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即：以朝廷上岸这段时期为限，取各工坊每月所产之均数，以此为参照，与各作坊作头立约。”
“今后，凡各作坊月产合格军械有超出这个参照者，超出部分，朝廷另给赏钱。至于没做到这个参照标准的，同样也要相应地扣减工钱。”
“不知三位爱卿以为如何？”
咱现在不过就是把后世的承包责任制给端了出来。而在一个主要依靠人力的时代，也只能从发挥人的主动xg上多着手。
听了陛下所言，赵与珞和王德都盯了陆秀夫一眼。
陆君实啊陆君实，你的宝贝学生又要来事了啊。
陆秀夫可没管这两人的眼神，他低头来仔细思索了一下，然后回道：“陛下，臣以为此策可行。”
老赵和王德腹诽归腹诽，但其实都知道，陛下如此做法，这是在“诱之于利”。以目前行朝刚上岸将要面对的局势，能多生产一些军械的，还是应该多生产些。
因此他们也说道：“臣并无异议。”
不过老赵接着又问了一句：“陛下，这个赏钱如何给为宜？”
东差点就翻了他一个白眼。
这样的“小事”也要咱这个当皇帝的亲历亲为？不行，该让你们做的，就应该由你们来做。
他说道：“户部和工部，再加上兵部，先共同拟定一个条例，并细化到每一作，包括各铁场。朕随后自会审核。”
从事情上来讲，只要拥有过去的数据，拟订一个大致的条例并不难，但这时候的陆秀夫、赵与珞和王德也很难预计到这个新条例在以后的成效。
因为随着它的颁发和实施，不仅工匠们的干劲大增，同时还由于产量和质量上都要兼顾，更在以后刺激了工匠们在许多生产工艺上进行了改进。
陆秀夫他们已经明白了第一道旨意的真正目的，但陛下第二道旨意背后的打算，这个狡诈的小子不仅当时没说，而且还坚持要让户部和工部一定要共同弄出来。
东的目的他们是不会太高兴的，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它部分涉及到东将推行的军需采购制度。
第二百六十四章 临安
( )临安，东南都督府临时官署。
苏刘义和他的本家苏景瞻都看着未来禁军新军服的样衣沉默不语。
宋军于景炎十三年年初的东下，其实速度非常快。他们的进兵路线主要为两条：
一是苏刘义领军出福建、进两浙，临安为其主要目标。
它实际上是当初行朝从两浙地区败退福建的一个反向进军。
另一路则是凌震指挥的翟国秀和刘浚所部，在水师的配合下由鄂州沿江东下，直扑建康和镇江府。
这个线路也等于是重复了伯颜东下的老路。
当初参谋院策划时就认为：江南东路和两浙路为朝廷故地，禁军在那里的活动就一直没断过，再加上军情司和苏刘义又都打了很长时间的埋伏，新附军基本上军心已散，因此此次宋军的东进，出现大的、激烈的战事可能xg并不大。
但为了稳妥起见，他们仍然命陈吊眼的第五师部分主力再度移军至福建，以便随时给予东南都督府以支援。
参谋院的这个策划同样表明，当所谓的都督府设立之后，宋军已初步形成了新的相互支撑、相互支援体系。
苏刘义一返回福建，立刻召集了凌震等将领宣读了陛下和参谋院的命令，随即他率先出兵。翁州水师为配合步军的行动，战船全体出动，彻底封锁了水面。
新东南都督府的众人同样士气高昂，翟国秀、刘浚、王道夫、周文英等人更有些迫不及待。
在兵部已设的几个都督府中，谁的地盘最大、也最富裕？当然是咱的东南都督府。
既然陛下交给咱了，没二话，要赶紧抢下。你没见荆湖都督府的人都有点眼热？
当然，苏大督军在出兵前也严厉地重申了军纪。
“本将临行之前，陛下和文相都曾特别交代，江东、两浙均为朝廷故地，此次禁军杀回去，不同以往。若是军中有人敢违抗军纪乱来，折了朝廷和兵部的脸面，务必即刻送他上军事法庭，当众严惩。”
他冷冷地扫了一眼众将。
“本将本无须提醒诸位，军纪乃军中所有人共同拟订，军事法庭判罚又为众议。任何违抗军纪者，届时都莫怪军中翻脸无情。”
众人当即“咔”的一个立正：“请都督放心。”
“苏大都督”进兵过程的确很顺利，“开门”迎接他的人也实在是不少。而且冥冥之中，仿佛就注定了他是范文虎命中的“克星”。
事实上，当初在和新附军的人会面时，即便没有陛下的旨意，苏刘义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范大帅的蔑视。
