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说完：“福建、浙江和我的这份，都可以出售转让，但给德川幕府的这份不行，我们只是给日本人分红的干股罢了。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公司，延平世子、张尚书、建平侯咱们是自己人，而德川将军不是。而等我们驱逐鞑虏后，不用求着幕府的时候，我们就要重新考虑是不是还需要分给他这么多钱了。”
“这才是我认识的邓提督。”张煌言再次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想法太幼稚了，邓名对吕留良态度和蔼应该是个反常现象，可能是邓名昨天没睡好，或是中午吃得很好心情愉悦；而现在这个精打细算、一说起银子和买卖就两眼冒光、走一步看十步的邓名，才是张煌言所熟悉的那一个：“他是不会给朝廷进贡的。”
就此邓名和张煌言把对郑经的策略定了下来，邓名还又写了一封信，专门向郑经推销南洋公司这个概念，称这是能够让抗清同盟多赢的最佳策略。
“你怎么看保国公？”
吕留良转天就打算带着妻子去四川，临行前他又向邓名推荐了张岱，在吕留良启程前，张煌言问他对这位在江南缙绅中声名狼藉的年轻国公的印象。
“在给陶庵先生（张岱的号）的信中我已经说了，国公之前没有刻意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是因为他待人诚恳而不虚伪。”在去四川之前，吕留良应张煌言之请，给各地的鲁王系缙绅写信，对邓名的品行进行描述，今天已经六十五岁的张岱在江南缙绅中享有盛名，张煌言当然希望他能前来参加邓名集团，好吸引更多的鲁监国系缙绅前往成都、叙州，为鲁系缙绅独霸四川舆论圈打下坚实基础：“虽然只得一见，但我以为保国公仿佛周郎。”
“嗯，”张煌言满意地捻须微笑，不停地点头，总算是把重量级的缙绅塞进去了，希望其他人也能接踵而至，不然那个任堂还真是不让人放心，听说上次邓提督让他写个十胜十败的檄文都吭哧不出来，真是把鲁王系士人的颜面都丢尽了：“与公瑾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说得好！”
第五节 放弃（上）
六月底，陈蟒率领着两万多闽军官兵也来到了舟山。历史实在很令人无奈，无论是郑瓒绪还是陈蟒，他们都是郑成功厦门大捷中的英雄，郑瓒绪跟着父亲郑泰在海上奋力截杀试图撤退的达素，而陈蟒更是以一抵十，使得北线转危为安。但在邓名的前世，这些人统统投奔了清廷，成为了清军的海上屏障，打破了郑家对台湾海峡的控制。陈蟒更是在三藩之乱后作为水师总兵跟随施琅出征，成为摧毁台湾岛上最后一股汉人抵抗力量的侩子手。
数万闽军回忆着最近两个月的惊险，充满了对前东家的仇恨，惊魂稍定后，新到达舟山的明军也和郑袭、郑瓒绪他们一起大骂起来。现在或许金、厦视他们为叛徒，但同样这些人胸中也充满了被背叛的愤怒。不过因为有甘辉等人在场，所以全部的罪责自然都被推到了郑经的心腹身上，变成了传统的反j臣、不反昏君的论调。到达舟山的闽军人心惶惶，思维极度混乱，有坚决不肯和郑经动武的甘辉等人，也有恨得咬牙切齿的郑瓒绪，绝大部分人则是没有主意，自己忠诚链的上端将领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办。
对这几万闽军的统帅们来说，他们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忠诚链源头，以便让他们有所依靠。甘辉、余新、万礼的兵马不多，直接依附于张煌言就好，可现在前后逃亡来的闽军已经高达四万人，大小船只八百余艘，比张煌言和马逢知的兵力都要强大，派系也十分复杂。幸好现在他们还没有谁试图再发动一场统一战争，或者说这个念头还没有成熟，只能乱哄哄地争论，等张煌言回来再说。
