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伤痕，如王子旦的前两个妻子，案情在二十一章及三十八章中再表。第三，王爷与大官贵臣皆诬以叛国之罪，定罪的方法也并不甚温和，用受贿的法官审问，用酷刑榨取供词，总算依法治罪，或渐行加重，或分期放逐，如褚遂良和燕王忠；或公然处死，如诗人上官仪。再以后整肃异己的方法，都不外以上各种。依照武后心里所谓合法的意义说，她杀人无不于法有据。第四，武后颇能坚忍。有很多人的寿数在她心里早已决定，但经初步流放之后，她再一个一个收拾，为时竟历数年之久。武后在这方面有极高明的方法，能够选定时机，分治那些牺牲的人物。在她头脑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地方放着一个谋杀表，经过仔细的安排，被杀的人有固定的顺序和彼此相互的关系，一个人的处死必然牵涉到另一个人的获罪。
武后，是我所知道最冷静的一个人。由她对长孙无忌的耐性，和叫魏国夫人是她的小心肝，就足可以证明。这是她最可怕的一方面，也说明了她成功的原因。她就如同一个杰出的剑客，决不肯虚耗自己的精力。而是要闪躲，细心战斗，没有机会，决不使出毒手。她会一等数年。然后用一个运用灵活的细作网，那是一个无远弗屈的细作网，到文明的人类所知的大地的边缘，大地的角落，搜索出她的牺牲品，在那个人的睡梦之中，用一把利斧把他的头劈个粉碎（见三十三章，三十四章）审判与整肃。而她在家里，在京都的中心，大权独揽，安享荣华富贵，把谋杀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一个细作首领一经用完，就把他处死，再用另一个人。并不是犯罪的人都处死，而是“处死的人都犯罪”。这样，就把谋杀变得合理合法了。总而言之，武后是细作制度的创始人，是用神经疲劳方法逼取供词的鼻祖。关于此种情形，以后再表（见第二十九章）。先父章怀太子贤也是为阴谋所陷，被迫自杀的。因为案情与韩国夫人有关，在本书以后再敬述经过。
第二十章 帝王之才
武后现在正编另一部书：《列女传》。武后志向远大。她在被迫之下做的那些区区不足道的谋杀，算不了什么，她志不在此。她真正关怀的，唯一觉得有兴味的是大唐帝国。她的生性是统治，是征服，是扫平敌人，是攫夺大权，是在向一个朝臣只要以目示意，就让一个人刀起头落——这才是她觉得兴致勃勃的事。
公平而论，武后的确是最精明强干的政客，胜过那些学识渊博的儒臣，胜过历代雄心大志的皇后。她的后半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暴虐的君王，是个滛荡的女人。我常听见武后拿她自己和汉朝的吕后相比，吕后的情人没有别的长处，只是其势雄伟，房中术见长而已。武后与那个疯和尚的偷情，也可与吕后的与人私通先后媲美。不过汉朝的吕后是个一字不识的村妇，聪明智慧与丈夫刘邦不相上下，是一个精力强盛的妇人，因为地位显贵，才弄得丑事流传。她并不具生而犯罪的天性，也不是生而有谋杀之癖。而武后则根本就有那种原始的掠夺本性，再加以残忍聪慧，这却是吕后所无。而且武后虽非学者，究竟曾读圣贤之书。她像一般政客一样，对自己一知半解的历史文化，也略有敬意。她可以随时引经据典，藻饰自己的言谈。以读书之头脑，而役于原始掠夺之本性，自然比起愚蠢村妇之阴险狡诈，更为危险。
武后的期望堂皇而远大。此外，只有与雄健的男人或俊美的少年调情放荡才是她的消遣，她借此寻求轻松愉快。她要行远大之举，成非常之功，为空前之事，但是都达到疯狂的程度，此种情形容后再表。总之，她醉心于权力，醉心于统治，以杀人为快，以施恩为荣。关于她后半生的统治，究竟为功为过，人们将争辩不已，人意见之所以不同，大半系于观点之歧义。当时贪污横行，司法败坏，官制摧毁无余，当时学者王公之子竟不入太学读书，向官方检举邻人和朋友，便是升官发财的捷径。
