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就是地狱”，也许他很少来到旷野。不是田园别墅、远郊牧场，而是渺无人烟的真正旷野，一眼望去，平沙漠漠，地老天荒。
真正的旷野是生命的负面，连一根小草都吝啬着自己踪影。对人群来说它是一种陌生，但对地球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被人类垦殖的地盘实在只是一种狭小的偶然，偶然之外的必然便是旷野。
这种漫无边际的旷野比之于茫茫大海也只是小土一片，再把土地和大海加在一起，放到宇宙间立即又变成一粒尘埃。宇宙的无限空旷已经进入人们的想象，越想象越觉得即便是点滴生命也是最大的奇迹。点点滴滴的生命居然能发育成长得像模像样，真不知该如何来欢呼，如何来呵护，如何来珍爱。
前年夏天与贾平凹先生同去新疆，我到喀什他到沙漠然后再会合。一见面他就说：“我被震动了。”他说的是沙漠里的胡杨树。“没有滴水它居然能活上一千年，终于枯死后又挺挺地站立一千年，倒下后不散架不朽腐又是一千年！”
这是一种生命的震动，震动于它的顽强，又震动于它的孤独。正因为孤独，它才比较完整地证明了生命是什么。但这种证明也是自生自灭的，除非有另一具生命偶尔经过。佛教把生命分为无情和有情两种，无情是胡杨树，有情是贾平凹。有情的生命害怕自己迷失，总要定期到旷野里走走，去寻找和聆听那三千年的证言。
由此又想到历代的佛教旅行家。他们长年累月跋涉于旷野，说是去取经，而最大的经典便是有关生命的证言。我想在茫茫旷野里，他们对惜生护生、善良慈悲的体验比哪儿都要强烈。于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向另一个生命聚集地走去，把散落各地的生命联结起来，一起投向“同体大悲”。无论是法显、玄奘还是鉴真，居然都以柔弱的躯体把生命群落之间的万水千山一一打通，实在是一种至情至爱的精神实践。早年读谭嗣同的《仁学》，见他把“仁”的第一义定之为“通”，通中外、通上下、通人我，不甚明了，而当我追寻了佛教旅行家的足迹，便大致有所领悟。只有通，才有一种博大的仁爱；仁爱而不博大，就算不得真正的仁爱。
但是，当旅行家们为了关爱生命而在旷野间跋涉的时候，又必须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在生命最危急的关头还在祈祷生命，这种发生在旷野里的故事大多随风飘散、亘古不知，而偶有传闻则总会把忙于世俗的众生惊醒。前些年上海旅行家余纯顺在独身徒步行走了整整八年之后葬身罗布泊，消息传来，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无形杠杆立即架设起来了，杠杆的一端是一个孤独的生命，另一端则是这个星球上最密集的生命聚合地之一——上海。冷漠的上海人被这条杠杆轻轻一撬竟然深切感应，一个小小的遗物展览成天人如潮涌。当时我站在一边曾经困惑：按照这座城市历来极其讲究实利估算的思维逻辑，余纯顺没有做出任何实利贡献，展览中的零星物件也没有什么审美价值，他们这是怎么了，一时间全都变得痴痴迷迷？我想这只能归因于生命信号的深层秘密。
前不久在报章间读到一则神奇的新闻，说一支探险队专程经过罗布泊余纯顺的墓边，居然发现余纯顺的遗体已经失踪。探险队员们觉得不可思议：余纯顺一无财物，何方神圣会对他几乎被高温烤焦了的遗体发生兴趣？如果是盗贼，那他们也必定是敢于九死一生的勇敢探险家，但又怎么运出遗体呢？天底下最神秘的事情总与生命和旷野有关。我们对生命知之甚少，对旷野所知更微，在近乎无知的情况下，怎能把谜底一一猜测出来？猜测遗体为什么会失踪，就像猜测法显为什么能通过，玄奘为什么能回来，胡杨树为什么能挺拔三千年。难怪连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都说，只要深入地探视了宇宙和生命的神奇，就不能不产生宗教情怀；科学家至多能证明它们怎么样，但却很难解答为什么会这么样，剩下的只有惊叹和敬畏。
