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
所谓“岁暮”者，实指冬季或孟冬十月。否则第二卷明言开始写作于仲冬十一月，“昼短”即包含冬至之月，其前一卷绝无写于“岁暮”十二月之理也。故“岁暮”二字，不可拘泥误会。即是孟冬十月写成第一卷，则第一卷首节所谓“秋夜初寒”者，殆指季秋九月而言。据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条下略云：
先生以先世兆域未卜，九月命长子（玉万）随侍周夫人率眷属南还。次子（玉敦）官中书，六年俸满，奉旨记名外用，留京供职。
可知乾隆三十三年九月间，端生之祖母周氏及伯父之妾林氏等（玉万有妾林氏，即安生春生桂生之母。见紫竹山房文集一五冢妇吴氏行略及一八先府君［暨］先妣沈太夫人合葬墓志。）皆已回杭州。京寓中人少事简，而端生以长孙女之资格，平日所应担负之家务亦因之稍减，可以从事著作。其自谓“闺闱无事”乃是实情，故可推定再生缘开始写作于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也。
开始写作年月既定，开始写作地点为何处乎？复据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条下略云：
正月二十二日出京。
又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条下略云：
五月假满赴阙，时长子（玉万）亦谒选，随侍入京。是月（八月）长子（玉万）选授山东济阳县知县。先生初至京，借寓汪芍坡给谏（新）宅。九月杪移归外廊营旧宅。
可知陈兆仑全家本居北京外廊营旧宅。乾隆三十三年九月，端生伯父随侍端生祖母率眷属先回杭州。三十四年正月，端生祖父又返原籍。同年秋间，端生父玉敦一房赴任登州。至三十五年五月兆仑率玉万等返京之后，不迳回外廊营旧宅，而借寓汪芍坡（新）宅者，当由此时汪氏以户科给事中充江南乡试副考官，故兆仑等得于是年夏秋时间借寓汪宅。至于陈汪两家之关系，则汪芍坡与兆仑同是杭州人，其夫人方芷斋（芳佩）之父涤山（宜照）又为兆仑卯角旧友，观紫竹山房诗集一十方涤山为婿汪编修（新）迎至邸寓七律，可以推见也。然则兆仑于乾隆三十五年九月迁回外廊营旧宅，其子玉万玉敦两房皆已往山东，（寅恪以为玉万玉敦本为同胞兄弟，虽据紫竹山房文集一五仲弟眉山行略，玉敦曾出继其胞叔兆嵋，仍是同祖兄弟。但此次兄弟二人，同官山东，据陈句山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条，后又同官江南，其所以不回避同省者，盖由同知及知县之官秩皆在道府以下，与前引杨芳灿事例不同也。）不复寓外廊营矣。但外廊营旧宅实是再生缘发祥这所，故为最有价值之地，盖端生撰再生缘自第一卷至第八卷即自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至三十四年五月皆在北京外廊营旧宅。此宅是否即王兰泉紫竹山房诗文集序中所指之宅，今虽不能确知，但序文中“入其家，衡门两版，凝尘满席”之语，恐能适用于兆仑在京所居之诸宅，（兆仑在京所居之宅今可考知者，尚有粉房琉璃街，贾家胡同，铁老鹳庙巷，棉花胡同，虎坊桥等地。可参光绪修顺天府志京师志一四坊巷下。）其皆非宏丽，可以推知也。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云“追忆闺中幼稚年”及“隔墙红杏飞晴雪，映榻高槐覆晚烟”，虽似指登州同知官舍而言，然“红杏高槐”乃北方所常见，本非限于一地，若视作描绘外廊营旧宅之语，则于久客长安，习知城南坊宅情况之人，更觉端生此言，亲切有味，亦不必过泥至认为止可适用于牟子旧邦（再生缘第一四卷第五六回末节云：“锦绮装成牟子国。”）景物之描写也。再生缘第九卷至第一六卷，写端生至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中秋起至三十五年三月春暮止，在登州同知官舍内所写。此八卷约经七月之久写成，虽端生自云“前几本，虽然笔墨工夫久，这一番，越发芸香日月遥”，（见再生缘第一六卷第六四回末节。）其实依端生撰写第八卷以前之平均速度计之，并非迟缓。此不过词人才女感慨伪谦之语，读者不宜拘执也。