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高一点好，于是便扯到了“德国的”诺贝尔奖……
我在读有关这事的一篇调查报告时，居然也一步步为这位当事人着急，而且越到后来越着急，生怕他出现漏洞。这种情景，就像早年看电影《豺狼的日子》，一个秘密军成员试图谋杀戴高乐将军，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谋杀，但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故事情景的逼近，立场渐渐产生挪移，最后竟为杀手担惊受怕，替他捏一把汗，直到他最后在关键时刻被捕，还在心中惋惜不迭。这种过程，其实是被电影艺术家“蛊惑”之后的“中邪”，完全进入了对方的行为逻辑南道，只得步步向前走。
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欺骗事件中，首先是当事人受到了“蛊惑”，一头扎进去无法后退。对此我们不妨花点精力仔细分析一下。开始他只是想，各行各业都在评技术职称，我只想评个最普通的技术职称罢了，竟然还要有“像样的论文”，什么叫“像样的论文”？谁说了算？我的论文是中国科学院推荐的，总可以了吧？——这种顶牛式的心理，哪儿都可能产生，但他没有想到，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太贫困、太需要科学了，一听中国科学院那还了得？他情急之中口气稍稍大了一点，这一大就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灾难。
如果一开始受到申斥、受到怀疑，什么事也不会有，但他受到的是人们大喜过望的称赞。需要，而且是迫切的需要，集中成一种热切的眼光和信任，把他包围起来了。领导的接见、记者的采访、报纸的传扬，已经使他有口难辨，他或许也曾低声解释，周围的人全认为这是成功者的谦虚。“什么，他居然说自己什么也不是？”记者们深深地感动了，称赞他是“大音希声”。
问题还不仅仅是领导和记者。他的家人，含辛茹苦地盼望了他那么多年，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宽慰的笑脸；他的同学，都不太成功，现在都在为有他这么一个同窗而高兴……他用一句假话点燃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要，烈火已燃遍四周，他已无力扑灭了。
剩下能做的事情，是一条黑道走到底，明知总会揭穿，且让这种事情发生得晚一点。这是一个怯弱者的选择，而不是像报道所写的那样，属于“胆大妄为”。
他凭着极有限的知识，想象着一个科技成功者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笨拙地一一效仿。一效仿就出现了漏洞，他只得立即想出新的谎言去堵漏。新谎言的漏洞更大，于是再去编造更新的谎言……这简直是一种没有丝毫喘息机会的苦役，就像驮着越来越重的石块，在攀援峭壁悬崖。
这里出现了一个谎言的膨胀公式：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就像从山上向山下滚雪球，完全无法想象它的最终结果。
特定的社会需要，是谎言滚动的“势”，是扩充体积的积雪，是顺坡下溜的速度。因此我觉得不应该过多地责怪这位热处理技工。我仔细地分析了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发现这个人其实并不坏，谎言构建起来之后也没有乘机做什么坏事，谋什么财物，相反，倒是为补漏花费了不少冤枉钱，而他的经济情况一直很不好。直到谎言揭穿，他仍然生活在贫寒之中。揭穿之后很多报刊嘲笑他，但我认为这些报刊不应如此轻松，当年一有风声就把他推上危险高坡的，还不是报刊？报刊对他，应有巨大的亏欠。
报刊在这一问题上的责任，是只求轰动，不求实证。这是当代很多报刊的共同毛病。一有新奇的消息，就急匆匆地赶发出来，一阵爆炒，然后紧紧追随。在我看来，这是谎言发生机制和扩张机制的关键。这件事的最后揭穿，居然也不是记者，这实在是一种职业性的失职。
由此联想，待些年来，我曾近距离地目睹过很多谎言的扩张过程。都或多或少与传媒有关。前些年，有人转告我一家报纸的报道，一个中年作者刚发表一个作品，就受到海外五所大学的联合邀请，他正在准备演讲稿云云。我当时一听就为这位老兄着急，心想你说一所大学邀请，旁人还能马虎过去，怎么扩充到了五所？大话由媒体说，收场还得靠自己，这个场怎么收？世界上的大学校长都是很高傲的，他们很少联手做一件什么事，据我本人对海外的了解，好像不大可能出现五所大学联合邀请一个人讲学的事，哪怕他是一代宗师，或退休总统。幸好这位先生聪明，没再就这件事弥补和延伸。更惨的是一些老人，不小心进入了谎言系统，传媒一加播扬，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当众继续把谎说圆，只得随口乱说，实在让人同情。例如我曾见到两个老人，开始只是出于一点小小的虚荣，编造了一个创作上的谎言，后来就越吹越大，也越来越说不明白了，让听的人都为他们着急。记得我当时就托人转告那些报刊，饶了这两位老人家吧，但报刊不依，仍然以声援的方法捉弄他们，直到最后不得不“大音希声”。
我想，天底下最劳累的事情之一，就是编造谎言。因此谎言揭穿，对他们是一种解脱。从报道看，江西这位当事人终于败露的时候，他正在外地，当地领导紧急传唤他回来。在一间会议室，他刚进门，领导就问了一句：“你到过美国吗？”他连停顿也没有，立即急不可待地说：“假的，我全是假的！”然后和盘托出。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全身放松地坐了一会儿，终于慢慢地站立起来。
我猜，他当时心中想的一定是：好了，这次可怕的“热处理”总算完工了。
街道已经不是昨日的模样，他摇摇晃晃，回家了。
心中的恶狼
在各种凶杀案中，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哪一种？我认为是没有具体理由的那一种。有理由，就有逻辑，伤害具有针对性，人们也有可能提防；如果没有理由，只能听天由命，谁都手足无措了。
