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埔的毕业的学生们，估计会全部的被派到这个新的部队去，因为这有这样才是蒋介石能够接受的结果。”张心这个时候彻底的把底牌给周恩来亮了出来。
“好了，张心你说的这件事情我明白了，我会马上的向延安方面汇报这件事情的，等有了结果我会及时的通知你的，”周恩来知道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他是绝对的做不了主的，所以他需要马上的向常委会汇报。
“好的，周主任，但是这个时间不能拖得太久了，因为迟则生变啊，对了周主任还有两件事情我想和你说一下，我听说左权现在还在背着一个处分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心这个时候就是在谈论自己的事情，这就是张心想给左权的那个惊喜。
“是的，这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历史的原因啊，所以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啊。”周恩来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因为王明吧，我就猜也猜得到是他，我就不知道这个人想干什么，周主任既然是历史的问题，难道就不能给左权平反么，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没准到时候委员长都会向你们提出来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次在西安的时候专门的谈到了左权的这个处分，连委员长都觉左权愿望呢”张心这个时候没办法，只能扯着虎皮做大旗了。
“这件事情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吧，还有什么事情。”周恩来这个时候脸上已经相当的凝重了，因为今天张心和他说的一件事情比一件严重啊。
“周主任，最近新四军那边是怎么回事，我听我在三战区的同学说到，现四军里面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每天都是争来争去的，我就不明白了，项英通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既然中央任命了叶挺同志来担任这个军的军长，他在担心什么啊，怎么，他以为叶挺军长会把这些人怎么了么，我不是小看项英同志，他的原则性强我知道，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于的坚持原则有用么，也亏是叶挺同志在那里当军长呢，要是换成项英同志的话，我敢说就在江南那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面，新四军估计早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顾祝同能一天去找新四军是个麻烦，所以我觉得中央得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管怎么样，现在的情况他们两个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一个人能待在新四军了，要不然天天这样的内斗，早晚会出大事情的。”张心这个时候说出来的话可以说是让周恩来更加的头疼了。
完之后张心就起身向周恩来告辞了，这个时候张心只能像上面提建议，而没有决定权，但是张心只能做到这一点了。
因为这可以说这个延安那边在抗战中两个在人事上面最大的错误了，可以说是直接的导致了左权的牺牲和皖南事变失败的原因了，所以张心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不能不提前的向上面进言了。
起来这两件事情啊，张心心里都有心痛的感觉，尤其是在左权的牺牲上面，因为当时左权在从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到了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的学习，当时王明也在苏联，而左权为人正直，从不主动的向王明靠拢，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左权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国饭，王明知道了，就说他们是“江浙同乡会，有托派嫌疑”。自此左权就被戴上了“托派嫌疑”帽子，受到严格审查。左权一九三零年学成回国进入苏区，而王明集团一九三一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左权成为当时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于一九三二年被撤消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此后虽经左权多次申诉，王明始终没有撤消给他的处分。所以“托派”和留党察看成为戴在左权头上十多年的政治“紧箍咒”。一九三八年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王明见了彭德怀还大骂：“你的党性哪里去了？左权是托派，你们为什麽还让他当参谋长”。
彭德怀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多次的上书中央，希望能够撤销中央对左权的处分，而且还请朱老总和中央建议，说左权虽然是副参谋长，但是由于参谋长叶剑英同志经常不在八路军总部，左权实际担负的是参谋长的责任，，仅此一点，从工作着想，也应该拿掉他头上的“紧箍咒”。一九四一年的一个晚上，左权手拿刚收到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文件，找到彭德怀，流着眼泪说：“王明在中央，我永远也翻不了身”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左权再次写信向党申诉：“被托派诬陷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的最大耻辱，实不甘心。……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也无法为党相信，故不能不忍受党对我的处罚决定，在工作斗争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将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党员……”此信由彭德怀用电报拍发给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天亮，数万名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被围的还有：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及其党校、新华日报社等机关数千人。敌人很快发现了目标，敌机开始疯狂俯冲扫射投弹，有同志中弹牺牲。“彭德怀”立即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果断决定分路突围、各自为战，左权坚决要求由自己担任掩护和断后并带领总直机关、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的重任。于是彭总向西北，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率部向东南，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率部向北，各路人马立即行动。
撤退时总部警卫连要护送左权先走，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北方局和党校那麽多同志需要我，我留在后面指挥，和大家一起突围。”
“左参谋长和我们在一起”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没有作战经验的机关干部们信心倍增。左权和大家一道步行，他挥着手枪一遍遍大喊：“同志们，不要怕飞往前冲冲过去就是胜利”在左权的指挥下，突围的速度快了许多。
在突围过程中，至少有两个可能的机会可以保证左权合理获生。第一个机会是在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左权。唐说彭总已突出去了，北方局及党校领导及骨干也已大部突围，左权的掩护断后任务已完成，做为高级指挥员，左权应迅速撤离战场，并一再恳求左权跟他走。但左权一口回绝并严令他原路返回保护好总部首长，唐只好遵命。
其时左权正为几事焦急：一是清点人员时发现挑文件的同志没有到，他已令贴身卫士郭树保去寻找，尚无消息；二机要科的部分同志还没有冲出去，丢了文件就是丢了总部的机密，有一个机要员落入敌手我方密码就可能被日军破译；三是敌包围圈内尚有一些北方局机关、党校、新华社等单位的同志。左权认为此时离开就是失职
