人的三倍。但这个狡诈的后世废才如此来定，当然还有其它的考虑。实际上，他属意的田赋数额是百分之十，并且还很有理论依据。
这个政策其实在后世并无新意，它就是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
因为按后世经济学的理论，国家的税收应当要贯彻两个原则：一个是受益原则，另一个是支付能力原则。
前者指的是，个人交纳的税额，应当与他从的政策中得到的利益成比例；而后者则是与个人的收入或财富成比例，收入或财富越多，个人所交纳的税额就应当越高。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两个原则其实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从收入的角度着眼。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清雍正实施的“摊丁入亩”，其实质，就是从个人的收入和财富下手。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如果真正能贯彻这个原则，不仅您可以做到税收上相对的公正，实际上帝国的千年痼疾、土地兼并，已经能够得到部分有效的抑制。
但宋代以前所发生的实际情况，以及后世明、清的教训，使东决定再给这个政策加个“笼子。而且这个笼子，他早就先给准备好了。哪就是利用眼下行朝的实际情况、以及战争和招揽流民的所需，附带上后世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用这个时代的语言来讲述，就是“榷卖榷买”。
东的确是狡诈滴。这个后世的废才根本不准备从政令上违背宋代“不抑兼并”的传统，但他在经济政策上，却实实在在地要加以限制。当然，隐藏在这些政策后面的，肯定还有他更远的打算。
然而，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他必然会触及到朝廷官员的利益。东不会在意其它人的反对，可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帝国海上众臣的感受，因为他想保住这股帝国难得的元气。
他这次来散心，其实就是他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好，并准备做个最后的决断。现在也不允许他再拖了，因为你不可能等什么事情临头了，才再来做这件事。
东依然还在沙滩上漫步，他笑着对吉安和张德说道：“吉安，张将军，其实吉阳这里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冬季到此，更佳。”
吉安照旧点头称“是”。
张德也回到：“陛下所言极是，末将愿年年陪陛下前来此地。”
东又笑了：“朕会来的。”
只不过在边上注意他的吉安眼中，这个心思莫测的帝国君主此刻的眼神，显然表明他已经做了一个决断。
东是在回到琼州以后，草拟了一份他的规划，交给了朝中大臣们来讨论。但出乎他预料的，是朝廷的夫子们没有出现激烈的反应，而且集体失声。
有时候无声就是一种抗议。
东开始主动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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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怕是只能再写一章了，抱歉。
第二百一十五章 师生夜话
( )夜空之中，飘落着微微的细雨。
帝国的殿前将军张德行走在廊下，他的脚步很轻。
廊里廊外，还有数十个剽悍的兵士，他们笔直地站在哪里，全都默然无声，只有眼睛，一直扫视着整个院落的周围。
这是帝国首席大臣陆秀夫的宅院，它并不大，但也很雅致。
主厅内，一长一少对面而坐，再无他人。
长者未必已老，少年人也不能算年少，此时他们都没有说话。
空气中有了丝丝的茶香，少年人亲手将茶斟好后，然后恭恭敬敬地敬给了长者。
在长者饮下一口茶水之后，他才轻轻地说道：“学生让老师作难了。”
今夜不是什么君臣相会，我只会把它当作是师生之间一次真正的交谈。
长者看着面前的茶盏，哪里面依然冒着沁人心脾的雾气。
今夜你突然驾临，所为何事，怕是你我都知道，那就直言吧。
“陛下可以告诉臣，如此拟定的原因吗？”
没有人再随随便便地看待你的所为了，因为你过去做的一切，每一步都充满了机心。也许更重要的，是你种种做法的缘由。只有了解了这个，才能让人心安啊。
“老师，学生一直以为，维系了三百多年的这个帝国，它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茶具，总有一天会碎了，而一旦碎了，就让人不得不重新来打造。”
世上没有千年的帝国，但帝国之后还会有帝国，只要知道这点，对我来讲，其实已经足够了。
“虽然学生并不愿意承认，但现在，它其实已经碎了。”
没有什么过去的大宋了，就像文相在他最著名的诗中所写的：“山河破碎风飘絮”。一个“破碎”，一个“飘絮”，说明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已随风而去。
我真的非常非常遗憾，彻底戳破了您心目中最后的梦。
其实我还感到遗憾的是，因我的到来，是否文相那首流芳千古的诗句，从此再也不会出现在世上。
桌上依然还有着雾气，雾气之中，却少了点生气。
但长者的眼中，是不是也起了点雾？
幻想或迷梦，总是美妙的，而一旦破碎，带给人们的，必然会是伤感。
叹息，长长而又艰难地叹息。“是啊。”
“学生觉得遗憾的是，它真的不应该是这样破碎的。”
这并非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有多少后世之人，都曾掩卷长叹。
沉默，有些压抑的沉默。
长者看了看对面的少年，少年也看了看他。
“破碎了也许并不可怕，因为它还可以重新打造。而且学生相信，它一定会比以前打造的更好。”
有些东西该挑明了。
“老师，学生还想告诉您，学生绝不会、也绝不愿意像以前那样，偏安于江南。”
长者的瞳孔略微一缩。打造一个新的帝国，恢复故土，你所有行为的动机，是不是全部都在这里面了呢？
“陛下可否告诉臣，你是何时曾有的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