“在下作为过去吕文德大帅府上之宾客，始终以为，吕帅当年的名声被两个人给败坏了。其一是吕师夔，另一个就是范文虎。且不提背叛朝廷，仅讲吕文焕身为其亲叔和亲戚，被围襄阳五年，他们二人却不思全力相救，坐看其受困，如此之人，说其不仁不义，就没冤枉他们。依在下观之，他们均死有余辜。”
客观地讲，这番话假如是从其他人嘴里说出来，其效果远不如由苏刘义来说。因为“苏先生”过去是吕府的上客，很多事情他都清楚，他来讲就更“义正辞严”。
只不过如此一来，所谓的两浙大都督府不仅人心彻底散了，范文虎变得越来越孤立，而且他的结局更是所有人早已心知肚明。
苏刘义肯定不会对范文虎“留情”，这个帝国陛下嘴里的“苏黑手”，当年连杜浒这样的功臣、世家子弟都敢杀，范大帅就更不在话下。
换句话说，昔ri元军东下，范文虎曾经“望风送款”。而现在宋军东下，他的手下也同样来“望风送款”。这只能讲应验了后世道上的哪句话，“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宋军拿下临安等地本为预料中事，但东和陆秀夫等朝廷重臣更重视的，是要将整个东南地区尽可能平稳、快速地纳入到帝国新的体制当中去，因为这对以后恢复帝国的经济实在是太重要了。
为了保证这个“平稳过渡”，东和朝臣们在事先的商议中决定，鉴于范文虎的两浙大都督府就在临安，苏刘义在拿下后，应先坐镇那里，直至完成新俯军的整编，一切安定下来，再移驻建康。
而且苏刘义还被东赋予了另外一个使命，即：协助文官推行朝廷帝国新的体制。这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
一个是东心目中的朝廷“换衣计划”，也就是行朝将按面值兑换北元在江南留下来的宝钞。
从帝国自身来讲，恢复江南之后，肯定不能再留用北元的货币，如此必将导致国家币制上的紊乱。但如果就此让北元的宝钞成废纸，这又相当于使江南百姓手里的财产经受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所以，为了保证市面上的平稳，故此朝议决定：在民间以三月为限、全面兑换北元的宝钞，而且就按面值来兑换。
东和陆秀夫、赵与珞等人也都贼jg明。朝廷兑换了北元的宝钞，并不是没有用处，杜浒的军情司现在就在北方活动，把这些宝钞全交给他们，正好物尽其用。
在这个非常时期，涉及到如此大规模兑换货币的事情，动用禁军维持必要的次序，并保持一定的jg戒，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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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要说明的是，历史上的忽必烈其实也实施了同样的举措，至元十九年，北元在江南“以钞易铜钱，令市舶司以钱易海外货，……”
历史的另一个记载是：“至元十四年，禁江南用铜钱。是年，ri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钱，许之。”
（哼哼，只要是咱们的好东西，有些人从来就不会不惦记。近期的有些事足以再度说明了这点。）
以当时宋钱在海外受欢迎的程度，老忽和他的大元朝实际上早已大赚了一笔。
可能有人会再想到“会子”，但它太滥了，所有人都将其抛弃，连忽必烈能看上的也只是铜钱。再说江南等于是换朝已十多年，民间早已不知将它扔到什么地方，所以您大可将其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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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另一件事，就是丈量田土、推行帝国新的田赋规制。
