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党从西面开过来的十万援军，硬着头皮抽调两个纵队、两个独立师、一个炮兵旅死守塔山。部队部署好后，还是不放心，又向塔山增派了苏静就地督战。对苏静的信任和期望可见一斑。塔山阵地指挥员们虽然在口头上戏称苏静为“监军”，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寸土寸血地守卫着防线。
锦州久攻不克，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都非常着急，苏静这个“监军”当然也难以静下去了。一天，为早日打下锦州，苏静和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冒险深入到锦州外围的义县去收集情报，结果造成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朱瑞是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炮兵的创始人。他的牺牲一度在屯集在锦州城下的数十万攻城部队心中笼上一层阴影。而在此前，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下山东省会济南，显示了非凡的攻坚艺术，消息传到东北野战军，和部队的思想压力就更大了。
自解放战争以来，只要各战场出现僵局，出现新问题，粟裕总是第一个打破僵局，找到答案。也经常把粟裕作为各战区指挥员的样板和楷模，在全军范围内通电嘉奖。一向心高气傲的当然对此不是很服气。但他也深知，攻不下锦州，自己以后在心中的地位肯定要贬值，东北野战军在兄弟部队中也要感觉矮三分。就在这时，苏静帮助找到了答案。
原来苏静在深入前沿时发现，二纵五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苏静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十月五日，苏静向面呈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听后极为兴奋，攻城思路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当即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一米五至两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五十至六十米处。
锦州很快陷入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野战军的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一百米的地方射击。当锦州争夺白热化之时，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是看着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范汉杰的心中不由一凉，哀叹道：“守城无望了！”十月十五日，锦州城破，范汉杰兵败被俘，仍然对解放军的坑道抱怨不已。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又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敌军防守严密的天津城，给困守北平（即北京）的傅作义以极大的军事威慑。天津之战之所以打得很漂亮，其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解放军在锦州之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攻坚经验，攻坚信心也大大提高了。说到底，苏静的建议使东北野战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善于攻坚、敢于攻坚的部队。
对于上述功绩，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主帅一直铭记在心，曾言：“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而苏静将军却浓缩攻打锦州，自己只是提提建议而已，真是谦虚之至。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人非常佩服苏静将军。他就是曾经在华北拥兵五十万的名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苏静代表解放军与北平守将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共同起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以、罗荣桓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傅作义的信。此信很可能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傅作义在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在报纸上刊登过一封有侮辱性的《上书》有关。傅作义当时声称，如果胜了，他傅某甘为执鞭。谁知刚刚过了两年多时间，形势急剧逆转，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够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体面的句号。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历数傅作义在三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罪行，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胜利者的志在必得溢于言表。
的信措辞过于严厉，不仅邓宝珊将军看了大感意外，就连傅作义的籍女儿傅冬菊也担心此信会刺激傅作义。作为和平大使，苏静这时一方面敏锐地感觉到这封信可能是亲自写的，不能不送；但是又认为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也有极强的军人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思前想后，苏静向上级建议此信还是暂时不送给傅作义本人。、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结果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信只送到傅作义的女儿那里。
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本来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已经宣布蒋介石等四十余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傅作义当时就对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傅作义的亲信开导他说：“这一定是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算旧账。现在看到的信，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更加认定不信守承诺，连忙写信给和罗荣桓，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与此同时，傅作义旧部在思想上也产生波动，事态开始复杂化。接信后连忙宴请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负荆请罪，也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的底。
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傅作义到了西柏坡后，受到和中央的热烈欢迎，再次郑重代表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争取绥远旧部接收改编的工作中去。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倾倒。倘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看到的信，很可能因一时义愤作玉石俱焚之举。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苏静将军三次参加了与北平谈判代表的谈判，起草了《会谈纪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苏静将军穿长袍，戴礼帽，与北平谈判代表邓宝珊先生一道进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苏静将军功莫大也。
苏静非常注意细节，一生谨慎，又文而有节，在“特殊时期”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特殊时期期间，苏静将军任铁道部任军管会主任期间，对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某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至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会前，谢富治于台上手持麦克风，呼左派组织头头上主席台就坐，而置另一派于不顾。苏静将军见状，取麦克风大声呼另一派代表上台。陈伯达、谢富治等不悦，愤然离席而去，苏静与另一派于台上。而将军则泰然处之，也带另一派代表离席，独留下一张空空的讲台，顿时会场大乱。僵持不久，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也只能重新上台勉强将会开完。会后，“打到苏静”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但苏静将军顶住压力，继续坚持保护余秋里在内的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
