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川、黔、康”。第四野战军现有两个军渡江，还有六个军约在六月上、中旬渡江，“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并提出：在占领广西之后，四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第一野战军“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19七月间，他又决定云南归第二野战军经营。
对解放台湾的问题，毛泽东也在考虑中。七月十日，他写信给周恩来，根据朱德的建议，提出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20
这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就制定出了一个“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又提出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第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是因为，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
第二，“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在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在西南重新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如果他们这个意图得逞，将给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带来不少麻烦。针对这个情况，毛泽东作出大胆而果断的决定：“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21)并具体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什么地方，“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2)对原在西北，这时正退据陕南汉中的胡宗南部，毛泽东提出：“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宗南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以便稳住胡宗南。(23)他又指示：“胡宗南部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24)这种大刀阔斧的远后方、远距离的战略大迂回、大包围，和在陕南拖住胡宗南部以利全歼的方针，具有远见卓识和宏大气魄，是毛泽东歼灭战思想在战略进攻阶段的重要发展。
第三，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在西北，实行“钳马打胡”和“钳胡打马”。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胡宗南集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二马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25)六月中旬，第一野战军在运动作战中击破了胡宗南和两马所部共二十万人的联合进攻，解放军第十八、十九兵团先头部队也相继开到西安、咸阳等地。胡宗南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第一野战军，要求他们以部分兵力钳制两马，集中主力采取迅速行动以包围并歼灭胡宗南部四、五个军。(26)第二天，他又复电彭德怀指出：如二马只作小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宗南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为费力；如两马作大的撤退，距胡部较远，就实行钳马打胡。(27)根据这个方针，第一野战军七月中旬在扶风、眉县地区，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四万余人，取得西进中的关键性胜利。
这以后，已遭受严重打击的胡宗南部退守佛坪、凤县及陇南地区，二马退至平凉地区，胡、马两部已经远离。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批准彭德怀实行“钳胡打马”的计划。八月二十六日，解放兰州，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二万七千多人。九月二十三日，解放银川，马鸿逵部全部覆灭。
第四，在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已要求人民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28)
为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渡江战役发起前，他就数次致电前线指挥员，要他们派人同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及苏南、皖南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联系，推动他们起义。八月六日，他致电彭德怀说：“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29)
毛泽东还亲自致电、致函给国民党地方高级党政军负责人，勉励他们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如程潜是国民党元老，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过去有过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同蒋介石等有矛盾。一九四五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曾对程潜说过寄予厚望的话。一九四八年七月，程潜受到蒋介石、白崇禧等的排挤，由武汉行辕主任改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已在考虑同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一九四九年三月，程潜的故旧章士钊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在南京见到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殷切期望，说明不咎既往，还将给予礼遇，使程潜坚定了起义的决心。程潜回湖南后，在六月间将他表示起义决心的“备忘录”通过关系送给毛泽东。七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复电程潜。电文是：
“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30)
程潜在七月十一日收到这个复电，反复看了几遍，高兴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还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讯，喜讯啊！”并表示决心“早日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当时，准备追随程潜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因一九四七年六月坚守四平曾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担心共产党不会宽容他，心里有所顾虑。毛泽东估计到这一情况，对章士钊谈过：“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31)陈明仁看了章士钊给程潜的亲笔信，里面讲到毛泽东这一段话，顾虑尽除，加快了准备起义的步伐。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等在人民解放军策应下，在长沙宣布起义。这件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震动很大，对加速中国南部的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毛泽东还通过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对国民党剩余军队作争取工作。兰州解放的十三天后，也就是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约见张治中，对他说：西北野战军已经由兰州及青海分两路进军新疆。希望张治中去电新疆军政当局，敦促他们起义。张治中表示：我早有此意，只是自五月以后，我同陶峙岳、包尔汉没有联系了。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你如有电报，可发至伊宁再转迪化（注：即今乌鲁木齐）。
九月十日，张治中发电给陶、包称：“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表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32)这个电报，在九月十五日由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员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往迪化时，转交给陶峙岳、包尔汉。九月十七日，陶、包联名复电张治中称：“新疆前途，承详切指示，至深感激。”并表示：“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本省和平及避免军队无谓牺牲之三项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在中国大陆上，除西南和两广等一部分地区外，都已获得解放。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75、1377页。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
3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1月8日。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89页。
5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96页。
6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75—384页。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4—1439页。
8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49年3月13日。
9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页。
10 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22、224、225页。
11《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48页。
12余湛邦：《张治中机要秘书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97页。
13《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24页。
14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电，1949年4月14日。
15《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43页。
16中央军委致总前委，粟张，刘张李电，1949年4月16日。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18阎长林：《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81页。
19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年5月23日。
20毛泽东致周恩来信，1949年7月10日。
(21)中央军委致邓张李，并告林邓谭电，1949年9月12日。
(22)中央军委致林邓萧，并告刘张李电，1949年7月16日。
(23)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4)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电，1949年5月23日。
(25)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5月26日。
(26)中央军委致彭张赵电，1949年6月26日。
(2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6月27日。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51页。
(29)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贺习电，1949年8月6日。
(30)程潜：《回忆湖南和平起义》，《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8页。
(31)陈明仁：《湖南义举》，《潇湘黎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第177、178页。
(32)《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581页。
第40节筹建新中国
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远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提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了。
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
一九四七年十月，当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2五月一日，毛泽东致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3中共中央的号召，得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和海外华侨的热烈响应。
从一九四八年八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北平解放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致函在上海的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经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4北平解放后，已到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汇合到北平。
这时，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一九四八年八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接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一九四九年三月至七月间，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相继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
这样，不仅工农基本群众，就是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一九四九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来到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