其实，没有具体理由的犯罪，总还是有心理理由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加关注人类的心理黑箱，说不定什么时候，那里会蹿出来一条恶狼。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云南省通海县县城的一个歌舞厅里，一个握着长剑的青年男子见人就刺，不到半小时就刺死四人，刺伤多人，他边刺边大声吼叫：“我孙玉峰曾经是社会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事业的成功，对社会有益，我事业失败，就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那么，他有什么事业呢？这完全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读过一些江湖武侠故事的农村无赖子的狂想。他偶尔进县城，见路上没什么人理他，就在日记里写道：“每走到人群之时，竟然当我是死人，视如无物，阴恻恻地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他恨一切不理他的人，但所有的人都不怎么理他，于是他断言“天下人人可杀”。
看来，他走向罪恶的心理程序，是从狂妄自大的心理幻觉开始的。总觉得自己十分重要，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人们实在没有注意他的理由。我估计他曾多次自我卖弄，一再招惹别人，甚至恨不能把一个有点小名气的人引出来与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吵一架，可惜连这也没有发生。他的招惹因形态卑下，别人只须眼角一扫就会立即厌恶地转过头去不再理会。这种极度的孤独和无聊引起了他的仇恨，但仇恨又没有特定的对象，只能拿起长剑，朝那些活得最快乐的人群走去，按照他的认知范围，他选择了歌舞厅。
应该说，这个心理程序的前半部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眼熟。明明是自己招惹了别人，却不躲开、不道歉，反而觉得别人对不起他，甚至越来越义愤填膺，这是为什么？
有一位作家曾大惑不解地问我：“某某人，我完全不认识，他在五年前一边剽窃我的作品发表，一边写文章骂我，这样做我还能理解，贼喊捉贼嘛！我不理解的是，五年来我对此事完全不理，而他对我的批判却接连不断，而且口气越来越凶，这是为什么？”
我想了一想，说：“问题大半出在你的完全不理上。开始，他一边剽窃你又一边骂你，是为了堵你的口，遮人耳目；但你居然对这两件事完全没有反应，使他感觉到，他在你心目中太微不足道，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无足轻重，这使他产生了彻底的自卑，并由自卑变成愤怒。”
“不是欺软怕硬？”他问。
“不是。欺软怕硬只是表象，”我说：“你的完全不理，看上去是软，但已超出了软的底线，是一种不可理解之软，而不可理解之软其实就是一种超强度的硬，因此引发了他极度的不自信。”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深奥。
儿时在乡间，常见夏天的中午一头头水牛浸在池塘中消暑，总有群蜂围着它们转。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烦了，会甩起尾巴驱赶一下，而有的水牛则纹丝不动。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动的尾巴附近，恣意逗乐，但时间一长，全都向着纹丝不动的水牛进攻了。它们不是在纹丝不动中寻找安全，恰恰相反，它们一浪接一浪地去招惹，频率越来越快，恨不能把顽石般的水牛整个儿挑动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过类似的现象。
一个同学，来自农村，生怕城市里的同学瞧不起，成天找机会作态，连夜间上厕所时穿的拖鞋都坚持用木拖板，响彻楼层，还声言是“保持贫农本色”。这样的人，“文革”一来，很容易造反。一天，造反派开会斗争教师，适逢他外出，回来后听说，深感失落，居然决定一个人拉一名教师出来游街，补补“风头”。他来到集中关押教师的地方，吆喝几声，教师们诚惶诚恐，唯独余上沅教授不惊不怒，平静如水。这个同学一看，突然傻住，似有恐惧，然后火气上扬，独独把余上沅教授拉出来，由他一个人押着，在校园里游街，招摇过市。作为这次恶性事件的代价，这个同学在十年之后被审查了很长时间。
这个同学犯了错误，但我们都熟悉他，深知他其实并不坏，此前此后也没有做过其它更坏的事，那次冲动，完全是他长久来煎熬于内心的过度自卑和过度自重的突然迸发，迸发的直接起因是两重失落，失落于一种热闹，又失落于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静。
但是，这种突然迸发有时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据报载，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洛阳工学院一个姓金的硕士研究生，由于长期以来觉得老师和同学处处看不起他，在交纳课程重修费的时候，突然举起水果刀，向一位正在开发票的女教师猛刺十三刀。直到被警方逮捕，他在监狱里清醒了一阵之后才沉痛地说：“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老觉得别人有意和我过不去，现在想想并没有什么根据，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其实都挺好的。”他还说，他并不是针对那位被刺的女教师的，如果那天路上碰到别的老师和同学，心里觉得过不去，也会举刀。
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心理病灶的夸张性诱发，他心中的恶狼放出来了。这只心中的恶狼也会吃人，既吞噬了别人，也吞噬了自己。由此联想开去，那个在美国爱荷华用手枪刺杀了多名物理学教授的中国留学生卢刚，也进入了类似的心理程序，当然后果更加严重，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卢刚是博士研究生，洛阳的那位是硕士研究生，云南那个叫孙玉峰的人什么也不是，但在自己村庄里也足可自命为一个孤独的哲人了。他们最后都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中，干下了人世间第一等的坏事：杀人。因此，我们切莫轻视了这只心中的恶狼。
据我看，这些人的心中之所以会培育出一只恶狼出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有过一段奋斗史，使他们超出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这种经历带来一种力图排除一切阻力的行为惯性。他们已经把世界看得很小，以为再努力几步就能抵达某种极致，因此把眼前的障碍看得很大，以为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