敬畏生命必然慈悲。试想我们天天嫉妒和轻视的对象，也同样是天地间奇迹般的造化，居然与我们存活于同时同地，又同路同行，实在是太大的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这种说法不仅毫不夸张，在我看来还说得不够。请看辽阔的旷野连一点生命的踪迹都找不到，等一只飞鸟都要等上多少年，而要在宇宙间寻找生命，一开口就是多少光年，以光的速度搜索千年万年还未曾搜索到一点依稀的痕迹，我们只修个区区百年竟然能遇到与我们精确对应的生灵同船共欢？万般珍惜还来不及呢，怎舍得互相糟践！为了阻止糟践，我们有时也要高声断喝，甚至施行惩罚，但这全然是出于对生命群体的慈悲。
前些天又一艘宇宙飞船发射升空，去寻找太空间的反物质和暗物质。课题非常艰深，发射的时间又是中国的清晨，但老老少少都早早起床，坐在电视机前仔细观看。只听一位科学家在说，太阳迟早要膨胀，势必把地球也裹挟在里边，因此人类总得搬家，能够搬到哪里现在还一无所知。
如此说来，人类也就是宇宙间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宇宙是我们的旷野，我们是宇宙间的法显和玄奘，或者是个余纯顺，但我们的身影比蚁蝼还要细微万倍。曾听到过《出埃及记》那悲怆的歌声，简薄的行囊，粗粝的衣履，苍凉的目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都不清楚。在这样的长途间，我们除了互相扶持、互相援救、互相关爱，还能做什么呢？
人类，伟大而又无奈。只要时时仰望太空，面对旷野，就会什么也不在乎了，最后只剩下两个字：善和爱。
我们因此而还能跋涉，因此而还有喜乐，因此而还叫人类。
既叹行路难，又作逍遥游；身寄星云，爱及八荒；虽然微若蚁蝼，却也圆融安详——能够如此，善的境界也就成了美的境界。
关于年龄
人生况味
在十几年前写的一本学术著作中，我曾把“开掘人生况味”作为自己艺术理念的一个重点，而在诸般况味中，年龄况味又处于独特的地位。
说起来这好像是一般常识，但还是遇到了有趣的驳难。
有人说，人生是为“事业”而存在的，它本身没有独立的“况味”可言。他们最常用的论据是前苏联的一本流行小说，主人公在被迫或主动地失去了人生的许多常情常态后，说过一段有关人生的格言，他认为人们如果不为“事业”而牺牲，到临死就会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在我看来，这位年轻的主人公在兵荒马乱中历尽艰险，致病致残，最后还能获得心理调适，十分不易，但人们不应以这样的特例来否定常态。常态往往比特例更难对付，因此也可能更深刻。这就像在饮食中，不能因为接触过了大辛大辣就否定寻常口味，而要把寻常口味调理好，则是天下一切大厨面临的难题。
至今记得初读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财宝》时受到的震动。他认为，一个人突然在镜前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其间所蕴含的悲剧性远远超过莎士比亚式的决斗、毒药和暗杀。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开始我深表怀疑，但在想了两天之后终于领悟，确实如此。第一根白发人人都会遇到，谁也无法讳避，因此这个悲剧似小实大，简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而决斗、毒药和暗杀只是偶发性事件，这种偶发性事件能快速致人于死地，但第一根白发却把生命的和终点连成了一条绵长的逻辑线，人生的任何一段都与它相连。
人生的过程少不了要参与外在的事功，但再显赫的事功也不能导致本末倒置。莱辛说，一位女皇真正动人之处，是她隐约在堂皇政务后那个作为女儿、妻子或母亲的身份。莱辛认为一个艺术家的水平高低，就看他能否直取这种身份。狄德罗则说，一位老人巨大的历史功绩，在审美价值上还不及他与夫人临终前的默默拥抱。其实岂止在艺术中，在普遍的人际交往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我看来，一个自觉自明的人，也就是把握住了人生本味的人。