或者端生此时早已见其母汪氏之病渐已增剧，又己身不久亦将于归，人事无常，俗累益重，所以日夜写作，犹恐迟缓，其于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所谓“由来早觉禅机悟”者，殆亦暗示此意耶？此一段时期为端生一生最愉快之岁月。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所言“地邻东海潮来近，人在蓬山快欲仙”，（“蓬山”盖兼指登州府蓬莱县。古典今事合为一词，端生才华于此可见一斑也。）即端生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续写再生缘时，追忆此时期生活之语也。兹不详述此时期每卷写作之年月，仅移录其开始写作时及第一六卷完成时之记载，略加诠释于下。
再生缘第九卷第三三回首节略云：
家父近将司马任，束装迢递下盈州。行船人集仍无续，起岸匆匆出德州。陆道艰难身转乏，官程跋涉笔何搜。连朝耽搁出东省，到任之时已仲秋。今日清闲官舍住。新词九集再重修。这正是，光阴如骏马加鞭，人事似落花流水。转眼中秋月已残，金风争似朔风寒。欲着幽情无着处，从容还续再生缘。
又同书第一六卷第六四回末节略云：
起头时，芳草初生孱雨好，收尾时，杏花红坠春已消。良可叹，实堪夸。（寅恪案，“夸”疑当作“嘲”。）流水光阴暮复朝。别情闲绪收拾去，我且得，（寅恪案，坊间铅印本“得”字作“待”，似更佳。）词登十七润新毫。
寅恪案，端生虽是曹雪芹同时期之人，但其在乾隆三十五年春暮写成再生缘第一六卷时，必未得见石头记，自不待言。所可注意者，即端生杏坠春消，光阴水逝之意固原出于玉茗堂之“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句，却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感伤不期冥会。（戚本石头记第二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之末节。）不过悼红仅间接想像之文，而端生则直接亲历之语，斯为殊异之点，故再生缘伤春之词尤可玩味也。寅恪近有看花送春之作，亦关涉牡丹红杏者，故附录于此。诗之词句重复勾连，固是摹拟绘影阁体。然意浅语拙，自知必为才女之鬼所鄙笑也。
甲午岭南春暮忆燕京崇效寺牡丹及青松红杏卷子有作：
回首燕京掌故花，花开花落隔天涯。天涯不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抵死赊。（改宋人词语。）
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看花旧日人。
复次，端生于乾隆三十四年秋，随父玉敦由北京赴山东登州同知任所，其初一段行程为舟行，盖取道运河也。其自言“行船人集仍无续”，则于第一七卷首节所言“归棹夷犹翻断简”者，情形殆不同矣。端生于乾隆三十六年夏间返杭，自是舟行，大约亦由德州乘船，其登州德州一段路程，仍是乘车陆行，与前此自赴登州时，由德州登岸乘车者不异。所谓“陆道艰难身转乏”者，则昔时深闺弱质，（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有“幸赖翁姑怜弱质”之句。）骡车陆行之苦况，有非今日交通便利之时代所能了解者矣。又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云“自从憔悴堂萱后，遂使芸缃彩笔捐”及“庚寅失恃新秋月，辛卯南旋首夏天”，则端生之母汪氏自乾隆三十五年暮春以后即病剧，端生因此不能从事写作，至是年七月其母汪氏病逝，更不能继续撰著。直至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仲春方始续写第一七卷，此端生所谓“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者，即由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后一年壬辰算起，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止，实为十二年。端生所以从壬辰年算起者，因在辛卯年自登州返杭州途中，于再生缘十六卷稿本，犹略有所修改。