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独清（1898—1940） 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园 孙伏园，参看本卷第383页注〔5〕。
〔4〕蒋径三（1899—1936） 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陆报》 美国人密勒（fil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学者” 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7〕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j文人。
〔8〕苗瑶 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革命文学〔1〕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犦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ann，1862—1946） 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 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5〕吴稚晖于一九二七年秉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呈文，以“救护”国民党为名发起“清党”。
〔6〕这里说的指挥刀下的“革命文学”，指当时一些反动文人发起的反革命法西斯文学。如一九二七年间在广州出现的所谓“革命文学社”，出版《这样做》旬刊，第二斯刊登的《革命文学社章程》中就有“本社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从事本党的革命运动”等语。
〔7〕“杀身成仁”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8〕”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白居易所作《宴散》一诗。宋代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说：”晏元献公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9〕“赋得革命，五言八韵” 科举时代的试帖诗，大抵都用古人诗句或成语，冠以“赋得”二字，以作诗题。清朝又规定每首为五言八韵，即五字一句，十六句一首，二句一韵。这里指那些只有革命口号，空洞无物的作品。
〔10〕叶遂宁（caecezpz，1895—1925） 通译叶赛宁，苏联诗人。以描写宗法制度下农村田园生活的抒情诗著称。十月革命时曾向往革命，写过一些赞扬革命的诗，如《苏维埃俄罗斯》等。但革命后陷入苦闷，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自杀。
〔11〕梭波里（ahel，1888—1926） 苏联作家。他在十月革命之后曾接近革命，但终因不满于当时的现实而自杀。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土》、短篇小说集《樱桃开花的时候》等。
《尘影》题辞〔1〕
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
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在异性中看见爱，在百合花中看见天堂，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2〕，世界现在常为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在此时此地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委实身心舒服，如喝好酒。然而《尘影》〔3〕所赍来的，却是重压。
现在的文艺，是往往给人不舒服的，没有法子。要不然，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艺，或者从文艺推出人生。
谁更为仁义和钞票写照，为三道血的“难看”传神呢？
〔4〕我看见一篇《尘影》，它的愉快和重压留与各色的人们。
然而在结末的“尘影”中却又给我喝了一口好酒。
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
〔5〕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但这是好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七日，鲁迅记于上海。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尘影》一书，题为《〈尘影〉序言》，稍后又刊载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上海《文学周报》第二九七期。
〔2〕在拾煤渣的老妇人的魂灵中看见拜金主义 这是针对胡适“提倡拜金主义”的文章而说的。该文说：“美国人因为崇拜大拉（按”大拉“是英语dolr的音译，意思是”元“，后泛指金钱），所以已经做到了真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理想境界了。……我们不配骂人崇拜大拉；请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崇拜的是什么？一个老太婆，背着一只竹箩，拿着一根铁杆，天天到弄堂里去扒垃圾，去寻那垃圾堆里一个半个没有烧完的煤球，一寸两寸稀烂奇脏的破布。——这些人崇拜的是什么！”（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语丝》周刊第一五六期《随看录三》）
〔3〕《尘影》 中篇小说，黎锦明作。它描写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前后南方一个小县城的局势。这个小县城在大革命中成立了“县执行委员会”和“农工纠察队”，斗争了地主豪绅；但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当地土豪和各色反动人物，与国民党军官相勾结，对革命力量突施袭击，屠杀了许多革命者和工农群众。
〔4〕《尘影》中有这样的描写：大土豪刘百岁被捕，群众要求将他处死。他的儿子用几千元向混进县党部当委员的旧官僚韩秉猷行贿求救。韩受贿后宴请同党商议，说是“人家为孝道，我就为仁义”，最后商定将刘百岁放出。“三道血”是书中主要人物县执行委员会主席、革命者熊履堂在时局逆转后被杀头时所溅的血：“难看”是旁观者的议论。
