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用教职。恭候钦定，仍归原班铨选。
寅恪案，桂生至迟在乾隆五十七年末，必已到京。自有于五十七年或五十八年或五十九年请兰泉作序之可能。然桂生此时既未决定往湖北，似不必请兰泉作序，籍以求其介绍于湖北疆吏如毕沅辈也。
抑更有可论者，吾人今日观此等礼部规定之具文，苟证以当时八旗官学之实况，即了然于官僚政治，凡所粉饰，多设科条，自矜整饬，不过供干禄求荣者之利用耳。良可叹也。
第二次为嘉庆元年，此年距乾隆四十七年兰泉在杭州修西湖志时已及十五年，与兰泉“十余年”之语不符合，固不待言。其最可注意者，即桂生于嘉庆元年三月以知县拣发湖北一事。通常之例，拣发之省份，虽出自上命，实则亦可由己身志愿，预为选定。故长生表面上，以嘉庆元年三月拣发湖北，实际上，在此数月以前，早已预为往湖北之计矣。但桂生以一候补知县之资格，分发湖北，若无高级官员之知赏，恐将久滞宦途。依昔日社会情形，往往请托当时显要之与疆吏有旧者，为之介绍推见，桂生出身不过一贡生耳。虽出身名家，亦工书法，（光绪间修杭州府志一二六人物名臣四胡琨撰陈桂生传云：“学二王书，晚益工，政声多为书名所掩云。”）然其时句山逝世既久，其祖平日交谊笃挚者多已零落。就当日湖北一省之长官中，其能与桂生之升沉荣辱发生关系者，为湖广总督及湖北巡抚等人而已。兹检嘉庆元年前后任湖北巡抚及湖广耆献类徵初编一八四疆臣类三六载清国史馆汪新传略云：
汪新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五年授编修。三十三年升礼科给事中。三十四年转户科掌印给事中。三十五年充江南乡试副考官。五十六年十一月调湖北布政使。六十年五月擢安徽巡抚，时楚省贼匪滋事，经惠龄以留办军需奏请。嘉庆元年六月谕曰，汪新在湖北督理军需，已为熟谙，著即调补湖北巡抚。三年四月卒于军营。
同书同卷张云璈撰汪公墓志铭云：
公姓汪氏，讳新，字又新，号芍陂。
紫竹山房文集九女史方芷斋诗集序略云：
老友方君涤斋（寅恪案，涤斋名宜照，钱塘人。）予未弱冠时同研席。有女曰芳佩，字芷斋，好学工诗。涤斋偕嫂夫人率女随其夫汪编修又新任抵京。芷斋见过，致拜床下。
王昶春融堂集五二毕公沅神道碑（参碑传集七三）略云：
公名沅，字纕衡，一字秋帆。曾祖讳祖泰，由休宁迁太仓，嗣太仓分县镇洋，遂为县人。乾隆十八年顺天乡试中式。又二年补内阁中书，直军机处。二十五年成进士，以一甲第一人及第，授翰林院修撰。三十六年奉旨授陕西按察使。三十八年十二月授陕西巡抚。三十九年十二月丁张太夫人忧回籍。明年十月陕西巡抚员缺，奉旨著前往署理。五十年正月进京陛见，调河南巡抚，奉旨授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五十九年降补山东巡抚。六十年正月仍授湖广总督，即赴新任，二月奉旨令驻荆常适中之地。嘉庆元年湖北贼起，诡称白莲教，公赴枝江，调兵搜剿。明年公遵旨留驻辰州，七月初三日卒于官舍，年六十有八。夫昶与公乡试同年，同直军机处，又为西安按察使，知公行事为详，庸敢掇其关于军国之大者，勒诸贞石，以示后世。
寅恪案，桂生家本与汪新家交好。其祖兆仑与新之夫人家交谊尤笃。兆仑于乾隆三十五年夏秋间尝借寓汪氏在京住宅，桂生当亦随其父祖居此。（详见下文论端生撰再生缘节中。）故桂生宦游湖北，汪新必不至略不照拂。然汪新已于乾隆六十年五月受命巡抚安徽，虽经惠龄奏请留办军需，未曾离省，然直至嘉庆元年六月，方始正式改授湖北巡抚。当桂生在乾隆六十年末或嘉庆元年春初，预备以知县拣发湖北之时，汪新之去留尚不能预料。此事在桂生心中，汪氏虽可依恃，而不甚确定者也。故此时桂生若往湖北，舍巡抚外，则最有关系者，莫过于湖广总督矣。当日任湖广总督者为毕沅。秋帆乃乾隆朝宏奖风流之封疆大吏，亦当与陈句山有一日之雅，（见紫竹山房诗集一二送毕秋帆殿撰沅赴巩秦阶三路观察任诗。）然句山与秋帆之关系，桂生当日在京求一与秋帆关系密切之人为之介绍者，实舍兰泉莫属。观兰泉所撰秋帆碑文中，兰泉自述其与秋帆之关系，明显如此。盖两人同隶江苏，同年乡举，同任军机处章京，又同任陕西外职，历年颇久，平时交好，最为亲密。（文酒之会如湖海诗传二二毕沅诗选载“集听雨蓬小饮”诗，可见一例。）秋帆身后，其子孙以隧道之文属之兰泉者，非无因也。由是言之，桂生之请兰泉序其祖之诗文集，表面视之，虽颇平常。然察其内容，恐不甚简单。后来汪毕虽逝，而桂生卒由湖北守宰，致位通显，则此一序甚有关系。通习古今世变之君子，不得不于此深为叹息者也。然则兰泉于嘉庆元年二月即出都，其在京时间虽以短促，此时桂生既定计往湖北，实有请兰泉作序之必要。故鄙意嘉庆元年作序最可能之年，而是年之前，端生已卒，范某已归，从可知矣。
