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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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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今天阿姗突然打电话来了,向他哭诉说蒲德威把她锁了起来,着她去陪酒店的老板睡觉。秦孝川话没听完就暴跳起来。他完全没有想到蒲德威是个如此卑鄙的小人,他秦孝川刚刚落难,这狗东西就欺负起他的女朋友来了。再说,自己之所以惹下这个杀身大祸,还不是因为上了蒲德威的当。看来不宰了这小子,他奉孝川死也不会瞑目。秦孝川抄起手枪就往外走,可一出门又停了下来。此处是郊外偏僻的山脚下,白天都很少有车辆通行,此时路上更是连个车影子也看不见,他如何去找蒲德威算帐,如何去救阿姗呢?

    秦孝川无奈地退回屋里,坐在沙发上着急叹气。坐了一便又坐不住了,重又起身走到门外,希望能有辆“的士”或者随便什么车从这里路过。但站了几分钟,他知道自己的希望又落空了。秦孝川如此反复进出了好几次,终于看到远处的路上有几点灯光出现了。但他还未来得及高兴,就发现那是几辆警车正风驰电掣般地向着他这个方向驶来。秦孝川喊了一声不好,跳过面前的一条排水沟渠,拔腿便往山上跑去。警车上已有人发现了他,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跳下车来,尾随秦孝川向山上追来。

    原来,蒲德威的电话一直被公安局的人监听着,他们不相信蒲德威与此案完全没有牵连,只是一时找不到证据而已,并且他们也怀疑蒲德威同秦孝川还有联系,希望通过监听蒲德威的电话发现蒲德威涉案的证据,或者听到一些有关秦孝川的隐藏地点的消息。公安局没想到这办法歪打正着,没从蒲德威的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情报,却监听到了阿姗与秦孝川的对话。秦孝川使用的电话号码很快便被查了出来,他隐藏的地点自然也就一清二楚了。

    秦孝川对这山上的地形并不熟悉,只是借着明亮的月光,沿着一条似路非路的缝隙弯弯曲曲磕磕绊绊地向上攀爬。好在这里的山并不像家乡的山那样满是l露的奇岩怪石,而基本上都是被厚厚的泥上覆盖着,跑起来并不十分困难,只是脚下的野草、脸旁的树枝常常刮得人皮r生疼。但秦孝川已顾不得这些了,他只想尽快甩掉后面这群人,决不能被他们追上。此时秦孝川想得最多的倒不是他被抓到后要被依法治罪,而是他如果落在这些人手里可就丢尽了面子。这些人都是他的同行,可能多数人他都认识,而且是否有他的部下也很难说。自己如果被他们抓到,戴上手铐押送回去,那还不如一枪崩了他更使他好受些。

    秦孝川腰里挂着枪,但他根本没有把枪掏出来握在手上,他并不想向那些人开枪。他与他们无怨无仇,而他们则是奉命行事,他没有必要伤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何况那些人中可能还有他的朋友,他的部下。再说,他这一条枪无论如何也打不过他们那十几条枪,他一枪过去可能击不中一个人,而他们的几十颗子弹飞过来总会有几颗碰在他身上的。但秦孝州奇怪的是,他不开枪,后面的人也没人向他开枪,就连平时追击疑犯时常听到的“站住,再跑就开枪了”之类的喊叫声也没有。大家只是气喘吁吁地跑着,追着,好像在举行一场登山比赛。

    秦孝川心里嘀嘀咕咕的,越跑越没有方向,当他终于爬上山颠的时候,却发现面前已是悬崖峭壁,左右亦是坡陡如削,能够立足的地方只有房间大小的一片空地。秦孝川东张酉望地尚未找到出路,下面的人已经追了上来。两条手电筒雪亮的光束s在他的脸上,照得他睁不开眼睛,但他仍能感觉到几支乌黑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身体。秦孝川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待着对方的进一步行动,同时也在紧张地思考着自己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

    有一支手电筒首先熄灭了,于是另一支也随着关闭了。秦孝川用力眨了眨眼睛,慢慢恢复了视力,他看到站在最前面的正是黄海!黄海左手提着一支刚刚关闭的手电筒,右手握着一把“沙沙”乱响的对讲机,但他随即便把对讲机的电源关掉了。

    黄海的手枪还挂在他腰间的枪套里,也许从来就没有拿出来过。两个人默默对视着,谁也没有讲话,谁也没有表情,但秦孝川的心里却如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