〔5〕《尘影》最末一章描写熊履堂被杀时，他的儿子小宝正从幼稚园放学出来，唱着“扫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但未叙明后来结果如何。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1〕
我所要说的几句话陶元庆〔2〕君绘画的展览，我在北京所见的是第一回。记得那时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3〕：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
我觉得我的话在上海也没有改正的必要。
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倘使中国之在世界上不算在错，则这样的情形我以为也是对的。
然而现在外面的许多艺术界中人，已经对于自然反叛，将自然割裂，改造了。而文艺史界中人，则舍了用惯的向来以为是“永久”的旧尺，另以各时代各民族的固有的尺，来量各时代各民族的艺术，于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这往往使我们误解，以为要再回到旧日的桎梏里。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但是，我们是迟暮了，并未参与过先前的事业，于是有时就不过敬谨接收，又成了一种可敬的身外的新桎梏。
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我于艺术界的事知道得极少，关于文字的事较为留心些。
就如白话，从中，更就世所谓“欧化语体”来说罢。有人斥道：你用这样的语体，可惜皮肤不白，鼻梁不高呀！诚然，这教训是严厉的。但是，皮肤一白，鼻梁一高，他用的大概是欧文，不是欧化语体了。正唯其皮不白，鼻不高而偏要“的呵吗呢”，并且一句里用许多的“的”字，这才是为世诟病的今日的中国的我辈。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他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4〕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虑傂尺〔5〕或清朝的营造尺〔6〕，因为他又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于上海记。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
〔2〕陶元庆（1893—1929） 字璇卿，浙江绍兴人，美术家。曾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员。鲁迅前期著译《彷徨》、《朝花夕拾》、《坟》、《苦闷的象征》等书的封面都由他作画。
〔3〕作者在陶元庆第一回绘画展览时所说的话，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所作的《“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收入《集外集拾遗》）。
〔4〕密达尺 法国长度单位 tre 的音译，一译米突。后来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通称为“米”。
〔5〕虑傂尺 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所造的一种铜尺。
〔6〕营造尺 清朝工部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当时用作标准的长度单位。
卢梭和胃口〔1〕
做过《民约论》的卢梭〔2〕，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连在和“民约”没有什么关系的中华民国，也难免这一幕了。
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弥尔》〔3〕中文译本的序文上，就说 “……本书的第五编即女子教育，他的主张非但不彻底，而且不承认女子的人格，与前四编的尊重人类相矛盾。……所以在今日看来，他对于人类正当的主张，可说只树得一半……。”
然而复旦大学出版的《复旦旬刊》创刊号上梁实秋〔4〕教授的意思，却“稍微有点不同”了。其实岂但“稍微”而已耶，乃是“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
因为那是“根据于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而来”的。而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研究的结果，又证明着天下没有两个人是无差别。怎样的人就该施以怎样的教育。
〔5〕所以，梁先生说——“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行使。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子，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的三流九等，无一非人。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平等的观念，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人类的差别。近代所谓的男女平等运动，其起源即由于不承认男女的差别。人格是一个抽象名词，是一个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的总和。人的身心各方面的特点既有差别，实即人格上亦有差别。所谓侮辱人格的，即是不承认一个人特有的人格，卢梭承认女子有女子的人格，所以卢梭正是尊重女子的人格。抹杀女子所特有之特性者，才是侮辱女子人格。”
于是势必至于得到这样的结论——“……正当的女子教育应该是使女子成为完全的女子。”
那么，所谓正当的教育者，也应该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成为完全的“蠢笨如牛”，这才免于侮辱各人——此字在未经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政府下令永禁行使之前，暂且使用——的人格了。卢梭《爱弥尔》前四编的主张不这样，其“无一是处”，于是可以算无疑。
但这所谓“无一是处”者，也只是对于“聪明绝顶的人”而言；在“蠢笨如牛的人”，却是“正当”的教育。因为看了这样的议论，可以使他?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