在这件事上，帝国陛下再度动用禁军，也不过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文官。
当然，这两件事也要分先后，朝议拟订的是：先兑换钱币，后丈量田土。
兑换钱币一事自然落在了苏景瞻这个“户部东南专使”的肩上，而且它的实施，必须要在各地分别进驻了朝廷官员、完全掌控了当地官府的条件下。
苏景瞻今天造访他本家就是为了这个事，可他却恰好见到了禁军的新军服。
这位帝国的“三管家”看着这些古怪的衣服楞了好一会，然后转向了苏刘义。那意思显然是：刘义，难道你将来就穿这个不伦不类的衣服了？
苏刘义瞟了他一眼，口中淡淡地说道：“此衣为陛下钦制，甚为保暖，为的是利于禁军以后在北方的作战。”
听了苏刘义所言，苏景瞻默然。
在过了好一会之后，他才开口：“刘义，陛下的有些举措实在是，……”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接着说道：“实在是大胆。也许只有用他想恢复我大宋故土才能解释。毕竟不行非常之举，难成非常大事。”
听了他所言，苏刘义却明白了自己的这个本家内心里所想。
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苏刘义绝对属于士大夫一族，那么，陛下推行的有些新举措，在士大夫中间会产生什么样想法，他就肯定能知道点。
话说回来，即使他不能体察陛下的某些“深意”，可他却更能在兵部和文天祥私下里探讨。
虽然有差点误杀杜浒这件事，但苏刘义和文天祥本身的关系原先其实并不差，这主要表现在巩信一事上。
文天祥兵败空坑能够脱身，幸亏是有巩信舍身断后，而巩信原先是苏刘义的下属。当初文天祥开府南剑，是苏刘义让巩信前去听命，这才有后来的事。
对于陛下的有些举措，苏刘义一开始也不能全明白，而且你也很难说他心中就十分舒坦，这同样是由于他士大夫的身份所造成，尽管他也是个“另类”。
但宋瑞一句话就点醒了他：“从陛下的规制中即可看出，他所针对的，并非我等。其目的，更是要先革除朝廷旧弊，然后再集中全力，北定中原。”
所以，苏刘义很清楚苏景瞻心中某些矛盾的想法，这就是既明白“yu成非常之事，必行非常之举”，可内心里却对陛下的有些举措又极不舒服。
苏刘义更知道，如果不是彼此之间关系不同于他人，苏景瞻绝不会在自己面前说这几句话。
可也正是因为彼此的关系，于是他说道：“吾离开广州之前，曾当面请问陛下，朝廷是否以后真的不回临安了，汝知否他如何答复的？”
苏景瞻看着他。
“他说，临安风气奢靡，现已不适合为都。若为都，朕更愿意设在荆州或建康。”
沧海桑田，物似人非。临安在以后的帝国历史上没能再度等成为国都，其实原因有很多。
“而且听他的话下之意，似乎更属意建康。因为他还说，假如以后朝廷立都建康，他将把哪里命名为南京。”
苏景瞻大吃一惊。
国都的前移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并不难明白。
苏刘义慎重地看了他的本家一眼，随即眼神再度转到哪些衣服上。
“陛下的决心是他人难以想象的。而且他的有些做法也并非是针对我等，我等实不可不察啊。”
第二百六十五章 苏刘义
( )虽然同为“三苏”的后人，苏刘义和苏景瞻这对本家兄弟其实还是很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或许可以说就表现在他们的仕途上。
苏景瞻是正经的朝廷科举考试出身，而苏刘义早年的不安分、重武、浪迹江湖，显然没有走这个“正途”。因为如果他是科考出来的，朝廷早已授官，就没必要再成为什么吕氏的宾客。
苏刘义最终踏上仕途，严格来说，与大宋过去的“恩荫制”有关。
宋人为官，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这点并没有错。比如宋词大家辛弃疾，即使他名气再大，也必须经此途径。
但宋代还有另外一种入仕途径，这就是“恩荫制”。它又被称之为“推恩制”，或“荫补”。也就是朝廷在一定的时机，授予功臣、高官子弟及亲属，甚至是他们的门客一个官位，以示朝廷的恩宠。这种时机主要有：
圣节荫补。在每年的皇帝诞辰之ri。