此时在厦门，二十一岁的延平郡王世子和代理招讨大将军郑经，正站在厦门他父亲的王府内。哀书已经发去缅甸，只要朝廷回信，郑经就会正式继承他父亲的爵位和官职。四川的邓名，虽然年轻得令人嫉妒，但也是在二十三岁时才得到国公的爵位的。现在大明的爵位已经贬值得很厉害了，但王公的名义还是有其价值的，比如蜀王的世子刘震，就迟迟没有得到朝廷允许袭爵的批复，直到现在还挂着蜀世子的名义，看起来朝廷再拖下去就会把这件事忘了。
但朝廷几乎不可能会拒绝郑经的要求，因此郑经势必会在比保国公还要年轻的时候就登上王位，毕竟他已经手握大片的领土，还有数十万军民。如果再早上两个月的话，延平郡王世子手中的兵力更为雄厚，那时他几乎完好无损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全部军队。
卫士们远远地站在门口，没有人回头向内望上一眼，整整一上午，延平郡王世子都没有出来，甚至没有坐下办公，而是常常起身在桌边走动，不时还发出一声长叹。今天延平郡王世子没有召任何心腹或部将来议事，接下来的大计已经没有什么可改变的了，厦门岛上还服从延平郡王世子的军队和官吏都忙着去做撤离的准备了。
以郑经现在的身份，和大小诸事均可一言而决的权利，他完全可以迈开大步，把靴子在地板上踏出令臣属震慑的响动来。但郑经却没有这么做，他轻手轻脚地走到了王府门前，站在两侧卫士的中间，默默地眺望着厦门上空的蓝天白云。
经过郑成功十余年的经营，这里不但有众多的仓库，由堡垒、哨所和围墙组成的坚固防御体系，还有得到妥善维护的港口，以及不断修缮的道路。这里也有东亚最大的造船厂，郑成功从南洋购买来的上好木料，会在这里被迅速地加工成战舰或是商船。
整个厦门本岛，也被众多的海上哨所围绕保护，即使是被清军控制的大陆沿岸，明军也布置有隐蔽的暗哨，在沿海地区的衙门中隐藏着明军众多的细作——这一切都是明军敢于在这么靠近大陆的地方驻扎的底气。
但现在这一切势必要全部放弃了，郑经的目光从天际收了回来，垂头看向自己的脚尖：两年前，十九岁的郑经被父亲首次委以重任，执掌金厦的十几万军民，照看储存在仓库里的堆积如山的金银、粮食、火药和其他物资，保护重要的工厂和周围的港口哨所。为了完成这个工作，郑经需要每天读取几十份从大陆送回来的情报，这里面有不少会互相矛盾，有些甚至可能是敌人在故布疑阵，需要仔细分析以去伪存真，从而推测出黄梧和施琅他们对金厦的攻击意图——如果真有的话。
郑成功临走前对他的继承人交代，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别人缙绅家的孩子在这个年纪，多半还纵情声色，飞鹰走狗。不过郑经肯定不行，因为他是延平郡王的世子，他有一个很严厉也对他满怀希望的父亲，要求他立刻承担起对家族和国家的责任来。
郑经认为自己犯了一个少年人很容易犯下的错误，不过他没有做个负心汉，如果生个儿子，郑经打算将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培养，就像父亲郑成功悉心培养自己一样。不过郑经的父亲对此显然有不同看法，或许这个错误在其他缙绅的家庭可以被容忍，可以遮盖和遗忘，但郑家不是其他的什么缙绅，父亲丝毫没有容忍这个错误的意思，他要郑经一死谢罪。
郑经不愿意死，他还不到二十，头胎儿子也刚出世，郑经拒绝了父亲的要求……没过多久，父亲去世了，有人假传他父亲的遗命，想利用他们父子不和夺取他的财产，于是郑经起兵了……周围危机四伏，好像有很多人在暗地里议论郑经的不检点，还质疑他继承权的合法性，因此郑经需要立威，需要把那些可能威胁到他地位的人、对他权威不毕恭毕敬的人都消灭——为了维持闽军的统一，郑经深信这是必须要做的事，而且他乐观地认为这不会很难。
怀着长痛不如短痛的念头下手之后，郑经才发现他的敌人居然多得出乎意料，郑瓒绪、郑袭、还有陈蟒他们居然能够蛊惑起那么多人来。叛徒和三心二意的人一波波地冒出来，每天都有人来举报又有新的人尝试叛乱，在最紧张的那几天，郑经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不停地起来接见那些来王府求见的举报者，然后派出一队队忠于自己的军队去镇压、去平乱。
