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我一语，恳求老中医赶紧救治洪学智：“我们离不开他，红四军离不开他呀！”老中医说：“你们不用慌，洪主任患的是伤寒病，我开个方子，你们只要能搞到我这几味药，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红军战士立即按照老中医的方子满山遍野地找药，终于将药配齐。”吃了三次药后，洪学智果真逐渐痊愈。
在洪学智学病期间，警卫排一个回民战士见首长病得厉害，哭着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后，听了这件事，回想起长征路上这位小战士一路上跟着他，不知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不由得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一九年九月，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洪学智与军首长率领红四军不畏艰辛，再过草地。十月，红四方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强渡大金川江，继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又克天全、宝兴、芦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洪学智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坚决翻过天险夹金山。他要求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同志之间要团结友爱，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不能让一个伤病员留在山上。
夹金山上气温达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天气恶劣，或大雪，或狂风，或冰雹，变化莫测。由于空气稀薄，再加上长途行军，人乏马困，人走在山上，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力不从心，稍有不慎就永远“留”在山上了。
洪学智组织了一个收容队，走在队伍后边，专门收容那些掉队的和冻得不能走的战士。一天约午时，部队接近夹金山主峰，周围一片冰雪世界。突然，乌云翻滚，天暗下来，接着一阵大风雪席卷过来，有6名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这些战士同大家一起与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洪学智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抬下了山。
下山后走了一程，战士们发现有个磨房，可避风寒。于是，准备夜晚就住在那个磨房里，烧水煮青稞，把冻“死”的战士也抬进屋里。后半夜，磨房内温度升高，一个战士发现一名冻“死”的战士动了一下。大家很惊讶，都不相信，说这个战士：“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们看，真的在动呢！”这名战士说。洪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洪学智大声喊道：“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给那个昏死的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一个人活了，说明另外五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地抢救，结果救活了五个人，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没有救过来，他可能患有心脏病。
红军在懋功休整四五天以后，向道孚西进，又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洪学智这时有了经验。在山下，他让各部部队凌晨二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了辣椒、牛肉汤，大家喝了，热热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上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同时，命令部队必须在上午十点钟以前通过主峰。因为到了十点钟后气候变化快，容易有狂风大雪。部队还带了很多防冻的东西，有盐、茶叶膏等，避免了不必要的减员。为此，四方面军总部表扬了洪学智。
一九三六年四月，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占炉霍、瞻化、甘孜。占领瞻化城时，与两千余人的土司武装发生激战，俘虏土司武装几百人。后经教育后释放，并将缴获的大批牛羊归还给群众。城内有一个头人巴顿多吉。群众向他汇报说，红军将我们的枪和牛羊都归还了，俘虏的人也都放了，这个队伍还不错。
到了第3天，巴顿多吉派人到红四军，要红军派人去和他谈判。他想通过谈判与红军停战言和，并把喇嘛首领诺那交给红军。诺那是国民党中央民族委员会委员，是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带着一连多人，还有一些武器和财产，途经瞻化时，被巴顿多吉给抢了，诺那也被扣了起来。
事后，巴顿多吉觉得不好办，如果杀了诺那不好向国民党交待；放了诺那吧，抢的东西得归还，到手的枪也就没有了；不杀不放，如何处置？巴顿多吉想把这件事推给红军。
巴顿多吉约红军谈判的地点是在一个山头。天还没亮，他们就把山头占领，居高临下，布置了很多藏民，都拿着长筒枪，是怕红军袭击他们。经过研究，洪学智决定派民运部长周于民去同他谈。初步商谈很有成效。巴顿多吉要求到瞻化城去，见红军最大的“头人”。
两天后，巴顿多吉来了，还带了一些人在山上警戒。洪学智在政治部接见了巴顿多吉。洪学智向巴顿多吉详细说明了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的目的，两人谈得非常投机。洪学智边谈边打开唱片机，播放唱片。巴顿多吉第一次听到唱片，非常吃惊，觉得很奇怪：“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怎么有人唱呢？”洪学智笑着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巴顿多吉很是佩服，觉得红军真是了不起，显得格外开心。
中午，洪学智请巴顿多吉吃饭。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请他喝酒他也不喝。洪学智就先举杯，一仰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诚意，非常感动，便逐渐解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越喝越高兴。巴顿多吉说道：“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提议，并按藏族风俗，与洪学智喝了公鸡血酒，义结金兰。