因此，谁也不要躲避和掩盖一些最质朴、最自然的人生课题如年龄问题。再高的职位，再多的财富，再大的灾难，比之于韶华流逝、岁月沧桑、长幼对视、生死交错，都成了皮相。北雁长鸣，年迈的帝王和年迈的乞丐一起都听到了；寒山扫墓，长辈的泪滴和晚辈的泪滴却有不同的重量。
也许你学业精进、少年老成，早早地跻身醇儒之列，或统领着很大的局面，这常被视为成功，但又极有可能带来一种损失——失落了不少有关青春的体验。你过早地选择了枯燥和庄严，艰涩和刻板，连顽皮和发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提前走进了中年，真是一种巨大的亏欠。
也许你保养有方、驻颜有术，如此高龄还是一派中年人的节奏和体态，每每引得无数同龄人的羡慕和赞叹，但在享受这种超常健康的时候应该留有余地，因为进入老年也是一种美好的况味，用不着吃力地搬种夏天的繁枝，来遮盖晚秋的云天。
什么季节观什么景，什么时令赏什么花，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颠大倒，就会把两头的况味都损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这儿正好引用古罗马西塞罗的一段话：
一生的进程是确定的，自然的道路是唯一的，而且是单向的。人生每个阶段都被赋予了适当的特点：童年的孱弱、青年的剽悍、中年的持重、老年的成熟，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按照各自特性属于相应的生命时期。
真正的人生大题目就在这里。
为了解释人生况味，我曾在那本学术著作中简略地提到过一些与年龄有关的故事，十几年过去，自己对人生的感受也已大大加深，因此这些故事也就有了重新阐述的可能。
一个美国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刊登在美国的报纸上。一位学社会学的女学生，大学毕业后做了一次有趣的社会测试，调查老人的社会境遇。她化装成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走在街头，走入商店，走进会场，仔细观察人们对自己的态度，一一记录下来；第二天，她卸除化装，露出自己年轻美丽的本来面目，再到昨天去过的那些地方，重新走一次，进行对比。
对比有点可怕。她终于明白平日街头遇到的那么多微笑大多是冲着她的年轻美丽而来，而当她装扮成了老妇人，微笑的世界轰然消失。老妇人跌跌撞撞地走进一家药店，这总该是一个最需要医药援助的形象吧，但药店的那个男营业员神情漠然。男营业员的殷勤，十分夸张地出现于第二天。老妇人还摸进了一个“老人问题研讨会”，发言者的观点且不去说它，就连会场的服务生，也只瞟了她一眼，懒得把别人面前都有的茶水端来。
实例非常丰富，写一篇论文早已绰绰有余，但她的情感受不住了。那天，她依然是老妇人装扮，经受种种冷遇后十分疲惫，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休息，沮丧地打量着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长椅的另一端，坐着一位与她的装扮年龄差不多的老汉。老汉凑过来说话，没谈几句，已开始暗示：实在太寂寞了，有没有可能一起过日子……
怕老汉得知真相后伤心，她找了个借口离开长椅，向不远处的海滩走去。海滩上，有一群小孩在玩耍，见到老妇人，就像一群小鸟一般飞来，齐声喊着“老奶奶”，拉着她在沙滩上坐下，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
这篇报道说，就在这时，这位已经搞不清自己是什么年龄的社会学研究者，终于流下了热泪。
读了这篇报道，我想了很久。
我猜想不少作家如果要写这个题材，一定会非常生动地写出装扮前后的种种有趣细节。用第一人称写，感觉也许更好。社会学者对某些艺术细节总是不太在意的，例如那篇报道中曾经提到，她在装扮老妇人时困难的不是衣着面容，而是身材。她好像是找了一幅长布把自己的身材捆紧后才勉强解决问题的，其实此间可描写的内容甚多，越琐碎越有味。至于她在大街上的遭遇，艺术的眼光与社会学的眼光也是有差异的，作家们也许会让她见到几个平日的熟人，她故意地去招惹他们看能不能认出来，结果识破了朋友们的很多真相；更聪明一点的作家则会让她走着走着果真转化成了老妇人的心态，到卸了装都转不回来，即使转回来了还有大量的残留……如此等等，都可想象。