但乱党却越来越多，港口外的船只每天都在减少，即使陈蟒等人逃走后，成建制的叛乱固然是不见了，但三三三两两的逃亡确实愈演愈烈。郑经越是努力地想把蛊惑军心的害群之马都抓出来处死，这些人就分布得越广。即使郑经下令把船只都看管起来也没有用，每天晚上都有明军士兵抱着木板逃离厦门，水性好的干脆直接游泳去同安。
四万余人乘船逃走了，还有两、三万人渡海投奔满清去了，周围的岛屿岗哨更是大多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连人带船消失不见。现在金门已经是空空如也，就算没有赶上和郑瓒绪一起跑，那些郑泰的旧部也绝不肯留下来等着被清算。
现在厦门周围只剩下几万人，其中军人只剩下五千，这点兵力别说保卫金、厦，就是支撑全部的侦查、预警体系都快做不到了；而且支撑预警体系做什么？为了让派出去的人能更轻松地驾船逃离厦门么？
更危险的是荷兰人的反应。本来在台湾丢失后，荷兰人已经同意向郑成功缴纳过境的税费，并允许郑成功处置所有逃税的船只。但两个月前，荷兰人拒绝继续执行这个协议，上个月郑经主动退让，试图与荷兰人谈判，将过境费降低到一个“更合理”的水平，但荷兰代表的反应是拒绝谈判，扬帆离开了澎湖。
从其中郑经感觉到了战争的气氛，现在要想缓解金、厦的危机，就必须要从台湾抽调移民和军队回来，不过若是荷兰人决定再次开战的话，他们会给已经严重受到削弱的郑军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可能切断台湾海峡的交通。郑经的猜测其实也差不多，离开澎湖的荷兰人一个个都欣喜若狂，他们认为闽军的覆灭已经近在眼前，他们正急不可待地商量如何说服巴达维亚议会公开加入清廷一方。
如果是身经百战的郑成功，他会有信心也会有勇气迎接这种挑战，就好像他在厦门海大战中做的一样，即使是清廷集全国之力而来，只要是在厦门作战，郑成功也毫不畏惧。不过刚刚二十出头的郑经没有这样的勇气——或许这也是一种自知之明吧，郑经已经下令，把厦门剩下的人口都搬运去台湾。尽可能地焚烧仓库、港口、造船厂和哨所、堡垒。
“这些可恶的叛徒。”想起叛逃的那些将领，郑经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掏空了金、厦的自卫力量，使得他不得不忍痛抛弃父亲经营最久、最坚固也是最重要的反攻基地。不过郑经也渐渐从这些日子的狂躁、激动情绪中恢复过来了，他扫了一眼此时还在王府中的卫士们，在心里暗暗发誓道：“我会对他们很好的，我一定会善待这些忠于我的人。”
第五节 放弃（下）
闽军从金、厦撤退三天后，清军才登上了厦门的土地。拜托黄梧的福，清廷把自己的造船厂和船只都烧了，作为重灾区的福建现在连绿营水师的训练用船都不够了，更别说战舰了。在邓名的前世，由于郑瓒绪和陈蟒等人直接投降黄梧，所以清军才有了登陆威胁厦门的资本，而现在黄梧手里只有那些零星叛逃过去闽军散兵游勇，舢板都是才缴获的，所以直到郑经已经撤退得空无一人，泉州这边才察觉到有些不对。在进行了一番激烈的、关于闽军到底是逃走了还是企图诱敌的争论后，黄梧和施琅派出了第一艘舢板，然后是第二艘……
郑经撤离厦门十天后，禁海令的倡议者黄梧和施琅并肩踏上了厦门港，拜黄梧所赐，这二人的座舰是一艘隆庆年出品的老古董——其后制造的新锐战舰都编入了满清的水师，而厦门海大败后，清廷发疯一般地把自己的水师斩尽杀绝，这首老爷爷级的船机缘巧合才得以幸免。
禁海令虽然给郑成功造成了一定的麻烦，不过就邓名所知，至少在郑成功去世前，闽军还离揭不开锅很远。而且为了反制禁海令，郑成功开始收买地方官府、胥吏协助走私，收入下降毋庸置疑，但就靠禁海令能把闽军饿死么？邓名对此非常怀疑。