洪学智提出：诺那我们可以接收，但是我们有两个要求，一是诺那的徒弟应同时交给我们，二是我们红军要吃饭，需要筹备很多粮草，请你们帮助解决。巴顿多吉愉快地答应了。回去后，巴顿多吉告诉所管的寺庙，不准反对红军。后来寺院也主动捐了许多牛羊和粮食送给红军。不几天，巴顿多吉就把诺那送来了。诺那有七十多岁，是黄教的大喇嘛之一。巴顿多吉没有同时把诺那的马送来，因为那匹马很好，他想留下。洪学智考虑马是诺那心爱的坐骑，诺那年纪大了，没有马不行，又派人同巴顿多吉交涉，把诺那的马也要了回来。
后来，洪学智与政治部商量成立瞻化革命委员会。为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报经上级批准，请巴顿多吉出来当了瞻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在瞻化的几个月，红军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还有很多物资，都是经过巴顿多吉送到红军手里的。
红六军团快到瞻化时，洪学智接到萧克等人的通报，说还有两天就要到达，请洪学智准备粮食。当时连粮食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洪学智很着急，找到巴顿多吉：“老兄，我们又有红军要来，急需二十八万斤粮食，还有牛羊等，请老兄务必帮这个忙，抓紧筹备！”巴顿多吉说：“老弟，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到时准时送到。”这么大数目，洪学智还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兄说话可得算数呀！”巴顿多吉说：“你放心吧，没问题，看我的行动。”巴顿多吉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派人筹粮运粮，男女老少，拉的拉，推的推把红军急需的所有粮食、牛羊全都送齐了。
红四方面军攻克甘孜，在甘孜成立少烽民族革命委员会，洪学智就把诺那送到甘孜，建议让诺那当革命委员会主任。诺那年纪大了，一个多月后圆寂。他的徒弟海正涛按照藏族宗教仪式办理了丧事。红军和诺那交往的全过程海正涛都知道。后来，国民党造谣说诺那是被红军杀害的。海正涛回到上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红军待诺那很好，诺那因为年岁大了圆寂的，是他亲手照顾诺那的。最后还说诺那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遗物和资财哪里分配多少，说得很明白。这件事直到后来洪学智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看到这份《东方》杂志才知晓。事实证明，洪学智在瞻化做头人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同藏族群众的关系很好，红军各方面保障都可以兑现。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再次北上，洪学智率领政治部人员深入各师团宣传动员，鼓舞士气。全军指战员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三过草地，并往北进。八月进入甘南后，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新的战斗岗位。
第五卷 第六百七十五章
第六百七十五章
赖传珠，号鹏英。是中国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独立自由章。
赖传珠，江西赣县客家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加入中国青年团，一九二七年四月加入中国，同年九月任赣县白石部书记。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参与领导赣县大埠两千余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任赣县南区革命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三月赴湖南桂东县随参加创建和保卫井冈山就革命根据地斗争，先后任红四军特务连、卫生队党代表、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连党代表。一九二九年一月，随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闽西打游击，先后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四支队第十二大队党代表，第二纵队四支队政治委员、第三十二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第十二师参谋长，第十三军三十七师政治委员，第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第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七团政治委员、第十三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十五师师长，第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治委员，第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团司令部六科科长。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和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红二师五团政治委员。长征抵陕北后，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副部长兼政治部长、代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处长、江北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四野四十三军政治委员、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他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五兵团政治委员的赖传珠，风尘仆仆的回到阔别二十一年的家乡赣县大埠，给家乡亲人带来一份最好的见面礼——他统率的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已经解放了整个赣南！