桂生请兰泉作序之年，当以嘉庆元年为最可能，已如上所论。但范某赦归之年，即端生逝世相近之年，则似距嘉庆元年较前，而与乾隆五十五年甚近。何以言之，范某非遇赦不能归。依下文所引清高宗实录，范某乃以乾隆四十五年顺天乡试科场案获罪遣戍，自此年以后至嘉庆元年，清室共有高宗八旬万寿及内禅授受两大庆典，范某皆可援此等庆典邀赦得归。据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三四六略云：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壬午朔以八旬万寿，颁诏天下。诏曰，各省现犯军流以下人犯，俱著减等发落。其在配军流人犯，已过十年，安分守法，别无过犯者，著各省督抚，分别咨部查照向例核议，奏请省释。
则范某若以犯罪之年算起，亦可云已过十年。若以到遣所之地算起，则似尚有问题。然依通常之例揣测，当可从宽援引此恩诏赦归也。但据诏文，仍须咨部核议及奏请省释等手续观之，则范某因公文往复，程途遥远及经费筹措等问题，其归家，早则在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迟则在五十六年上半年也。据陈文述云：“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倘范某果援此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死当在乾隆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也。
若范某不能援引乾隆五十五年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必可援引嘉庆元年内禅授受庆典赦归。何以言之？据清实录仁宗实录一所载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太上皇传位庆典恩赦诏书略云：
各省军流人犯，查明到配三年，实在安静守法，及年逾七十者，释放回籍。
则此次赦罪之规定，较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罪之规定，大为宽简。范某即使不能于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或五十六年上半年，援八旬万寿庆典恩赦获归，则必可于嘉庆元年邀授受庆典恩赦获归。此所以决定端生之年寿，不能超过嘉庆元年之理由也。据其祖句山紫竹山房文集一五家妇行略略云：
（乾隆）庚午（十五年）秋玉万与次儿玉敦忝与乡荐。明年（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长孙女端儿生，次子妇出也。
是端生生于乾隆十六年，下推至兰泉作序第一可能之年，即乾隆五十七、八、九年，则端生之寿不能超过四十四岁。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寿当为四十岁或四十一岁。鄙意此期限之可能性最大也。若自乾隆十六年即端生生年下推至兰泉作序第二可能之年，即嘉庆元年，则端生之寿，不能超过四十六岁。鄙意端生之逝世，似不应迟至此年，而以在此前四五年为最合事理也。又据上引陈长生挽戴佩荃诗“说与图中织素人”句，知乾隆五十四年秋间佩荃逝世时，端生犹在人间，其年为三十九岁。则端生年寿不能少于四十岁。又如上述，端生之逝世，必在嘉庆元年以前，即四十六岁以前。则端生之年寿，无论如何，至少为四十岁，至多不能超过四十五岁。总以四十岁或四十一岁为最可能也。自昔才人多为短命，端生虽不至上寿，然犹及中年，未可谓甚不幸也。