明初也有禁海令，为了打击方国珍余部，明廷对海外岛屿的人口搬迁工作同样严厉，充满了百姓的血泪。其中的功罪邓名不好和周围一帮大明文武深究，但明廷从来没有忽视过水师建设，而且也只是针对难以控制的少量岛屿，而不是绵延整个海岸线；发展到后来明廷的片板不许下海政策也更像是类似盐铁专卖的国家行为，而不是为军事服务。
而清廷前无古人的自毁水师、禁止渔、盐，甚至连山东都在禁绝范围内，这种举措给清廷水面力量带来的损害难以评估，除了沿海地区生灵涂炭外，清廷本身也因为这一举动而遭受严重损失——光禁海地区的赋税损失就是个天文数字。
“郑逆逃走时把东西都毁了。”施琅在厦门转悠了一圈，这次由于没有郑瓒绪带走的大队降军的威胁，郑经撤退得比较从容，对厦门的造船长、仓库、港口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施琅检查完厦门的设施后就断定，几十年内就休想威胁澎湖了——在邓名的前世，施琅攻击澎湖用的还是倒戈闽军的降军、降船，此外还有很多耿藩的船只，其中不少就是通过厦门的未遭到破坏的造船厂生产的。
对于黄梧的禁海令，施琅最初也没有太多的不满，虽然这可能会给清廷造成严重的破坏，但好处就是没有了水师和造船能力，朝廷也不会逼着他们两个去打郑成功了——上次听说郑成功在南京惨败，施琅和黄梧鼓起勇气想去占便宜，没想到刚刚遭遇惨败、军心士气都在最低谷的郑成功还是这么厉害，又是一场空前的惨败——回来后黄梧和施琅一商议，这次有达素这个鳌拜的密友在前面顶着，朝廷不会穷追战败的责任，但下次就未必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谁想到郑成功这么早就死了啊。”现在提起此事，黄梧也颇有些后悔，厦门海大捷后，黄梧和施琅都估计再有两三年，朝廷可能就会好了伤疤忘了痛，逼他们再次去攻打厦门。就算朝廷的注意力被邓名吸引走了，过上几年估计郑成功也会再次去攻打南京或是广州，导致朝廷震惊，然后注意到福建绿营养了很久该用一用了。
如果朝廷因为震惊或是自信，而推着他们去打郑成功的话，施琅和黄梧估计就算不死在战场上，也得被朝廷杀头，所以啥都别说了，咱们先把朝廷的水师都毁了再说吧。未雨绸缪的黄梧和施琅不但把船只毁了，连造船厂都烧了，渔业也荒废了，这样将来就算朝廷想重建水师，都没发造船、没地方招募水手。若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军费花费巨大，估计北京肯定会争论不休，没有几十年吵不出个结果来。
至于封疆禁海，施琅和黄梧可不是北京那帮没见识的满洲人，这招肯定困不死国姓爷，不过让郑家收入大大减少还是做得到的，这样闽军的恢复速度就会慢很多。熬个几十年，黄梧、施琅哥俩都含笑老死在了病床上，那海疆的事情就爱谁谁吧。
可没想到他们两个岁数大的还活蹦乱跳的，年富力强的国性爷倒先走了，黄梧虽然没信心对付郑成功，但和初出茅庐的郑经比划两下的胆子还是有的。
“若是不把五省的水师都烧了，若是郑瓒绪他们都来投奔我们，这澎湖好像能打了啊。”黄梧越想越是心痛，虽然郑经现在还年轻，但台湾是有渔民、有海运的，过上十年、八年，新一代的水师人才就会成长起来；而大陆这边禁海令一下，就是再过百八十年，海军也休想凭空冒出来。
“还把船厂都烧了。”施琅也是一脸的丧气，当初黄梧提出禁海令的时候，施琅也帮着摇旗呐喊，说这是困死郑成功的良策，现在已经颁行全国了，还靠血腥屠杀把沿海地区的百姓反抗都镇压了下去，现在总不能一看郑成功死了就推翻重来吧，对朝廷明说：当初我主张烧船是怕你们让我出海去打国姓爷，现在国姓爷死了，我有出海去打他那个年纪轻轻的儿子的信心，所以咱们重修船厂、造点船给我立功去吧。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还是大功。”黄梧和施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