第二，他们的比较低微，因此在把世界看小的同时又十分自卑，永远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每天都虎视眈眈，疑神疑鬼，总觉得随时都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能把自己颠覆；
第三，他们从来执著于成败的界限而无所谓善恶的界限，因此在心底不拒绝用恶的方式来争取成功。善良对于他们，从未有过感召力和控制力；
第四，他们永远逼视着高于或有可能高于自己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对于那些以平静的生态高出自己的人尤其嫉恨，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辽阔的“泛嫉恨”，最后甚至嫉恨整个文明世界。
有了这四个共同点，只要出现了燠热的温度，便立即可以在心头听到恶狼的嗥叫。
不是危言耸听，我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恶狼今后会越来越多，而且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世界性灾难。因为在很大的范围之内，个人不再受到群体意志的严密控制，跋涉在精神荒漠上的心理孤儿层出不穷，而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又如此激烈，处处隐藏着危险的触发点，因此，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骇人听闻、又没有理由的凶杀事件是不奇怪的。至今仍在美国监狱里接受马拉松式审判的智能杀手卡钦斯基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每次想起总要为人类的前途增加忧虑。此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由于仇恨高科技社会，专门用邮包爆炸方式杀害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十八年间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造成一片恐怖。他过着极端孤独的生活，却又渴望着自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一直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社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新闻掩盖了他，他会坐立不安，很快再次作恶。为了让社会更关注自己，他居然会给受害者写信，说自己“夜以继日制造炸弹是多么辛苦”，而且还寄长篇文章《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给报社要求发表，声言如蒙发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不管这个案子多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卡钦斯基在极端孤独中因渴望成名、嫉恨成功者而不择手段行恶的基本特征，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杀人犯没有什么两样，他让我们警觉，心中的恶狼对人类的残害会达到什么地步。
对于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他们的行为终点当然已属于警方的事，但行为的起始和中段却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时时有可能走向终点。像往常一样对这种邪恶现象完全不予理睬以求太平，显然已经不是办法，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有谁去招惹了才会引起他们的行恶，我们不去招惹，他们仍然会找上门来，将巨大的罪恶向着完全无关的人群泼洒。在他们面前，不存在明哲保身的空间，不存在任何个人的安全。
因此，对付这些人心中的恶狼，只能是全人类的集体行为。在社会上普及心理咨询和缓释机制，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重复我心中的圣典：大规模地激发善和爱。只希望街市间忙碌的人群，努力减轻在成败问题上的沉重压力，而多多关顾善恶之间的界限。只希望我们经常自问：何苦到处开辟战场，风声鹤唳？何必时时寻找对手，枕戈待旦？如果这是成功的代价，那么成功又是什么？如果这是个人成名的方式，那么个人的名字又是什么？
——我知道当今社会上多数聪明的年轻人都拒绝作这种自问，认为这些问题过于浅陋，不符合生存竞争的原则。但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当我们居住的星球，竞争到已经不适合生存，竞争到互相剥夺生存，一起结束生存，那么竞争又是为了什么？
从上述几个杀人犯的心理轨迹来看，他们在竞争之初可能还与改进自己的某种生存环境有关，但竞争到后来完全进入到了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层面，只想成名扬名，而没有其它更多的实利追求了。连制造了那么多爆炸大案的卡钦斯基，最后居然也是为了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国云南的那个杀人犯孙玉峰，他刺杀了那么多无辜者，最终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法庭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他的愿望让人大吃一惊：“把我的经历编成一本书。”可见他实在太想成名了，而这个农村无赖子的成名理想，竟然是书籍。但他的全部经历，满打满算，至多只能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很多段落都毫无意思，怎么撑得成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