    在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哪一个人比黄海更了解他了。两个人在一起日日夜夜地工作了四年,黄海的能力和为人都是秦孝川所十分佩服的。黄海虽然比他年轻十多岁,但秦孝川始终心甘情愿地把黄海视作自己的上司,分局领导的话他可以不听,但黄海的话他总是乐意遵从。如果说秦孝川是一只被驯服的猛虎的话,其实真正能够驯服他的也只有他的训虎师而已,秦孝川的训虎师则只有黄海一人。

    秦孝川的脾气急躁,作风粗暴,工作中常常惹出一些小麻烦来。黄海总是单独跟他谈话,既不当着下属的面批评他,也从不把他的缺点错误向上级报告。也许,如果黄海平时不是这样宠惯着他,他秦孝川可能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步。但如果那样,或许他们俩早就闹翻了,早就分道扬镳了,也就不会有今天这份情谊了。

    黄海曾多次试图调解秦孝川与秦妻的矛盾,苦心劝他们尝试生一个孩子,虽然从秦妻的年龄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后来黄海也看到了这种努力不会有什么结果,便不再为此c心费神,但对黄海的一番好意秦孝川还是一直铭记在心的。此后,黄海对秦孝川同其他女人包括阿栅的来往便不做任何干预,甚至必要时还会提供一些方便。对于秦孝川于母亲的一番情意,黄海也深表理解,每次秦孝川接母亲来身边居住时,黄海都要经常去看望,老太太对黄海视如亲子一般。秦母回老家后,黄海则经常提醒秦孝川应回家去看看,并在工作的安排上为他回家探亲提供便利条件。

    黄海对秦孝川百般关照,并非是看不到秦孝川的缺点,只是他这人天生心地善良且心胸开阔,不愿把同事想得太坏,又颇能宽容别人。谁没有缺点不犯错误呢?

    一个人有缺点也有优点,并且优点是主流,犯了错误知错能改,那么他就是可用之人。何况秦孝川这人业务能力很强,做事极有魄力,派出所的工作有时还真是很需要他这样的干将。当然,如果上级能给他换一名既有秦孝川的能力又比秦孝川性情好的助手,他也乐得其所。但现在既然秦孝川仍在做他的副所长,他就要尽可能关照他,抚慰他,只有这样才能使这匹烈马与他很好地合作,不会因正、副所长经常吵架而将派出所的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前段时间,分局的领导找黄海谈话,说近来有意见反应秦孝川警风不正,有违纪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分局考虑先撤销秦孝川副所长的职务,留在原派出所做一名普通警员,如果仍不改悔就清除出公安部门。

    黄海委婉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当时主要是考虑如果秦孝川被调离本派出所,上级怎么处置他倒也无所谓,但如果免了他的职却还留在本派出所,岂不给他黄海增加了工作的难度。秦孝川这种脾气的人若是带着情绪在他身边工作,还不知道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呢。

    恰巧此时发生了秦孝川被歹徒刺伤的事,然后秦孝川的坏脾气明显收敛了许多,表现逐渐好了起来。这使黄海感到很欣慰,心想秦孝川若从此真能改头换面变得遵纪守法克己奉公起来,那人们岂不皆大欢喜了。现在秦孝川惹出了杀身之祸,黄海才感到自己当初真是表错了态,上级要是追究他黄海的责任他也有口难言了。追捕秦孝川的任务本来没让黄海参加,是他自己主动请缨加人的。他觉得追回秦孝川他有用人不当监管不严的责任,如果追不回秦孝川,那他还不定要负什么责任呢!

    此时此刻,秦孝川望着黄海,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他也猜不出黄海在想些什么,黄海的脸上是平静的,眼神也是平静的,像一个近乎沉睡的人。秦孝川仰望苍天,长长叹了一口气,在这寂静的夜晚,在这空旷的山野,那叹息声显得如此的苍凉!

    “老秦,回去吧!”黄海终于首先打破了令人窒息的紧张和静默。他的语调平静而和缓,像在劝导一个赌气逃离家门的孩子返回家中。

    秦孝川伤感地看着黄海,他不知道自己是应当像平时一样顺从地听从黄海的命令,还是在他们最后相聚的时刻,终于有一次违背他的劝戒。

    “老秦,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是了解的。你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绝不是恶人,那件事的发生一定事出有因。再说,你干了这么多年公安,法律和政策你都是清楚的。回去之后把问题讲清,好好认罪,宽大的机会还是有的嘛。”

    秦孝川沉默了好一会儿,又深深叹了口气说:“所长,谢谢你多年的关照,可我不能再让你为难了。我只求你一件事,代我去看望一下老母,把我的积蓄转交给她,让她老人家不要在迟暮之年再受饥寒。如果……如果你能经常……偶尔去看望她一下,我就更感恩不尽了。”秦孝川几乎硬咽起来。

    “还有……”秦孝川迟疑了一下,他本想说请黄海再帮他照看一下阿姗,但他没能说出口来。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说这个话,也没有理由给黄海增添这个负担。

    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他秦孝川已经管不了她了,随她去吧!