赖传珠是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夜晚离开家乡的。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黑夜。轰轰烈烈的大埠农民暴动坚持斗争一个多月后，由于敌人的反扑失败了。赖传珠的父亲赖家芳被土豪劣绅杀害，领导暴动的战友们也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赖传珠奉命化装成商人，连夜潜入赣州城，寻找赣南特委和赣州县委汇报情况。谁知特委机关和县委机关已遭国民党军破坏，特委书记曾延生等十余人被捕入狱。赣州城内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城内不可久留。赖传珠与同行的谢家喜商量，决定上井冈山寻找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他们说走就走，从赣州出发，经唐江、上犹、崇义，直奔井冈山，一路走一路打听的工农革命军行踪。来到井冈山脚下，得知已率工农革命军前往湖南桂东县。谢家喜担心再次扑空，决意返回家乡继续与反动派斗争。赖传珠决心找到工农革命军，继续向湖南追赶。几天后，他终于在桂东沙田遇到了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见到了毛委员，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上井冈山不久，赖传珠便担任了红四军特务连、卫生队党代表。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从井冈山突围到赣南闽西游击，他又担任了红四军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党代表，是红军中政治工作的领导者。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全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时，赖传珠被选为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坚持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赖传珠领导的十二大队，多数官兵是国民党军起义参加红军的，军事素质较好，旧军队的思想作风也很严重，军事干部看不起政治工作干部，军官打骂士兵成风，有位爱打骂士兵的军官，被士兵们称为“铁匠”。“铁匠”发起威来，将士兵们的屁股打得又红又肿。战士们敢怒不敢言，弄得官兵关系紧张，战斗力受到影响。
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有一个“废止肉刑问题”。古田会议一结束，赖传珠就匆匆赶回大队，迅速召开支部委员会议和党员大会，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他着重谈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和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问题，并首先对照决议精神作了自我批评。在他的带动下，其他支委也作了自我批评。全体党员和广大战士听了决议内容传达，都表示热烈拥护。那位爱打骂士兵的“铁匠”闹起了情绪。赖传珠找到“铁匠”谈话，反复讲清红军是新型的革命军队，应该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官兵平等，团结一致，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打倒反动派。
赖传珠一席话，使“铁匠”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表示再也不打骂士兵了。赖传珠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作出决定：坚决制止打骂士兵，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许损害群众利益。
古田会议后不久，赖传珠升任红四军二纵队四支队政治委员，后来又先后担任团长、团政治委员、师参谋长、师政治委员等职务。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为深入贯彻古田会议而不懈努力。
中央红军野战军离开苏区长征时，赖传珠任红一军团一师政治委员。遵义会议后到扎西，部队因减员整编赖传珠回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任政委。四月二十三日，他率领红五团来到滇西黄泥河。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薛岳纵队突然出现在红军侧翼，给正在向金沙江前进的中央纵队造成严重威胁，情况十分危急。其时，红五团团长正患重病。赖传珠不待上级命令，当机立断，立即指挥部队抢占山头，坚决挡住敌人前进。全团4挺重机枪在他的指挥下喷者火舌，将敌人压在山脚下。战斗至中午，自恃人多的敌军官端起机关枪，赶鸭子般地威迫敌士兵蜂拥着向红五团阵地冲来。眼看敌人就要逼近阵地，赖传珠命令部队上刺刀，他自己也拾起身旁的一支步枪，安上刺刀，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刚要带头跃出掩体，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鲜血立时从他的胸前涌出。他的警卫员于占鳌见状，赶紧上前将他扶至较为安全之处，对伤口进行简单包扎。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赖传珠强忍着伤口巨痛，一直在阵地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黄昏，才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使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脱离陷境。
因伤势严重，赖传珠被送往军团卫生队治疗休养。部队天天行军打仗，随军行动的卫生队医疗条件极差，赖传珠伤口感染，高烧不退，多次昏迷过去，后经多方抢救，才转危为安。一九年七月六日，他的伤势稍有好转，尚未痊愈，又回到红五团任政委，领导全团爬雪山、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赖传珠奉命从延安奔赴南昌，担任新四军参谋处处长，协助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主持军部参谋工作。
新四军各部的整编与集结、开赴皖南、挺进敌后，抗击敌、伪、顽，无不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制造“皖南事变”。一?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