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谓“归棹夷犹翻断简，深闺闲暇待重编。由来早觉禅机悟，可奈于归俗累牵”，即指此而言。盖端生以母病剧辍写，返杭州途中稍加修改，及到杭州后，即为俗事牵累搁置此稿，直至经过十二年之久，方始续写也。呜呼！端生于乾隆三十五年辍写再生缘时，年仅二十岁耳。以端生之才思敏捷，当日亦自谓可以完成此书，绝无疑义。岂知竟为人事俗累所牵，遂不得不中辍。虽后来勉强续成一卷，而卒非全璧，遗憾无穷。至若“禅机早悟”，俗累终牵，以致暮齿无成，如寅恪今日者，更何足道哉！更何足道哉！此十二年后所续写者，即今再生缘第一七卷，卷中首节及末节端生自述其撰著年月及续写经过颇详，上文已移录之矣。
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五回首节云“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及第六八回末节云“八十张完成一卷，慢慢的，冰弦重拨待来春”，则端生自乾隆四十九年二月至十二月，将近一年之时间，仅成此一卷，与前此写作此书之速度不大相侔，斯盖其心身及环境之变迁所致。否则以端生之才华，绝不至如平山冷燕第六回中宋山人之被才女冷绛雪笑为“一枝斑管千斛重，半幅花笺百丈长”者也。再生缘第一七卷第六八回末节云“向阳为趁三年日，入夜频挑一盏灯”者，（此句法与第一卷第四回末节之“临窗爱趁朝阳暖，握管愁当夜气寒”正同，而意境则大异也。）端生自谓前此写成十六卷，起于乾隆三十三年秋晚，讫于三十五年春暮，首尾三年，昼夜不辍。今则“殊非是，拈毫弄墨旧时心”，其绸缪恩纪，感伤身世之意溢于言表，此岂今日通常读再生缘之人所能尽喻者哉？今观第一七卷之文字，其风趣不减于前此之十六卷，而凄凉感慨，反似过之。则非“江淹才尽”，乃是“瘐信文章老更成”，抑又可知也。（瘐信哀江南赋云：“天道周星，物极不反。”盖子山谓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人事亦当如之。今既不然，可悲甚矣。端生云：“悠悠十二年来事，尽在明堂一醉间。”又云：“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重写再生缘。”自再生缘十六卷写完，至第一七卷续写，其间已历十二年之久，天道如此，人事亦然。此端生之所以于第一七卷之首，开宗明义即云：“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古典今情合而为一语，其才思之超越固不可及，而平日于子山之文，深有解会，即此可见。寅恪读再生缘，自谓颇能识作者之用心，非泛引杜句，以虚词赞美也。）至其所以未续完此书者，今日不易确言。据陈文述西泠闺咏一五绘影阁咏家□□诗序云：“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也。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陈氏所言此书之不完成，在端生自身之不愿意，其说亦似有理。因端生于第一七卷首节述其续写此书，由于亲友之嘱劝，必使完成“射柳姻缘”。其结语云：“造物不须相忌我，我正是，断肠人恨不团圆。”则其悲恨之情可以想见，殆有婿不归，不忍续，亦不能强续之势也。若不然者，此书不续成之故，在端生之早死，或未死前久已病困，遂不能写成，抑或第一七卷后，虽有续写之稿，但已散秩不全，今日皆不能考知。依上文所论，端生之卒年，当在戴佩荃之死，（即在乾隆四十三年秋季。）与陈桂生请王昶作紫竹山房集序，（即在嘉庆元年。）前后两时限之间。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典恩赦获归，则端生续完再生缘第一七卷时已在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冬季，至此庆典时，止有五六年之久，假使端生无续写再生缘第一八卷之事，或由于病困，亦未可知。若范某援嘉庆元年内禅授受庆典恩赦获归，则自乾隆四十九年至此庆典时，已有十一年之久，时间颇长，更无一卷之再续，当非由于病困，可以推知也。倘使端生实已写第一七卷以下之稿，而后来散佚当在云南。（假定上文论端生曾随父往云南之说不误。）但乾隆四十三年端生必已随父由云南归浙江。今知第一七卷稿既能流传于浙江，第一七卷以下诸卷转又散佚，似亦不近情理。综合诸点推论，陈文述婿不归，不愿续成之说，似甚有根据，不可因此叟平日好作狡狯，遂谓其说亦出虚构也。兹论陈端生写作再生缘之经过既竟，请略论再生缘之思想、结构、文词三点于下：