    秦孝川跪在地上给黄海磕了一个头。黄海刚要过来拉他,秦孝川已一转身跃下了悬崖。

    一阵凌乱的树枝划动的声音和一声沉闷的声响过后,山野里变得死一样沉寂……

    一套豪华商务套房了。

    套房由内外两大间组成。外面的一间是客厅兼工作间,配有一套被烟头烧了许多个d的仿真皮沙发、一张划得伤痕累累的米黄色的写字台、一把一转便吱呀乱叫的转椅、一盏敲打几下便偶尔亮一亮的台灯以及一只沾满果汁茶演和痰迹的废纸篓等一应俱全的商务设备,虽说比起本地许多大企业“老总”们的写字间来要寒酸一些,但肯定比大多数乡村教师的集体办公室要豪华气派得多。尤其是地上那一席海蓝色的地毯,只要你不让室内的光线过于明亮,忽略了那一片片地图似的污迹,那么它那冷色的基调肯定会使你有心静脑清的感觉,使你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适于商人们筹划和洽谈生意的还算不错的场所。

    里间的卧室则别有一番新意,首先那大红色的地毯便给人一种暖洋洋的舒适的感觉,使忙碌了一天的客人进到房间里便顿生睡意。那张宽大的双人床虽然是由两张单人床拼接起来的,但拼接得几乎天衣无缝,若非观察得格外仔细是很难看出什么破绽的,只是两张单人床的高低略有不同,使舒适的大床看起来一边高一边低有些倾斜的感觉。倚墙是一排原本色的壁柜,壁柜旁边有一玻璃框架,框架底层是一单门冰箱,内藏各式饮料和酒类,上层则摆放着冷、热水瓶及茶杯酒杯等玻璃器皿。里问明显比外间要干净整洁许多。由此推断,来此居住过的商人的确多是勤勉之人,工作多休息少,所以才造成了这豪华套房内外间新旧程度的不同。这也就难怪世界上的钞票大多揣进人家商人的口袋里去了。

    可是,今晚的住客陈君却有所不同,她几乎整个晚上也未踏出过卧室一步。她一会儿倚在床头上发愣,一会儿立在穿衣镜前发傻,但无论何种姿势手里都握着那只高脚玻璃酒杯,不时地啜上一口。冰箱里配置的几小瓶白兰地已被她喝得精光,唤服务员新送上来的一大瓶“人头马”也已喝下去一大半。一只打碎的酒杯的碎片部分散落在放置茶具的玻璃框架上,部分被拣进了一只茶杯里。茶杯里还残留着一些微黄色的y体,茶盘和框架上也都流淌着同样的y体,不知是茶是酒,但房间内已酒气冲天。阿君的额头上渗出了晶莹的汗珠,眼睛和鼻孔里分别淌出黏度不同的y体。但她觉得心里舒服了许多——不那么焦躁得令人痛不欲生了,只是那种哀伤怅惘和空虚的感觉仍然挥之不去。

    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这么酗酒了。今晚的事完全是姚纲那小子不讲信用引起的。她以给她庆贺生日并商谈和平解决那件争议为理由,邀请他今天傍晚来银海大酒店会面并共进晚餐,她觉得当时他是答应了的,并且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的。不然她也不会住到这个鬼地方来,并且连个随从也没带,所有的熟人都不知道她今晚的行踪。可是,当她傍晚给姚纲打电话想把餐厅包房的房号告诉他并提醒他准时赴约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直到现在他也没有露面。

    她觉得他是有意躲避她,甚至是嫌弃她讨厌她。可她对他是一片真情的呀!况且,她请他来并非完全是为了私人的情感,她的确也想同他商量一下那件官司的事。即便不采用和解的方式,只要她阿君站到姚纲这边来,把一切内幕情况透露给他,那么姚纲他们公司打赢那场官司也就不是很难的事了。

    她感到有些头重脚轻,不用手扶着墙壁便站立不稳。于是她踉踉跄跄地移到床前,一头扑倒在床上。大概是她此时的行动太笨拙了,扑倒在床上的身体太沉重了,她感觉到那厚厚的床垫震颤了几下。

