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tg带来了新的希望。他立刻假道日本，前往苏联。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国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虽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tg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tg产生了偏见。于是，叶tg离开了莫斯科，开始了流亡西欧的生涯。对于此事，周恩来后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tg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tg申冤。”
离开苏联后，叶tg在德国和法国度过了五年时间。一九二八年秋，叶tg到了德国首都柏林。叶tg很早就想到德国学习军事。早在一九一六年，还在保定军校学习的叶tg就选修了德文，准备将来到德国学习。十二年后，他虽然如愿来到德国，但此时的叶tg却没有了当年的豪情壮志。他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军事政治生涯，专心搞德文翻译。他还参加过德国一个提倡吃素的流派，专心吃起素来。
初到德国时，叶tg的生活很困难，除了靠翻译德文，他还到处找些零工做，以贴补家用。在那段日子里，他卖过青菜、水果，帮人摘过果子，还在柏林等地开过xiǎo吃店，主要卖油条、烧饼和粥。顾客多是住在附近的华工，但谁也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叶tg利用赚到的钱接济一些贫困的中国留学生和年老多病的华工，自己也买了一些德文书籍，其中光百科全书就有几十本。在此期间，他还曾到法国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一九三零年chun，周恩来来到柏林，发现叶tg对失去了信心，与叶tg进行了促膝长谈，告诉他干不能考虑自我。周恩来的话对叶tg启发很大，旅居德国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断鼓励叶tg。一九二八年底，叶tg接待了一位老朋友、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黄平在广州起义后受的打击最大，处分也最重，但黄平却没有丧失对的信心，这使得叶tg的思想再一次受到触动。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叶tg逐渐摆脱了失败的情绪，他认识到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的荣辱同整个事业相比算不了什么。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áo主席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后，星星之火逐渐向全国扩展。中国的前景振奋了叶tg，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决定多学些本领，为回国重新参加做准备。
当时，德队被称为世界最强大的陆军，为了研究德队，叶tg经常到图书馆等处翻阅报刊资料。他潜心钻研军事，希望回国后能派上用场。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tg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不断做爆破试验，经常把家里nong得一团糟。叶tg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引起了德国人的敬佩。一位德事家还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以示鼓励，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tg喜爱。
一九三一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使得叶tg再也不能呆在国外了。当时，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而蒋介石对日本一味退让，却不断调兵“围剿”红军。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叶tg十分气愤，恨不得立刻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他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也来得太慢。为此，他离开了德国，来到澳én，结束了海外流亡生涯。
一九三九年chun，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四月底，叶tg、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tg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五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五月二十二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yu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六月二十一日致二十三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六月二十四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fu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tg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三十二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tg、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tg在得知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tg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si下强烈地谴责了叶tg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功臣、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tg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xg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长叶tg和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项英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虽经党中央以及áo主席、周恩来等人的多次调解，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皖南事变悲剧的酿成，与新四军最高领导层的失和不无关系。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成为新成立的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tg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他作出的决定没有大权独揽的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这样，叶tg、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叶tg、项英二人在新四军创建初期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他们在新四军的改编、组建、集整训等工作中，有过密切的配合。这一时期，他们的分工很明确，叶tg主要管外，跟国民党打jiāo道，争取港澳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军内工作则侧重军事训练、作战指挥。项英主要管内，与党中央、东南分局的直接上级长江局打jiāo道，军内主要抓干部配备、党的建设等。
叶tg、项英的分歧，是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迅速tg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的。叶tg认为这一决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非常正确，应该及早执行，但项英对此犹豫不决。令叶tg最难以接受的是，对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项英在与中央磋商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好像这是什么“党内机密”，对他这个“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需要保密。叶tg的处境是困难的，正如陈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的一句十分尖锐且贴切的话：“项英对叶tg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tg，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tg也颇多微词。叶tg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tg是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tg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sè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是穿一件旧棉大衣。叶tg单独吃xiǎo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他的jiāo际活动较多，常叫他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军部领导同志、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以及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项英对此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叶tg是一个自尊心极强、xg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从中央李立三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压制，愤然脱党出走，就是这种xg格的典型反映。叶tg的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前夕，几乎淹没了他过去的光荣和贡献。项英一看到叶tg，就用有sè眼镜看他：“他对党对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央领导人开始也有过，项英也知道áo主席、党中央开始对叶tg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央对叶tg已经完全信任。可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tg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
áo主席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tg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jiāo由叶tg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tg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tg同志的良好关系”。
而与叶tg将军同机失事的还有几位非常重要的领导，尤其是博古和王若飞。
王若飞。年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县。青年时代曾参加过辛亥和讨袁运动。一九一九年十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六月，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曾任中央执委会委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的宣传。同年秋，同赵世炎、陈延年等一起，由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一九二三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四月转为中国党员。
一九二五年三月回国，先后任北方区委巡视员、豫陕区委书记，领导了河南党的建设和工农运动。一九二六年调上海任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
大失败后，他先后任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在严重的白sè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九二八年六月，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国农民协会驻农民国际代表，并入列宁学院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任西北特委特派员，参与领导西北地区包括陕、甘、宁、晋、绥、新等地农民斗争，开展土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包头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近六年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员的崇高气节。
一九三七年五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八月到达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一九三八年起任中央华中工作委员会、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九四零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等职。期间，他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许多政治、军事文章，参与研讨和制定了许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指示，对推动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后，他曾作为中国代表之一，多次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一九四四年五月，他作为林伯渠的助手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还协助董必武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十一月起任南方局工委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
一九四五年六月，他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代表，随同áo主席、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期间，他日夜劳、呕心沥血，协助周恩来工作。一九四六年一月，他代表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业协会议。在会上，他按照党中央要求，既坚持原则，又掌握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改组政fu和国民大会等重大问题上，团结各民主党派，同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博古，更是作为我们之前的最高领导人来出现的。
博古，本名秦邦宪，一九零七年生于浙江省杭州。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新闻事业卓越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中国江苏无锡城内中市桥巷人，中国早期主要领导之一。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人是苏联留学期间的同学，与其他同期的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年一月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央工作。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深受王明路线影响，负责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三年初迁到瑞金，对中央苏区的影响更大。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民政fu围剿中，与周恩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组成三人团主持军事决策。据称博古等人过于听从李德的的指挥，使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延安时期继续出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央长江局委员，与王明、周恩来在武汉为抗日宣传做了大量贡献。博古在遵义会议后虽然失去了党最高领导人地位，但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较量的重要人物，在涉及中央红军内部利益时，他当时站在红一方面军一边。
博古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因此，他们被中央派遣去南京参与国共合作的谈判，并取得成功。博古在新四军组建初期也有功劳。博古是长江局成员，参与领导了武汉会战期间的抗日宣传。博古回到延安后，领导创办了《解放日报》，这是中央机关报。
延安整风时期博古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其兼任的理论xg职务和宣传阵地都被迫jiāo出，也退出七大政治局。七大选出的44名中央委员中，和王明排名最后两位。
一九二五年十月加入中国。一九二六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一九三零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三一年四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一九三四年一月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央总书记。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一九年一月任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三年到中央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