桂生请兰泉作其祖诗文集序时，端生已死，范某已归，自不待论。至玉敦是否健存，今虽不能确知，但据紫竹山房文集首所载之顾光撰陈兆仑墓志铭，知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兆仑葬时，玉万已卒，玉敦犹存。又据同集首所载之郭麟撰兆仑神道碑文，（此文作成之时距兆仑之葬为二十三年。）止言兆仑孙春生桂生等，而不及玉敦，则此时玉敦必先卒无疑矣。假使桂生请兰泉作序时，玉敦尚健在者，范某之案既得解除，玉敦亦不必如前此之不肯以其父之诗文集示人及刊行也。又前已论及桂生当日请兰泉作其祖集序时，其持示兰泉之稿本，卷数较刊本为多。桂生所以删削之故，虽不敢确言，但必因端生婿范某之关系无疑。桂生既大加删削，则此集之刊布，从使玉敦尚在，亦不可不反对。或者桂生请作序时，玉敦已卒，而桂生更加删削者，岂由长生及其他亲友尚有不满意者在耶？春融堂集本所载序文亦不同于兰泉当日交付桂生之原稿者，殆以中多语病，致招陈氏亲友之非议，遂亦不得不重改定耶？
长生寄外诗云：“纵教裘敝黄金尽，敢道君来不下机。”自命不作苏秦之妇。观其于织素图感伤眷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
文述于西泠闺咏一五绘声阁咏家□□诗序中言端生婿范某乃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又于颐道堂外集六（碧城仙馆诗抄九）题绘声阁四律第二首诗中文述自注亦言“端生适范氏，婿以累谪戍”。则欲考范某一案，必于乾隆朝乡试科场案中求之，因范某为诸生，不能关涉会试也。乾隆纪元凡六十年，举行乡试次数颇多，其与此案有关者，必在四十七年以前，三十九年以后，所以决定此后前两时限者，实有特殊人事之关系。观乾隆四十七年王昶在杭州修西湖志时，陈玉敦不肯以其父诗文集示兰泉，即知以范某案必已发生于此年以前，此后一时限定于乾隆四十七年之理由也。所以知此案必在乾隆三十九年以后者，即因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云“锦瑟喜同新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及“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则是端生结婚后一年即产一女，隔数年，又产一儿。其间或虽产儿而不育，要之，必有数年之间隔，否则不得用“早”字也。关于此点又须推测端生适范氏之年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中自言“庚寅失恃新秋月”，是其母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而其父玉敦正在山东登州府同知任内也。又言“辛丑旋南首夏天”，据紫竹山房诗文集所附年谱，其祖兆仑卒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二十四日，而其父玉敦丁父忧，解登州府同知之任，其家因此南归原籍杭州也。端生为在室未嫁之女，依当时礼律，应服母丧三年，实即二十七个月。故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又端生应服祖父服一年，故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末除祖父服。但其父玉敦之除父丧，以乾隆三十八年有闰三月之故，应在三十八年闰三月末也。依当日社会情况言，钱塘陈氏既为士大夫礼教之家庭，除其婿范氏一方面有问题，今难考知，可不计外，则端生结婚之期纵可勉从权变，或得在除其母汪氏服，即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之后，然总以其父玉敦除端生祖兆仑之服，即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之后，方合礼法也。又据紫竹山房文集一五冢妇吴氏行略云：
（乾隆）庚午（即乾隆十五年）秋玉万与次儿玉敦忝与乡荐。明年（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长孙女端儿生，次子妇出也。