但是，我的兴趣不在这儿，而在于街心花园的长椅，小孩嬉戏的海滩。
先说长椅。两个老人，一男一女，一真一假，并肩而坐。肩与肩之间，隔着人生的万水千山。他快速地点燃起了感情，除了寂寞之外，还有原因，我猜是由于她那年轻的眼神。他对这种眼神没有怀疑，因为老人的回忆都是年轻的，但是，年岁毕竟使回忆变成了飘忽不定的梦幻，当梦幻突然成真，他岂有不想一把抓住的道理？
他很莽撞，连她的情况都来不及细问。他早已懂得，年老是一个差不多的命题，不问也大同小异，这位老妇人孤身一人悲怆独坐，已经坦示他想知道的基本隐秘。有人说，老人动情，就像老宅起火，火势快速，难以扑救。话虽戏谑，却有至理。
这场大火腾起于街心公园的长椅上，行色匆匆的路人谁也没有看到。大家都遗弃了这个角落，遗弃得无情无义，却又合情合理。那些忙碌的街道是城市的动脉，不能不投入生命的搏斗。忙碌者都是老人们的子弟，是老人们把他们放置到战场上的，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群。他们的肩上有太多的重担，他们的周围有太多的催逼，如果都把他们驱赶到老人膝下来奉承照拂，社会的活力从何生发？街心公园的长椅，这批去了那批来，永远成不了社会的中心，因此，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无可避免。这有点残酷，但这种残酷属于整个人类。她借口离去了，最好不要说是去洗手间，免得老人频频张望、苦苦等待。不管什么借口，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一场大火变成了一堆灰烬，保留着余温，保留着边上的空位。
再说海滩。她刚刚告别老人，走到了孩子们中间，孩子们热烈欢迎她这位假老人，人生的和终点紧紧拥抱。她流泪了，我想主要是由于获得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安慰。但这眼泪也可能包含着艰涩的困惑：大街上那些漠视老人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不管是药店的营业员还是“老人问题研讨会”的服务生，他们也都曾经是天真无邪的海滩少年，而且迟早，又都必然安坐到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是什么力量，使他们麻利地斩断了人生的前因和后果，变得如此势利和浅薄？如果这个困惑确实产生了，那么，她会长久地注视着孩子们的小脸出神，这些小脸上的天真无邪居然都是短暂的？她又会回想起刚才邂逅的老人，他是不是也在为以前的行为忏悔？在这样的疑问面前，人与人之间已无所谓单纯的清浊、强弱、枯荣，大家都变成了一个自然过程，渐次分担着不同的基调，每一个基调间互为因果又互相惩罚，互相陌生又互相嘲弄，断断续续组接成所谓人生。
这位年轻的社会调查者辛辛苦苦地装扮出行是为了写出一个调查报告，但有了长椅和海滩，社会学也就上升到了哲学和美学。
且把长椅和海滩提炼一下，让它们有点象征意义，那么，也就出现了与寻常街市既相延续、又相背逆的方位。人们如果不是因年龄所迫，偶尔走出街市，在长椅上坐坐，在海滩上走走，就有可能成为人生的自觉者和苦恼者。街市间也有自觉和苦恼，但那是具体的、局部的。真正的大自觉和大苦恼，应该产生于黄昏的长椅，冬日的海滩。这些人应该正当中年，有足够的空间回顾和前瞻。
一个法国故事
说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国的一个戏剧故事，与前面所说的美国故事不一样，是虚构的。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法国现代作家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