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二、三十架飞机、五十多辆坦克、上百门大炮以及步、骑兵，向守军阵地发动了多次进攻，战斗打得相当残酷。中央阵地你争我夺，反复易手，每一仗下来双方都有一、二千人战死。而左翼战场是开阔地区，易攻难守。据李默庵的秘书高建中介绍，左翼战场的地形特别适合日军的坦克作战。日军的坦克非常凶猛，冲到前沿阵地都是平原地区，横冲直撞，在阵地上碾来碾去，第十师第五十七团的一些营连，整连整排的就迎着坦克，被碾得尸骨粉碎，但是无一人退缩。为了对付敌人的坦克，当时的李默庵在指挥部非常着急，在关键时候他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打法。用瓶子装上汽油装上煤油，然后站在房顶上扔到攻到村里来的坦克上，然后再用手榴弹引着，然后把敌人坦克烧了多辆。高建中协助李默庵撰写有关抗战的回忆录。他说，第十师五十七团的一个营打得没有剩下几个人，战士们个个衣衫褴褛，篷头垢面。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李默庵亲自到前线慰问，称赞这个团是铁军，并且号召全体官兵向他们学习。就在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同时，八路军在敌后切断交通，袭击敌人据点，伏击增援部队，与正面战场配合，形成了腹背扼咽的围击态势。
李默庵应朱德的要求，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陈锡联部，奇袭阳明堡机场的行动，阻击了日军派出的增援部队。
当时为了保证奇袭敌人机场的成功，朱总司令就打电话给李默庵将军，说请部队正面出击，以掩护八路军火烧敌人的机场。火烧机场的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几十分钟，这个团一下烧掉了日军的二十四架飞机。
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战斗，炸了飞机场以后，日军湘岳师团当即自阳明堡杀奔过来，在李默庵将军的部队全力阻击，才使得他领导的部队顺利撤退。中国报纸曾经援引陈锡联的话说，“那时可真是同仇敌忾啊。”
李默庵将军也有相同的感受。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感受最深的就是当时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李默庵说：“当时我感受意义最重大的一点就是，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军民都是一致对敌的，只有一个敌人。这是我从军几十年来唯一感受到的最难得的一点。”
李默庵出生在一九零四年，是湖南长沙人。从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到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结束，前后经历了二十五年战争，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不仅亲历了东征、北伐和各次军阀混战，还跟的军队打过仗。在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作战中，他就和红军交过手。红军撤离江西瑞金的根据地以后，首先打进瑞金的国民党军队就是李默庵的第十师。
回忆忻口会战，李默庵说，不久前，国共两军还在互相作战，现在却突然成了同一战场上的袍泽，捐弃前嫌，联手抗日，很令人感慨。
第五卷 第六百七十八章 （混混章 节）
第六百七十八章（混混章节）
忻口战役坚持了二十三天，后来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可能受敌前后夹击的危机局面，中队主动退出了战场。在这次战役中，日军被打死打伤三万六千人，中队也死伤五万多人，其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人壮烈殉国。郝梦龄是中国抗战中阵亡的第一位正职军长，蒋介石和都发表祭文对他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
忻口战役后，李默庵在晋南坚持抗战，并升任第三十三军团长，指挥两个军进入中条山敌人后方，在国民党军队中首创了游击战术。那时，蒋介石对游击战非常重视，他强调，在二期抗战中，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李默庵的部队对敌人的铁路线进行了上百次攻击。土岭一战就烧毁日军一百多辆汽车，还两度攻占了侯马站，给南同蒲路以重大破坏。由于李默庵在游击战中打出了成绩，所以国共合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时候，蒋介石调李默庵出任教育长，跟代表叶剑英合作。训练班先后办了三期，培训了近四千名的敌后作战人才以及一些英人。训练班期间，李默庵还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参加了昆仑关作战，担任第三十八集团军副司令。一九四零年李默庵被调任浙江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他是抗战胜利以后在浙江境内接受日军投降的最高长官。
除了黄埔同学会会长的职务外，李默庵还曾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副主任。回顾往事，这位历经国共两党几十年纷争的老将军感到最难以忘怀的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军共赴国难携手杀敌的兄弟情谊。李默庵跟领导人周恩来相当熟识，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候曾经调李默庵到政治部当干事。抗战初期，李默庵到达太原后还特地拜访了当时在那里的周恩来，就战役的实施和抗战的前途交换了意见。