武后的政治把戏，争夺权力的把戏，的确玩得很高妙。万事万物似乎都协力相助，使她一帆风顺，得以威夺人主。高宗体弱多病，已如尸居余气，真是武后的福气。高宗一向就不是康强雄壮的人，如今是百病丛生，常常头痛头晕，心神不宁。不愿意见人，几乎全无自信，有时闹一阵子脾气，有时又固执刚愎。虽然有心尽力于朝政，总觉得一个安静的时候倒还舒服。在他的中年，他就觉得寂寞凄凉。他的身体本就虚弱，可是以武则天为妻，而没有中途离异，别的男人还做不到。现在高宗性情恬淡，与人无害，精神在被人辖制之下，在天天吹毛求疵的妻子折磨之下，个性已经渐渐消失。他变得虽然和蔼仁厚，不过是愚痴的仁厚罢了。
在咸亨四年，高宗病势越发不好，武后与高宗常常接连数月，住在东都洛阳。在这期间，太子弘奉旨摄理朝政。遇有重要政务，才向洛阳请示“二圣”，其实只是向武后请示，高宗皇帝是卧病在床的。
在国外呢？正与邻国交战，战事很顺利，就是因为太宗皇帝留下了纪律严明的大军，能征善战的武将。边塞伸延至高丽、内蒙古、突厥以西。离大唐辽远的国家，平定只是暂时的，反叛时起，这也是意料中的情形。东突厥联盟已告瓦解，西突厥已起而代之。在乾丰二年，英国公李勣在高丽大获全胜，约有三万高丽人又重迁入中国内地。在咸亨四年腊月，突厥王到长安进贡请和。次年腊月，波斯王为回教徒所迫，来长安避难。
大唐的长安有各国男女不同的服装，各种不同的鲜丽的颜色——有天竺的僧人，有日本的留学生，有波斯拜火教的教徒，摩尼教的教徒，景教基督徒，叙利亚犹太人。太宗皇帝对各国的商人教徒一向宽大，所以很多外国商人教徒都来到长安居住，各教徒得自建教堂，自由崇拜。在这些年里，高僧唐玄奘，在阿富汗和印度居留了十七年之后，已经回到长安，带回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现正在高宗特别赐建的长安近郊的玉华宫里，从事伟大的翻译工作。
而武后呢？她正在铺张夸耀她的权威。咸亨四年过了，她又把高宗的年号改为上元。对普通的称呼“皇后”，觉得太平淡，决定令臣下以“天后”称呼她，自然就叫高宗为“天皇”，在中国历史上只有高宗号称“天皇”，表面上是为唐高祖与唐太宗增加新头衔，自己与高宗自然也随之改变了称呼。这个新头衔就表示武后和高宗都成了半神。臣下自然都在奏折公文里用了这个新头衔。
简捷说吧，在武后初为皇后的十年，高宗是日日临朝，武后临朝只是偶然。在中间十年，从上官仪之死，就是从麟德元年到咸亨四年，高宗与武后是照例同时临朝，号称“二圣”。在后十年，从上元元年，武后是日日临朝，高宗临朝成为偶然，这是“天后”时期。
武后改高宗帝号为上元，曾大肆铺张夸耀了一番。她打算开始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她敕令百官新制朝服，令百官齐着新朝服，特别举行集会。为了表示皇恩浩荡，下诏恢复无忌的官爵，尸体自南方运回，紧邻太宗的陵寝埋葬。
新时代以冠冕堂皇的新政开始。武后的帝王之才，以及高妙的政治手腕，在以“臣妾”的名义上高宗皇帝的一个奏折里，充分地显露出来。她曾使这封奏折公布于天下。里面有十二项伟大浮夸的政治改革计划，无不合于仁政之旨，并可收笼络民心之效。和政府一切的官样文章一样，十二项都非常动听：（一）促进农桑，减轻徭役；（二）豁免西北各省田赋；（三）发扬道德以致太平；（四）杜绝浪费；（五）减轻兵役；（六）言者无罪；（七）罢黜j佞之臣。以上七项当然都是官样文章，而（三）、（四）、（六）、（七）四项望之于武则天，更不啻与虎谋皮。下面更特别，更是独出心裁的五项：（八）自王公大臣以下，必须攻研老子道德五千言（老子姓李名耳，与唐室同姓）；（九）父亲虽在，为人子者为母居丧仍应三年（如此以示男女平等）；（十）退隐官员，仍保留其品衔爵禄；（十一）京师官员自八品以上当厚给其俸禄；（十二）为官年久，其仍居下位者，应予考查，着即依功绩升迁。武后奏折公布后，文武百府，人人怀德，个个感戴。至于此种改革难以实行，自然另有原因，并非倡言改革所陈未详之过。许而不与，言行不一，迂阔之人才感到不安。由武后的十二项政治改革上，可以看出她的政治天才。她演的这场政治把戏，真是处处逼真，十分像煞有介事。
