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带来与周恩来结拜兄弟时之照片，其心中有感，特作诗云：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表达了对这位六十余年前同窗挚友的深深思念，也对其未能在有生之年与周恩来重逢而遗恨终生。
周恩来与吴国桢，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同时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
一九二一年，吴国桢清华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留学。他先是在美国格林奈尔大学学习，主修经济，兼修市政。毕业考试时，吴国桢各门课的成绩都是a（最好成绩），惟独思政课得了个b+（仅次于a）。巧的是，后来吴国桢大半生都在出任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像一九三二年出任汉口的市长，一九三九年出任重庆的市长，一九四六年出任上海的市长。
在美期间，他与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之弟郭泰桢交谊笃厚，又与宋子文及宋美龄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为日后归国从政伏下契机。晚年赴台后，文官吴国桢、武将孙立人同遭蒋氏猜疑而被抛弃，孙氏为蒋终生软禁，吴氏却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安然赴美。他晚年在回忆中仍称蒋夫人是“很有吸引力和魅力的女人”，“蒋夫人个人对我和我的妻子一直很好”。战时，国民党高层中甚至传出吴国桢与宋美龄有染的绯闻。而吴国桢与宋子文也是过往甚密，甚至在宋氏与蒋介石发生冲突时，宋氏会想到请吴国桢居间疏解。
一九二六年，吴国桢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起程回国。不久，吴国桢步入仕途，开始其将近三十年的宦海生涯。
一九二九年，吴国桢担任汉口财政局长。有一天，他路过一家照相馆，看见橱窗里陈列着一张少女的相片，婀娜多姿。吴国桢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但不知她是谁家的小姐。他见这位少女的照片是和当时一位名声不大好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照片放在一起时，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吴国桢装着很生气的样子，走进照相馆，质问老板：“你们怎么可以把人家千金小姐的相片，和电影明星的相片放在一起招揽顾客呢？”紧接着，吴国桢又追问：“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位小姐是一位有声望人家的女公子？”老板见吴国桢西装革履，胸前还挂着市政府的圆形徽章，知道他是当官的，于是赶紧回答：“知道，知道！她是汉阳铁厂黄厂长家的大小姐。”
这位黄厂长名黄金涛，早年也曾在美国留学。黄小姐是黄的长女黄卓群，当时正在上海中西女校读书，因天生丽质，被誉为该校校花。黄放假回汉口时，在这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被老板私下添印放大，陈列在橱窗内，招揽顾客，结果引起吴国祯的注意。
后来，在吴国桢哥哥的安排下，吴国桢和黄卓群见了面，两人一见钟情。一九三零年，二人在汉口租界的一所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吴国桢和黄卓群的这段姻缘非常美满，两人相依相伴走过了一生。半个世纪后，吴国桢已经在美国定居，他的一位邻居曾这样评价黄卓群：“吴夫人美丽贤惠，且能文能画，多才多艺。平日除料理家务外，尚能发豆芽，做豆腐，蒸馒头。最令人佩服的，她自己还能缝制西服，手艺精巧，式样大方，不逊于职业裁缝。”
吴国桢初到美国，以演讲和笔耕为生。他与《芝加哥论坛报》签订了三年的合约，为其撰写评论，同时他也到美国各州去作巡回讲演。吴国桢更希望能到一所高等学府任教，其实，凭借吴国桢的学历、经历和才干，他应该是诸多高等学府争相聘请的对象。但在五十年代，美国许多高等学府都歧视华人，同时，一些名牌大学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把持讲坛，操纵刊物，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也排斥中国学者。拥有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胡适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来到美国，本来也打算在美国东部的大学里谋一教职维持生活，正由于人为的因素，被排斥在大学讲坛之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胡适只好到哥伦比亚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当管理员，月薪三百美元，每日埋首故纸堆里编目整理，很是委屈。
在这种背景下，吴国桢想在大学中谋一教职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一九六三年，吴国桢应邀到美国乔治亚州的阿姆斯特朗学院作特邀讲演。吴国桢的人品、伦理观、道德标准以及渊博的学识都给该校校长亨利阿西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阿姆斯特朗由三年制的学院改为四年制的大学，正缺少历史和哲学专业的教授，亨利校长便热情地邀请吴国桢到学校任教。一九六五年，吴国桢应邀到阿姆斯特朗大学担任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年薪四千多美金。
来到阿姆斯特朗大学任教的第二年，吴国桢即与《亚洲研究》杂志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亚洲研究》是美国亚洲学会的会刊，其前身是费正清等人创办的《远东季刊》，是一份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权威刊物。
吴国桢在阅览美国出版的关于清朝地方政府的书籍时，发现这些书籍的内容既不够充实，又常有谬误之处。为了澄清有关清代地方政府的性质、组成、职能及人事制度等问题，吴国桢用英文写成《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一文，投寄给《亚洲研究》。
吴国桢本人担任地方高级官职达二十年以上，就地方政府的问题积累了不少资料。他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清朝时期县级地方政府的人事制度、县官职责，以及当时地方政治状况，纠正了美国某些出版物的谬误。
《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邀请了两位学者评阅此文。其中一位认为吴国桢并没有读过关于中国帝制时代地方政府的主要著作，比如一九六二年在麻省剑桥出版的瞿同祖撰著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指出吴国桢的学术论文没有将所引用的资料来源以注释或参引书目的方式详细列明；另一位学者认为吴国桢的论文虽然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诠释，但这只是根据个人观察、了解，而非采自研究材料。据此，克伦将该文退了回来，并附上了评审的意见。
但是，吴国桢不服退稿的理由，他表示为了维护学术研究的崇高地位，以及使美国学术界能够获得正确的中国历史的知识，有必要将此问题澄清。此后的两年间，吴国桢连续向《亚洲研究》的总编辑克伦发出信函，指出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在内容上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建议把瞿同祖书中相关内容加上吴对瞿的这本著作的批评，作为他那篇《中国帝制时代的地方政府》的篇末注释。
在吴国桢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克伦请自己的女秘书与吴国桢取得联系。而吴国桢依然不屈不挠，执意要将这个问题弄清楚。在多次书信来往交涉、争论有关评审这篇文章的意见之后，克伦给吴国桢写了一封信，声明以后对吴国桢的这篇文章将不再讨论和答复。