忻口战役以后，第十四集团军和八路军总部同驻晋南，关系一直很好。一九三八年春节，卫立煌、李默庵等人还去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拜年，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接待。李默庵的秘书高建中说，李默庵当时的发言稿保存至今。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抗战必胜的决心以外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再一个就是强调联合国共两军作战，互相学习，交流战略战术，共同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同时特别提出，以团结求生存，以团结求胜利。生老病死，本为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况且李默庵已近百岁，也是寿终正寝。但他尚未了却的一桩心愿，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惋惜。李默庵晚年从美国回归祖国定居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叶落归根，将来入土故乡；第二、联系在台黄埔同学和袍泽，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为祖国统一大业作些贡献；第三、把自己投身激荡的民主革命经历和对新旧中国的体会记叙下来，以教后人。李默庵曾经说“鉴史知今，每当我回想到忻口作战国共合作的经历，便对至今海峡两岸尚天各一方，遥相对峙的分裂局面感到痛心，油然而生推动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共建强大中华民族的深切渴望心情。没有团结统一，便没有强大的中华民族。当此世界各国均奋力振兴经济，相互激烈竞争的年代，海峡两岸骨肉同胞，确当消除成见，携手共进，早日实现统一才是。我相信我会看到这一天的！”
而且，这次李默庵还不是一个人来的长春，李默庵还带来了自己的一个同学，就是已经退役的，黄埔一期的黄雍。也被李默庵请来长春帮忙来了。
黄雍，湖南平江人；一九二二年冬，入程潜主持的陆军讲武学校，后与袁仲贤、黄锦辉等于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参加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后脱离党组织，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军委会中将高参等职务，因厌倦国民党官场和反对内战，一九四六年即以中将军衔首批退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雍挂名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实则赴香港继续华东局的秘密工作；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民革候补中央委员等职，参加对台湾工作以及战犯改造工作；一九七零年去世，享年七十岁。
黄雍，号剑秋，湖南省平江县城关镇人；幼年孤苦，曾当过学徒、警察。
一九一八年出走广州，一九二二年入讲武堂，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参加国民党；黄埔毕业后，做农运工作。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曾任东江和琼崖特派员，先后组织武装暴动，占领过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府及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一九二九年，对立三路线不满，与失去联系，由谭平山等介绍加入第三党，一九三零年被捕后脱党；一九三一年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军委会中将高参、三青团总务处长等职。其间，还创办过中国通讯社，《中华晚报》及新生学校（后改名中正学校），浮沉于国民党官场十余年，直至一九四六年退役。
解放战争时期，同时任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四所中正学校校长。学校系私立，名虽中正学校，但不准国民党、三青团在校活动。相反，却容纳了进步教师，任党员肖克勤开办的上海夜校的教务主任等；一九四七年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给黄来信和电话，要求将肖克勤等四位教师押送南京，并谓“吴国桢市长和宣铁吾司令已报告蒋介石”。黄则赠送旅费，请肖克勤离较暂避。对进步教师陈逵等三人，则调整教课而已。
一九四八年秋，黄被迫辞去上海中正学校校长职返湘，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
一九四九年初，黄的秘书吴少岳自上海来电，约黄到沪，与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见面。三四月间，黄雍、陈逵等组织湖南在乡军官自救会，陈明仁任主委，黄副之，为促成湖南和平解放而工作。四月，建立与中央直接联系的电台；白崇禧在长沙实行白色恐怖的一段日子里，黄为保护这一电台颇费周章。黄这次在湖南的工作，后来受到周恩来的当面嘉许和吴克坚的来函称道。
解放后，黄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民革候补中央委员。
“特殊时期”中受迫害，一九七零年二月八日逝世，终年七十岁；一九八零年政协全国委员会为黄雍举行了追悼会，为其平反昭雪。
黄雍，字剑秋，湖南平江人，早年曾当过学徒，警察。一九一八年因参加反军阀赵恒惕的革命运动而被通缉，出走广州。经张辉瓒介绍任湘军总部参议。一九二二年冬，入程潜主持的陆军讲武学校，与袁策夷（仲贤）、黄锦辉等二十四个代表一起向校方抗争，要求并入即将开办的黄埔军校。
一九二四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参加国民党。黄埔毕业后，与袁策夷一起前往东苑和宝安做农运工作。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任广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军事总教练。