武后觉得在文化方面还无所表现，于是决定或用自己名字撰修，或迳用自己名字著作，内容则多少与“提倡道德以致太平”相关（上述第三项）。所以除去《列女传》之外，又写作数种。下列各书都是以她的名义著作的：《内轨要略》十卷，大概是以前文字的修正本，计十卷；《百僚新诫》五卷；《臣范》两卷；另编纂《乐书要录》十卷。她之念念不能忘怀者似乎是恢复并进而发扬世人的道德良心，并提高国人的精神理想。
可是，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尤其是家庭间的关系，是更为复杂，比“促进农桑”，比“发扬道德以致太平”，比写教训文章使人居仁由义等诏书更复杂。在改元上元四个月以后，蒋王恽被诬阴谋不轨，赐死。因武后不喜蒋王恽，就使亲信小人弹劾他。固然蒋王恽（高宗之弟）为人浮华铺张，若说是阴谋不轨，确是诬陷。高宗发觉蒋王恽遭受诬陷，另派人再审时，已经太晚了。高宗不久又遭遇到家庭骨肉的悲剧。过去家中没有毒毙的事几乎已经十年了。真是谈何容易！
第二十一章 皇帝的孩子并非个个有福
高宗皇帝始终有些纠缠不清的烦恼。在上元二年，皇室又遭遇到危机，高宗的痛苦更不堪言。从现在起，政治上的把戏就是皇子继承大位的问题了。高宗皇帝共有八子，但都是武后脚上踢来踢去的玩具。因为高宗皇帝显然是活不长了，选择一个年岁轻性情柔顺的皇子继承大统，对武后的独揽大权，极其重要。不幸的是，皇子弘及先父贤都不是性格柔顺，都已成年，都各有见解。先是武后自感业寺回宫以前，高宗已有四子：燕王忠，原悼王孝，泽王上金，许王素节。燕王忠已受迫害而死。原悼王孝二十岁时因病逝世。武后把另外两个王子打发在外，恶意排斥，严禁再入皇宫，即使在封泰山时也不让他俩参加。许王素节乃萧淑妃所生，年最幼，人亦最好，乾封初年，高宗诏素节入朝，武后诬称素节有病在身，不能入朝，其实素节并非生病。大约即在此时，武后削去素节的王爵，停了他的年俸，贬谪在江西一个小县，离京都约七百里，禁锢终身。素节遭受贬谪和惩处的原因是这样：素节已经十年没有见父亲，渴望回朝一行。封山大典未得参与之后，著《忠孝论》一文，文字悲伤戚恻，打算借此感动父皇的心。当时大臣张柬之，为人良善，把《忠孝论》暗中转呈高宗。事被武后发觉，以为素节“怨言诽谤”，使人弹劾素节，诬控他受人贿赂，于是予以降级贬谪。上金素节两王子遭受迫害的大悲剧，尚须待数年之后。武后的复仇进行缓慢，但是万无一失。
武后的亲子命运应当好些，可是却也不然。武后的四子是太子弘，先父贤，三子显，后继武后为中宗，四子旦，继位中宗为睿宗。
太子弘为人类似学者，富有理想，不切实际，像武后一样，感情锐敏。老臣们常谈论太子弘童年时的一件轶事。当时他读《春秋左氏传》，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他大为吃惊，要求改读他书。率更令郭瑜详细讲解说，孔子作《春秋》，善恶必书，为的是褒扬善行，劝人效法，贬斥恶行，予人警戒。太子弘仍然固执，他说：“纵然如此，这种事我总是不乐意听，换一本书读吧。”