苏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手下工作，和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平型关大捷后，被误伤，当时就是苏静将扶下马靠在了路边。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苏静的出色表现和的赏识，苏静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
解放后，苏静家离家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也顶多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选集》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按说，苏静即使经常到家走动走动也无可厚非。相互走动也是组织纪律允许，人之常情。苏静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和的亲密关系呢？是他早就看出在政治上要栽大跟头，还是另有隐情？然而，苏静在一次同子女的谈话时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说：“你们不懂，解放后与战争年代不一样，地位悬殊的多，我有直接领导，到他那里去，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关系，别人怎么领导我嘛，再说林总很忙，就不好打扰他了”恐怕这是当时经常到红得发紫的家中串门的死党以及等人都没有考虑到的，他们考虑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苏静却不是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
在“九一三事件”后，苏静成为理所当然的审查对象。周恩来总理亲自就苏林关系向苏静问话：“你就去过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家？”苏静回答道：“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周恩来经查证，情况完全属实。
为了整倒苏静，等专门罗列了苏静的一大堆材料送到那里。苏静自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向寡言少语的他反而在批林批孔的大会上索性高声喊道：“我与的关系最密切！”这句话很可能是苏静一生之中嗓门最大的一次声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发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发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政治运动中，墙倒众人推往往是众人选择的游戏规则。苏静此时的声明无异是引火烧身。奇怪的是，苏静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人品的伟大，也觉得此人敢讲真话，人品可贵。则感叹地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为苏静捏了一把汗，苏静不以为然。他心里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尽管文化水平较高、战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九一八”事变后，苏静从海外回国参加红军，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红军缴获的照相机等高档战利品也只有他会使用。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元帅在机枪训练班上的讲话照片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作者就是苏静。老首长罗荣桓元帅知道苏静喜欢摄影，在一次出国访问归来时，专门为苏静将军带了一部有长焦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罗瑞卿大将曾戏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然而将军一生喜好摄影，为、朱德、周恩来等许多开国元勋照过相，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和首长们合影。心如止水的苏静，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不过，他觉得遗憾的是没有和傅作义将军合影，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苏静将军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师司令部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和谈，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
第五卷 第六百六十六章 （混混章 节）
第六百六十六章（混混章节）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任总参军务部部长期间，他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特殊时期”期间，他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领导工作，积极与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了国家机关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工作。
苏静同志是中国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退休后的苏静对自己的历史功绩看得很淡，但对自己的老部队和老首长却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这种情结从未因为任何暴风骤雨而变味。在“特殊时期”中受审查时，他就冒着掉头的危险坦然表达过和的关系。解放后，苏静不喜欢当领导，编写四野战史是他最大的愿望。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罗荣桓就委托苏静组织编写四野战史的班子。可是随着在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四野战史的编写显得十分敏感，主要原因就是太不好写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陈云同志曾经提议让苏静担任四野战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九七七年，由于苏静将军对编写四野战史持不同意见，又加上癌细胞已经严重扩散，遂主动辞去副组长职务。一个月后，将军病逝于解放军三零九医院，就像他名字一样静悄悄地走了。
苏静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功绩显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为加强我军建设，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一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平易近人，廉洁奉公，生活俭朴，充分表现了一个老人的崇高思想境界和高尚品德。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原部长，原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政工小组组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苏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张司令员，我没有听错吧，让苏静同志过去，苏静同志可是我现在的作战部的部长啊，要是苏静同志上去，那么，作战部的工作，又有谁来完成呢，这个也是一个事情啊。”听了张心的话之后，也给吓了一跳，因为这个时候实在是想不出来，张心为什么会派苏静上去，好像之前张心和苏静，并没有什么私人之间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熟悉了啊。
“，我明白你的想法，这次让苏静同志上去，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知道，这次我们和卫立煌在东北进行第一次所谓的决战，战斗的进程怎么样，这个是我们无法所掌握的，但是，在什么时候进行这个战斗的进程，是我们所能够决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的建议是，让苏静同志过去，因为苏静同志在过去的时间里面，对于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这个工作，苏静同志作的非常的好，所以，我认为，这次让苏静同志上去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张心这个时候和苏静解释着为什么要把苏静派上去的一个理由，希望能够得到的支持。
“张司令员，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说，希望苏静这次作为一个前敌的纸盒，并不是说让他直接的过多参与一线的行动，但是，却要让苏静利用他的位置，和优势，来调整我们在前线的很多的部署，对不对。”这个时候向张心问到。也说明明白了张心的意思了，说到这里，就相当的佩服张心了啊，怎么自己就想不出来这个主意呢。
“没错，我们两个现在是根本的离不开哈尔滨，但是，我们离不开哈尔滨，我们的部队还要打仗啊，所以，我们两个离部队有点太远了，于是，在前线，我们两个就需要一个明白人，来替我们及时的发现现在的战场上面的情况，这个样子，就等于说我们两个现在也在战场的附近了，”张心这个时候详细的和解释着自己的安排。
“好的，既然你这么安排了，我就不说什么了，那就派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