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任省港罢工纠察委员会委员、第五大队队长、军务处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留穗负责人、财政部长宋子文偕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东园会址亲自检阅，誉“工人纠察队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国民革命军之楷模”。随即经苏兆徴和周恩来同意，宋子文聘黄雍兼任财政部缉私卫商检查总队少将总队长、检查总所所长，以实现摆脱不平等条约对新生革命政权的束缚，排除港英和澳葡对新生革命政权的阻扰与扼杀，独立检查外国商船并通关，达到收回海关自主权之目。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底兼任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主任，延揽了一批员参与会务，使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成为主导的机构。“四一二”政变时是首先被蒋介石清洗的单位之一，成立以贾伯涛、黄珍吾、李安定、林桓、周复为常委的特别委员会，并于四月十九日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驻粤黄埔同学会特别委员会启事”称：“黄埔同学会驻粤办事处，前因反动分子把持会务，经于四月十四日我政府将反动分子一概肃清。”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任东江特派员，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组织海陆丰武装暴，占领海陆丰，受命改编、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期间东江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中洞和朝面山变成了东江革命的心脏，是名符其实的“东江红都”，率先在中国进行了“农工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两天，在东江革委会所在地高潭召开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大会还将高潭玗的新老街命名为“马克思街”和“列宁街”，黄雍作为东江革命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了命名仪式。十一月十一日成千上万群众参加了在上玗埔召开的庆祝高潭区苏维埃成立大会，黄雍宣读了贺词，并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高潭区苏维埃是在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是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九二八年春，任南方局琼崖特派员，琼崖特委常委，主持特委军事工作，先后组织武装暴动，占领榆林港和海滨县城陵水，以期接应苏联军火船，为李立三夺取全岛政权的指示做准备。接着反革命势力大举反扑，革命处于低潮，一九二八年底受琼崖党代表大会的委托回香港，反映会议“不能再继续搞全面武装暴动”的意见，与李立三及其“彻底革命”的理论发生激烈地冲突。因对李立三“左”倾路线不满，一九二九年北去上海，并受命准备去苏联学习。因上海组织被破坏，无法接头与失去联系。
在上海期间，黄雍由谭平山等联系加入邓演达所领导的第三党，并于一九三零年成立“黄埔革命同学会”，与余洒度、陈烈一起成为主要负责人，与陈烈共同负责组织和军事工作。一九三零年冬，北上平津，成立并领导“黄埔革命同学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一九三一年中，受命负责第三党在武汉的军事工作，以及中央区“黄埔革命学会”工作。与中央派到武汉策划两湖地区军事暴动的蔡升禧协同开展工作。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午夜在武汉被捕，几经辗转解往南京，后脱党。
一九三一年冬入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结业后适逢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强我弱，蒋介石的统治根基尚不稳，军内派系林立，他对敌我双方情况均不能准确掌握。于是戴笠组织唐纵、梁干乔、黄雍、张炎元、徐亮、胡天秋、周伟龙、马策及郑锡麟十人成立“调查通讯小组”，奔波于南京和上海一带，收集敌我双方的兵力、伤亡、武器、给养、战况、士气、通讯等与战争有关的信息，供蒋介石作指挥战争的决断之用。后来军统正式形成，追述它的起源，这个小组就成为军统的鼻祖，也被称为“十人团”。淞沪停战后黄雍即离开，他不是军统的成员。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短暂地担任过二十一师政训处长，及福建省保安处长肖乾的科长。
一九年起担任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副处长，处长刘咏尧为学者型人物，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人们办事就找黄雍，他成了军校调查处的实际负责人。此期间黄雍创办新生学校，收容流动性很强的黄埔军人的子女入学，后应黄埔军人的要求改名为中正学校，但他自己又在南京办了一个仍以“新生”为名的职业学校。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为把爱国的帮派人士和热血青年组织到抗战的第一线，蒋介石电令戴笠紧急组建一万人的“抗日别动队”参加战斗、担负特殊任务。避免这支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队伍成为乌合之众，黄雍在一周内紧急调配六百名校、尉级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到上海报到，充任“抗日别动队”各级指挥员，以此来支持淞沪会战。这支部队在抗日前线视死如归，百分之七、八十都战死疆场，无比悲壮。在回顾军统历史时，人们常称戴笠为“军统之父”，也有人以“抗日别动队”军官配备为例，称黄雍为“军统之母”，其实黄雍从未在军统工作过。
抗日战争期间，黄雍历任军政部伤兵管理处副处长，军政部伤兵生产管理局副局长，军委会中将高参，军委会总务处副处长等职。一九四五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鼓动军人代表反对蒋介石的意志，被吴铁城警告并被停止出席会议一天。
抗战胜利后，黄雍任军委会设营队总领队，指挥小型军舰顺江而下，负责接收南京。因厌倦国民党官场和反对内战，于一九四六年即以中将军衔首批退役。
解放战争时期，黄同时担任重庆、南京、上海、杭州四所中正学校校长。学校系私立，名虽中正学校，但不准国民党、三青团在校活动。相反却容纳了进步教师，如党员肖克勤任教务主任等。一九四七年蒋介石的军务局长俞济时给黄雍电话，要求将肖克勤等四位教师押送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