后来，吴国桢又去函数次，均被原封未拆地退回。为了这篇文章，双方来往信件多达四十封，历时两年，邮电费用所耗不少。其实，该稿件即使被刊载，也并无稿酬，只是让个人的研究心得，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吴国桢准备上法庭控告亚洲学会，但由于昂贵的律师费用，以吴国桢的经济情况，实难承受。最后，吴国桢只好把他和亚洲学会的来往信件，连同那篇文章，自费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美国为何不理解亚洲事务？》。
一九二七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的市长等要职。国民党逃台后，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还在一九四八年上海的市长任内时，吴国桢就与太子蒋经国发生冲突。蒋经国经济上的铁碗手段以及其掌握特务大权后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的白色恐怖做法，又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他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
在五十年代初，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十二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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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六百九十八章
第六百九十八章
一九二七年吴国桢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受蒋介石器重，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湖北税务局局长、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重庆的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的市长等要职。国民党逃台后，为了争取美国的好感和支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蒋介石任命吴国桢取代陈诚出任台湾的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还在一九四八年上海的市长任内时，吴国桢就与太子蒋经国发生冲突。蒋经国经济上的铁碗手段以及其掌握特务大权后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的白色恐怖做法，又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他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在五十年代初，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国桢与蒋经国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于是吴国桢在一九五三年四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的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世杰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世杰下台后，从台湾传出王世杰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十二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一九零三年，吴国桢生于湖北，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北京。一九一四年，年仅十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一九二一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一九二六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一九二六年吴国桢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夏斗寅的汉口的土地局长、财政局长，一九二八年出任湖北的财政厅长；一九三二年，吴国桢任蒋中正机要秘书，同年出任汉口的市长，时年二十九岁。一九三六年长江发生洪水，吴国桢下令修建了巨大的堤防工程，挽救了这座城市。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攻占汉口，吴国桢全家逃往重庆。一九三九年，吴国桢出任重庆的市长。一九四二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一九四三年，吴国桢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一九四五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吴国桢是惟一先后担任过中国四大省市长官的人物。一九三三年吴国桢任汉口的市长，尽心市政建设，曾主持修建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战时复为保卫大武汉，作出积极贡献。一九三九年吴国桢又任战时陪都重庆的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一九四六年任上海的特别市长，竭力控制财政预算，取缔黑市和j商，试图稳定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一九四九年再任台湾的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协助蒋氏父子稳定台湾的统治。吴国桢能够四次出任中国重要省市长官，首先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宠爱和信赖。
一九二六年秋由美归国后，吴国桢初任上海政治学校教授，后由张群推荐入政界任职。一九三二年被蒋介石揽任为私人秘书，其才华深受蒋介石赏识，虽然吴氏任此职时间不长，但由此与蒋介石结成密切关系，成为其屡受重用和进入中枢任职的重要原因。其次，吴国桢在四任省市长官期间所显示出来的为人与才能也为各方所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惠庆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的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当时，在中国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十七位。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
蒋介石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但吴国桢亦特别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国桢不满的远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十二月十五日，蒋中正任命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的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担任台湾的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但是在抗美援朝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美援，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与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国桢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