第二次机会是左权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敌炮火十分密集，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做为一名老兵，他应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这个动作下意识地就能做到。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连腰都没弯一下高地上一直大声喊着指挥突围，完全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颗炮弹又向他射来，他的喊声戛然而止，硝烟过后，他的身影也从山口处消失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嘱咐安全突围。
所以左权殉国的内在原因是他关键时刻舍身取义，尽忠职守，放弃一切求生的机会，用生命证实自己对党的忠诚做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左权之牺牲本可避免，当时许多一同突围的同志都有此看法，在撰写的文章中，大都用了“舍身取义，尽忠职守”这个词，可见这是公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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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一百四十六章
第一百四十六章
而左权牺牲后，当时曾经和左权多年的非常难过，他对左权的夫人刘志兰说：“左权从黄埔毕业后要是不去苏联就好了”这委婉地表达出他认为左权是因到苏联才“沾了托派的包”，政治上的“紧箍咒”与左权的牺牲有关。轻易不动笔不动情的“三猛将军”当着刘志兰的面，一口气写下了“悼左权同志”的抒情长诗：
“左权亲爱的同志，亲爱的战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鲜红的血泊中躺下了，静静的无言的永别了。我惭愧，我们本来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然而当着你战死沙场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在你旁边，看着你、救护你、抚着你，握着你脉搏跳动停止了的手，马革裹尸还葬你的遗体。当着噩耗传来的时候，我从谈笑中立刻转入了沉默，坠入了沉思：‘这是巨大的损失可惜一个忠勤笃实的者啊’一九三二年年我们东征打下了樟洲，这是我们共事的开始。你不说空话，你忠心干实事。……在五次‘围剿’时你被调到同我们一起工作，这时恰是红军最艰苦时期的开始。……你所处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军作战，夜间又要计划周详，指挥有方，电话的铃声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来，过度的繁劳使你好说梦话，你说的句句都是战斗的安排。记得吧？亲爱的同志多少次的险恶的战斗，只差一点我们就要同归于尽，好多次我们的司令部投入混战的漩涡，我们曾各自拔出手枪向敌人连放，我们屡次从尘土中浓烟里滚了出来，我们是越打越起劲的……”
这些句子，生动记述了左权、这对青年将领并肩战斗的岁月。以“凌霄”的笔名将其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的解放日报上。
所以说左权当时的牺牲可以说相当的让人觉得相当可惜的事情，现在在黄埔的毕业生中，已经因为王明那个时候的政策让许继慎给牺牲了，所以张心一定要避免左权再次重蹈覆辙。
如果说在左权牺牲的问题上面，当时的中央还不是直接的原因的话，而皖南事变最后的发生这就是可说要承担直接的责任了。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挺、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挺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交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交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挺、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挺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挺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挺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
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性格的典型反映。叶挺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叶挺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内，职权行使难免受到一些限制。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项英无视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与叶挺的关系搞得非常僵，加之叶挺无法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在工作时心情不愉快，甚至产生了想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来到武汉。他向驻汉的中央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叶剑英等汇报工作，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又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叶挺的困难处境，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们当天便向延安发了一个电报，请求中央批准叶挺的建议。
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虽然成立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叶挺依然没有发言权。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遂致电长江局，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八月二十八日，王明、周恩来、博古复电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检查整理新四军工作。”九月，项英去武汉述职，随后又由武汉去延安参加届六中全会，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
在广东期间，叶挺接受执掌广东大权的余汉谋的邀请，准备出任东江游击司令。但对于这一任命，中央认为不妥。中央认为，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更重要，若叶挺不回新四军，势必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从而影响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中央通过在粤的廖承志，将这个指示传达给了叶挺。叶挺的出走，在国民党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十二月，在西安开会的蒋介石召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说:“是你们排挤、打击叶挺，逼他出走与辞职。这样一位优秀人才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能与你们合作。”国民党当局扬言，将对新四军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二是改新四军为游击队，减少军款2万。
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渝。鉴于此，叶挺只好回到了重庆。周恩来把党中央希望叶挺留在华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意见，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