大礼荫补。朝廷每三年举行的郊祀时有一次。
官员告老退休时可以有一次，这称为致仕荫补。
官员临死前上遗表一次。它又称之为遗表荫补。
从宋代留下来的史料看，功臣死后，推恩为官最多的，可达二十多人。
吕文德是南宋后期驻守荆襄、抵御北元的功臣。他死后，作为他府上的贵客，苏刘义就得到了朝廷授予的官位。
这点其实从这个苏黑手一直担任武职、且吕氏众人投降北元之后，仍把他当自己人、派人来召即可看出。
“苏刘义本吕氏之客，诸吕降，招之不从……”
在杨淑妃和赵昰、赵昺兄弟南逃的过程中，苏刘义与陆秀夫算得上是最先前来“护驾”之人。忠于帝国、自身经历、家世背景，都是他当初在端宗即位后，被授予重要的殿前指挥使一职的原因。
而恰恰又是这个职位，使他后来成为兵部的人当中，与“陛下”最亲厚之人。
因为殿前指挥使的职责决定了，苏刘义是“陛下”在海上醒来后，除了太后、道长、吉安等人，以及当时的行朝重臣陆秀夫、张世杰之外，最先见到的大臣之一。行朝驻跸琼州之后，他一开始又始终“护驾”在陛下的身边。
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结识的先后、相聚是否频繁，本就会对双方的关系产生很重要影响，更何况“别人”还看这个苏黑手有点“顺眼”。
帝国现在的这个“陛下”，本也不是什么循规蹈矩之人，苏刘义又早年“不安份”，浪迹江湖，身上还有些没脱掉的“野xg”。因此，这两人不仅颇有点“对路”，且在一起就更随意些。
而“随意”仍然是陛下、哪个来自后世的废才所喜欢的。
因为不需要提过去，仅从眼下来看，自到了这个时代以后，“陛下”的确像陆秀夫所觉察到的那样，将自己“裹的很紧”。
这一是他内心里有一种举目无亲、极其强烈的孤独感。另外就是，一个人处于如此陌生的环境中，即便过去再自在惯了，他个人的行为、举止、言谈等等都会在不自觉的当中受到约束，并不得不加以改变。
一直处在这种很“紧”状况下的陛下，只要有人能让他觉得随意、放松，他与其“亲厚”就再自然不过。
事实上，帝国陛下“宠爱”他的“昺弟”，多少也有这个原因。
就时代而言，苏刘义无论见识、文化程度，都属于很高之列。他忠于帝国、做事还“讲原则”，所以，“陛下”后来又将督军司的大权交到他手上。
苏刘义和苏景瞻无疑都是忠于帝国的，可他们自身存在的差异，却也决定了彼此的想法肯定有所不同。
以大宋的社会风俗，科举考试出来的“士”，其地位远高于他人。但即使是正儿八经的文人，一旦出任武职，也要遭同僚、乃至于世人的轻视。仿佛你职位再高，还是低了别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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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尧咨是如假包换的状元公，他的母亲冯太夫人之所以反对他任武职，原因就在于此。
可虽然母亲反对，陈尧咨后来还是任了武职，因为这毕竟是宋真宗亲自提出来的，他很难违背帝国皇帝的旨意。而他后来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且在外任职屡有过错，几次用刑杖死了人。宋真宗得报之后，仅仅是降了他职，并没有过于深究，怕是也明白其中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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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刘义的非“科班正途”出身，在行朝中所任的武职，使他很清楚自己在朝廷有些人心目中真正的地位，尽管他是大名鼎鼎的“三苏”后人。
他和苏景瞻之间的差异，其实已经决定了他绝不可能对陛下抬高兵部众人地位的行为有任何非议，哪怕其中的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