是端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除母服时，年已二十二岁，其父玉敦于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末，除其父兆仑服时，端生年已二十三岁矣。当时女子通常婚嫁之期，大抵不过二十岁，端生婚期实已嫌晚，而非更别有不得已之故，不宜再延。故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至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冬间，至迟亦不能在乾隆三十八年冬季以后也。若依当日社会风俗推论，要以乾隆三十八年玉敦除其父丧后，端生始适人，于礼法及情势为最妥便。识此之故，鄙意假定乾隆三十八年夏季至冬季的时间为端生适范某之年月，虽不能中亦不远矣。若端生于乾隆三十八年结婚，三十九年产一女，此后数年间复产一儿，则范某之案不能发生于三十九年以前，此前一时限定于乾隆三十九年之理由也。
今考清代史乘，乾隆三十九年后，四十七年前，共有四十二年丁酉，四十四年乙亥，四十五年庚子三次乡试，而四十五年恩科顺天乡试适发生科场舞弊案。此案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及九月凡有五次记载，（其第一次可参清会典事例三四一礼部五二页举整肃场规一乾隆四十五年论。）其文颇繁，兹仅节录其最有关者，并附论释于下。忆二十余年年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见乾隆朝三法司档案甚多。当时未能详检，不知其中是否有与此案有关之文件。今此项档案芦沟桥事变后已不在原处，暂不能查阅。又故宫博物院清军机处奏钞上论档中复有关于此案之文件，据司其事者云：“此项材料南运未返。”则其与清高宗实录详略同异如何，亦无从比较也。
清实录高宗实录一一一三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甲申又谕曰：刑部审讯乡场传递文字之眷录陈七等一案，将陈七拟绞监候，其代倩作弊之恒泰春泰范菼陶云鹤发往乌鲁木齐，不能禁约子弟之勒善陶淑交部严加议处等语。此案科场传递积弊闻之已久，但总未经发觉，姑未深究。今陈七等即经拿获，若不力为整顿，使之警戒，则舞弊营私，将何底止。此案陈七一犯，包揽得赃，藐法无忌，实为罪魁，问拟绞候，自属法无可贷。恒泰春泰着削去旗籍，与范菼陶云鹤一并发往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其勒善陶淑均即着革职，以为科场舞弊玩法者戒。
同书高宗实录一一一四略云：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丁亥谕：乡试为抡才大典，欲拔真才，先清弊窦。本年顺天乡试，经搜检王大臣奏，拿获怀挟传递及顶名代倩，不一而足。各犯已交部从重办理，用昭炯戒。顺天科场，特派王大臣等，于砖门龙门逐次严查，尚有此等弊窦。何况外省稽察搜查，断不能如京师之严密。该巡抚等职任监临，摘弊防j，是其专责。乃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摺，惟今年富纲（寅恪案，清史稿二百八疆臣年表六各省巡抚表载乾隆四十五年富纲任福建巡抚。）奏称，先于场前访查积习，出示禁谕，并曾筑夹墙，另开更道，于抬运人夫，逐加搜检，印用号戳，并不假手吏胥等语。办理较属认真，此外则均以三场无弊一奏塞责，并未见有查出怀挟传递顶冒之事。岂作j犯科者，惟顺天有之，而各省竟俱弊绝风清如此乎？实因各抚臣模棱市誉，不肯认真任怨耳。夫取怨于作j犯科之人，亦何妨乎？嗣后各省巡抚，凡遇大比之期，必须实力稽察，慎密防闲，如有前项弊端，即当立进查获，严加究治，从重严办，务令闱中积弊肃清，士子怀刑自爱，庶足以甄别人材，振兴士习。将此通谕知之，并令于每科引此旨覆奏，着为例。
寅恪案，端生之婿范某是否即范菼，今虽难定。然乾隆三十九年以后，四十七年以前，三次乡试科场中，惟此次发生作弊之案。据高宗谕中“历年披阅各该抚奏摺”之语，则是至少此年之前数年，未有作弊案发生，更可推知。此案中之范菼乃由陈七口供牵累，既与陈文述所言者相合，又其罪为发往伊犁，亦与端生婿之事相符。今未发见明确之反证，不得不暂假定范菼即端生之婿范某也。综观高宗屡次御旨，知其意在严惩穷究，广肆株连，并通谕?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