    床垫的震颤唤醒了她的触觉神经,使她体味到自己的身体与一些被柔软物品隔开的坚硬但却富有弹性的物体接触时的感觉。在身体和床垫的双向挤压下,她感到自己那两枚发育得十分理想的茹房隐隐地有些酸痒。过去有一段时期,那种酸痒曾是最使她惬意的感受,甚至也许是她与男人接触时唯一使她不厌烦不痛苦的感受。

    但现在,这种感受只能勾起她痛苦的回忆,使她愈加痛恨人世的龌龊和自己的不幸。她觉得那两枚使男人觊觎让女人嫉妒令自己骄傲而实际上又没有多少实用价值的东西,实在便是她不幸的根源。

    她吃力地翻转过身子,想拉起床上的毛毯盖在自己的身上,但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她原打算吃过晚饭便邀姚纲到房间里来坐,她甚至准备以装病让姚纲送她回房间的方式把他骗过来,到了这里说话和做事就方便多了。为了迎候姚纲的到来,她一直把房间维持得整整齐齐,那毛毯还是服务员收拾房间时整理成的样子,平整地铺在床上而两侧的边沿则压在床垫下。她平日里灵巧的双手此时怎么也握不紧,每次抓住毛毯一拉,那毛毯便脱落出来。最后,她终于放弃了努力,直挺挺地仰卧在床上,衬衣的钮扣被扭曲到身体的一侧,雪白的肚皮在壁灯柔和的光线下泛出若梦若幻的光泽。

    她感到脑子有些疲倦,思维不听使唤了。她想尽快睡去,忘掉世间的一切烦恼,但她却无法入睡。她感到自己的思维虽然混乱,但大脑神经却异常兴奋,怎么也停歇不住,像是一只喝了兴奋剂的老鼠在一堆凌乱的照片里跳来跳去,于是那一幅幅画面便毫无秩序地出现在它的眼前。那些画面不管怎样变换却总有一个男人。那男人时而微笑,时而狰狞;时而英俊,时而丑陋;时而年轻,时而苍老;时而黄皮黑发,时而碧国红肤……她恍惚觉得那些容貌各异的男人是由一个人变幻出来的,但又好像是许多男人最终变幻成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谁?是姚纲吗?似乎是,又似乎不是,总之她无法确定。

    那男人的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那女孩叫什么名字来着……对了,叫陈晓华。没错,就是这个名字。当初那女孩是一家餐厅的服务员,就是因为她的名字几乎与自己的名字相同,所以自己对她起了恻隐之心,不想让她姣好的容貌浪费在又累又没钱赚的破餐厅里,让人把她介绍给周慧慧,到“紫蔷薇”桑拿浴做桑拿小姐去了。

    没错,她就是叫陈晓华,与自己过去的名字陈小华只差一个字,并且发音完全相同。所以当时那女孩报出名字时,她颇感惊奇,甚至以为她是在叫自己的名字呢。可是自己早就不叫陈小华了,自从跳出桑拿浴开始做生意后,她便改名叫陈君了。陈小华那个名字,在这个城市里只有过去相处过的几个姐妹知道,别人都只知道她是陈君陈总经理,甚至连她自己有时都忘了她曾经叫过那样一个名字。即便想起来时,她对那个名字也有一种抗拒感,她有时会自欺欺人地告诉自己她从来就没有叫过那个名字,或者叫那个名字的女人绝对不会是她。

    可是,她又确实叫那个名字,一直叫了二十多年。那曾经是个聪明伶俐勤奋懂事的小丫头,生活在京城一个日渐破落的小市民家庭。那家庭里只有两个人,一个父亲,一个女儿,母亲许多年前便跟别人走了。

    父亲收入微薄,却又嗜烟嗜酒。为了维持家庭的生活开销,父亲从旅店下班后,还不得不时常蹬着三轮平板车到街上运人运货,赚些“外快”回来。京城人自古就对开旅店搞运输之类的行业存有偏见,说什么“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那话显然太偏颇了,有打击一大片之嫌,但用在父亲身上却并不为过。父亲出去做生意总是找机会坑人。一次他拉着两个外地人从火车站去东便门,满打满算也用不了二十分钟,按当时的价格收费十块钱已算不便宜了,可他拉着人家穿大街钻小巷走了近两个钟头,一张口便要八十元,少于五十元便要扣压人家的行李。两个外地来的客人不知是出于无奈还是确实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