自从弘幼年起，就受特别的培养教育，以备将来立为太子，请国内名儒硕彦为师，教育之中包括坐朝临政，以娴习朝廷上的例行公务。他现在已经二十三岁，被赋予的职责也越来越多，在咸亨一年至二年，高宗卧病在洛阳，令他留在长安，在遴选的大臣辅佐之下，监理国政。当时弘已经娶妇。岳父裴居道为一代大儒，自不必说，弘自己左右也有不少名儒。太子弘和他年轻的妻子的前途，从各方面看，都是光明灿烂。他酷爱文学历史，在博学的朋友协助之下，他从文学与经典里撷英采华，编成一部书，名叫《瑶山玉彩》，内凡文五百篇，书奏与高宗，高宗赐锦三万段。高宗极其宠爱他，一次向侍臣说：“弘真是彬彬君子，仁孝有德，宾礼大臣，未尝有过。”
太子弘研求治国之道的时候，祖父太宗的令德如仁厚爱民等特性，早就在他身上显露出来。当时士卒生活很苦，他心里非常难过。他为太子之时最大的善政，就是奏请高宗废除将逃兵的妻子没官为奴的条例。当然，这条严酷的法条应用，也可以说明太宗军纪严明的一个原因。无论如何，在他上高宗皇帝的一个奏折里，他是知道很多士兵井非逃兵，但是却遭受妻子没官为奴的待遇。因为有些不得已的原因，使一些士兵无法在战场上立功。比如说，有些士兵想努力游过一条河，但是终于被水淹死；有的因为患有疾病，未能及时担负勤务。总之，一场战役之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并且有的是被敌人俘虏去的。依军法士卒死于战场的受抚恤，失踪的士兵家属则受惩罚。于是很多情形不明的士卒家属，也与逃亡的士卒的家属同样没官为奴。太子弘引证《左传》说，“与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说宁可放宽法律，不可杀无罪的人。他请求将有关失踪士兵的条文详予解释，把不同的条文要区别清楚。因此，由于太子弘的仁爱，很多士兵的妻子得以免除耻辱，劳苦和奴役，甚至进一步把奴役予以期限的规定，并可以赎回。
在咸亨三年到四年的冬天，于前年夏季大旱之后，接着冬季大饥，西北各省最苦，人民不断死于饥馑。太子弘看见兵卒的粮食里有榆皮和草籽，他立刻吩咐人把自己仓廪里的米分发给兵卒。他又奏请皇上把同州沙苑的闲地给贫民耕种。
他这种性格与母后武氏的性格相冲突，乃是必然的事。维持纲纪，施行仁政，他知道；卑劣下贱，细小谄媚，以及刻薄寡恩，他却嫉恨若仇。后来他到洛阳时，发现萧淑妃的二女义阳公主与宣城公主，因为母亲的缘故，一向幽禁在后宫，无人照顾，早已被人遗忘。年纪已经将近四十，没人为主婚嫁，真是皇家丑闻。
他去向母后武氏说情。他说：“依照圣人的教训，女大当嫁。为什么两位姐姐不出嫁呢？把她俩嫁出去也没有什么妨害呀。请母后费心把姐姐嫁出去吧。”
武后没法拒绝这种正当的请求。但是她心里本来就嫌对这两个后女儿过于宽大呢！萧妃的族人在奉命改萧姓为“枭”之后，已然流放在外。可是却容她的两个孩子住在宫里。这次自己的过错被儿子指出来，自然衔恨在心。她回答说是忘记了，就要把她俩嫁出去。可是她竟把两个公主嫁给了殿上的卫士。这当然不妥当，因为两位公主毕竟是皇帝的亲女儿。可是武后觉得自己是条龙，别人竟敢倒着抚摸了她的鳞。她不愿自己的行为受儿子批评。
可是，一个月以后，那是咸亨三年四月，皇宫里发生情形更严重的谋杀案，谋杀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太子弘大怒，他的妻子裴氏也很难过。裴氏生于书香门第，可谓贤德之妇，雅静端庄，规矩有礼。不过，做武后的儿媳妇绝非易事。武后不喜爱她，她也知道。武后还另有一个儿媳妇，是周王显之妃赵氏，更为武后所痛恨。这个儿媳的母亲就是太宗之女常乐公主。常乐公主出嫁后，新近常到宫里去，不幸常和高宗在一起，并且似乎与高宗相处很好。武后决不肯冒险。她把常乐公主和她的丈夫派遣到外省去为官，禁止再入宫廷。常乐公主个人的事情当然与女儿无关，可是赵妃却被监禁到一所房子里。饮食据说是要送进去的；究竟送了没有，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