（一）思想。今人所以不喜读此原因颇多，其最主要者，则以此书思想陈腐，如女扮男装、中状元、作宰相等俗滥可厌之情事。然此类情事之描写，固为昔日小说弹词之通病，其可厌自不待言，寅恪往日所以不喜读此等书者，亦由此故也。年来读史，于知人论事之旨稍有所得，遂取再生缘之书，与陈端生个人身世之可考见者相参会，勾索乾隆朝史事之沈隐，玩味再生缘文词之优美，然后恍然知再生缘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陈端生亦当日无数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也。夫当日一般人所能取得之政治上最高地位为宰相，社会上最高地位为状元，此两事通常皆由科举之途径得之。而科举则为男性所专占之权利。当日女子无论其才学如何卓越，均无与男性竞争之机会，即应试中第，作官当国之可能。此固为具有教学之女子心中所最不平者，而端生个人，尤别有更不平之理由也。当清代乾隆之时，特崇奖文学，以笼络汉族，粉饰太平，乾隆初年博学鸿词科之考试，即是一例、（此科之发起虽在雍正时，而高宗即位后，继续于乾隆元年二月谕，给发先期到京应试者膏火银两。又于临试之期，以天气渐寒，着在保和殿内考试。此皆足表示特重是科之意，其籍文词科试，以笼络汉人之用心，亦可窥见矣。）此科试题较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特难，其得中式者，不过十五人。当时以文章知名之士，如袁简斋之流，虽予试，而未获选，其难可以推见也。端生之祖句山，即由此华选，望重当世。端生在幼年之时，本已敏慧，工于吟咏，自不能不特爱家庭社会之薰习及反应。其父玉敦、伯父玉万辈之才学似非卓越。（寅恪未能多见玉敦作品，自不敢确言。然丁申丁丙杭郡诗辑三辑一十载有玉敦挽天都汪复斋先生五古一首。观其诗，仍是紫竹山房之派，与绘影、绘声姐妹之作才华绵丽者，固区以别矣。）至于其弟安生、春生、桂生等，当时年尚幼稚，（耆献类徵一九七疆臣四九陈桂生传止载桂生卒于道光二十年，而不言其寿至何岁。但据紫竹山房文集一五冢妇吴氏行略所述，玉万纳妾林氏即桂生母事，推计之，则端生于乾隆三十三年初撰再生缘时，桂生之年龄至多不过十岁上下耳。）亦未有所表见，故当日端生心目中，颇疑彼等之才性不如己身及其妹长生。然则陈氏一门之内，句山以下，女之不劣于男，情事昭然，端生处此两两相形之环境中，其不平之感，有非他人所能共喻者。职此之故，端生有意无意之中造成一骄傲自尊之观念。此观念为他人所不能堪，在端生亦未尝不自觉，然固不屑顾及者也。如再生缘第三卷第九回云：
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芸窗纸笔知多贵，秘室词章得久遗。不愿付刊经俗眼，惟怜（寅恪案，坊间铅印本“怜”作“将”，似更佳。）存稿见闺仪。（此节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下册第七章第四节已论及。）
可见端生当戏写再生缘时，他人已有不安女子本分之议论。故端生著此一节，以示其不屑顾及之意。“因随母性学痴愚”之语，殆亦暗示不满其母汪氏未能脱除流俗之见也。
再生缘一书之主角为孟丽君，故孟丽君之性格，即端生平日理想所寄托，遂于不自觉中极力描绘，遂成为己身之对镜写真也。
观再生缘第十卷第三九回述皇甫少华迎娶刘燕玉一节云：
皇甫家忠孝王的府第造于外廊营内，阮京兆大人的私衙却在烂面胡同。这边迎亲的花轿转来，正从米市胡同孟家龙图相国的衙门前经过。
及同书第一一卷第四一回中，述刘燕玉至孟丽君之父母孟士元韩氏家，拜认为孟韩之继女时，士元送燕玉至厅院前，其言曰：
兀！人夫们，轿子抬稳呵！
连日晴明雪水流，泥泞一路是车沟。小心仔细休轻忽，外廊营，进口艰难我却愁。
然则皇甫少华家在外廊营，即是孟丽君终身归宿之夫家在外廊营。据上引陈句山年谱乾隆三十五年条，知陈兆仑亦寓外廊营。端生乾隆三十三年间初写再生缘时，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