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他选中塑胶工业，但手中缺乏资金，向政府及银行贷款均遭拒绝。最后他找到尹仲容，尹仲容力排众议，决定给王永庆以大量贷款，终于使王永庆这个濒于倒闭的民营企业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塑胶企业之一。
那时，台湾政治经济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台湾政客官僚的口头禅是：“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尹仲容则挺身而出说：“人民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有人劝他明哲保身，少负责任。他正气凛然地回答说：“你知道责任二字的真意吗？责字头部是‘主’字，下面是宝贝的‘贝’字。只有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工作，只有负责才能生产宝贝的钱财。如果把责任推给他人，不就变成个‘债’字了吗？一个官员对国家负债，国家就要对人民负债了。”这就是性格耿直，勇于承担责任的尹仲容。他的座右铭是“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尹仲容行事一向大刀阔斧，而且眼光也看的要比一般人远，他所参与制定的政策，往往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但他仍然大公无私，雷厉风行。他为台湾制订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是因他看到美援物资中有大量的棉花，而纺织者来台湾时带来了一些机器，于是他管制日本棉花与棉纱的进口，再批发大量的美援棉花给台湾的业者，还支付业者一笔加工费，最后的成品也由当局收购。当时，社会上对尹仲容的攻击之声响彻朝野，但是尹仲容却丝毫不为所动，终于使台湾的纺织业由原来的年进口一千余万美元，变成出口六千万美元。到一九五三年当局停止这项政策时，台湾的纺织业已经进入了稳定阶段，为以后十几年的纺织品外销，打下了很深的基础。
后来，人们总结：当时尹仲容大力实施的“代纺代织”政策，使纺织业者获得前所未有的巨额利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这些资本转而投资于其他工业，从而促使台湾经济全面飞速发展。台湾的远东、裕隆、六和、台南等大财团，没有一家不是起家于尹仲容的纺织政策的。对于台湾的电力与交通运输，由于其为经济运转之枢纽，尹仲容更是殚精竭虑。其时，台湾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国际上已出现拒收的的迹象，而尹仲容竟以不到二百万美元的外汇存贮购置了大量的发电机，供脆弱的台湾工业发展之用。一九五二年底，各项生产指标已达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最高产量，经济也趋于相对稳定。他常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本人就是一位勇敢的“谔谔”者。
尹仲容的经济思想，最重要的是主张经济全面改革与发展，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台湾经济在尹仲容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推动下，总的说来已经逐步趋于稳定，通货膨胀已基本解除。但台湾经济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则受到台湾较小的市场限制。突破这一艰难的瓶颈，唯一的途径是打开外销市场，改革外汇贸易政策。为此，尹仲容审时度势大胆地进行了三个十分重大、充满风险的改革。一、逐步建立自由贸易制度，取消数量管制和复式汇率，恢复价格机能；二、调整汇率，部分采取有弹性的机动灵活的模式，以取消对很多进口物资不必要的变相补贴，取消对很多出口物资的变相课税；三、采取很多鼓励出口的强有力的措施，刺激台湾内部经济的迅速发展。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很多人建议在台湾采用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凯恩斯以消费促进投资和生产的理论。尹仲容经过认真研究和科学思考，认为凯思斯这一世界普遍采用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台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促进生产和投资，并非完全是纸上谈兵，但当时的台湾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是需要用台湾有限的可用资源去建立强大的生产能力。如果以冒险的方式即以增加消费的方式来刺激投资，将台湾十分有限的可用资源消费掉，还有什么可供投资方面的资源需要？经过科学论证，他坚决主张在台湾发展经济的复杂过程中，应当稳定币
坚决执行信用膨胀的政策。在尹仲容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台湾投资和生产都有十分稳定和良好的发展。
尹仲容生活非常节
兼职不兼薪，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方面获得佣金四十余万美
全部留归公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四
尹仲容病逝于美
终年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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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第七百零一章
第七百零一章
在南京蒋经国紧锣密鼓的在未来上海的金融整顿，而这个时候，相比起来，在上海，很多人的都对蒋经国这个行动相当的不看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孔令侃。
孔令侃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新生们欢天喜地地走进大学宿舍不久，便发现在二楼靠东头有一间空房。不久，这间空房里住进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孩儿，灰布大褂，圆口布鞋，和大多数新生一样。一个新生住了一个单间，消息像长了翅膀立刻飞遍了校园。要知道，别说新生就是四年级学生也都是两三个人一间宿舍，只有老师才可能一人住一间屋子。一个新生怎么可能住单间呢。不久，谜底揭穿了，原来这个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孩儿，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
孔令侃生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后来人们渐渐发现，不仅仅是住单间，孔令侃比任何学生都享有特权。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学校的规章制度、校纪校规对他都如一纸空文，连美国校长都敬畏他三分。
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必须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当时刚学会跳交谊舞，舞瘾极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还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学一块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学校每晚十一点关门，孔令侃就从墙上跳进去，有时干脆就在外面过夜。他有的是钱，想到什么旅馆住就在什么旅馆住。开始还有同学反映，看到校方对此装聋作哑，也就没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八点，必定有两辆轿车开到校门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辆孔令侃自己开，一辆上坐着几个“保嫖”。学校的学生和一般教职员工都在大灶吃饭，校方官员和一些教授吃小灶。为了照顾孔令侃，校方特别允许他吃小灶。可只几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从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觉得小灶的饭菜实在难以下咽，就和宋蔼龄讲学校伙食不好，叫家里到宾馆订饭送到学校里。于是，只要孔令侃一个电话，到时就有人用车专为他送饭送菜，风雨无阻。
存在决定意识，环境改造人，孔令侃从小就受骄宠。但孔祥熙、宋蔼龄对孩子管束得还比较紧。而到了大学，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脸色，周围又全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孔令侃越发唯我独尊，飞扬跋扈，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到了大学二年级，他把宿舍里原来的旧家具换了个遍，重新布置购买了转椅、沙发、弹簧床，地上铺上了地毯，墙上挂上了壁画，并配备了电唱机、收音机等，伊然像一个高级酒店的客房。孔令侃虽是个执绔子弟，但也颇有点野心，这可能是从爸妈那里继承而来。在圣约翰读书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同学“团结”起来，以便形成自己的势力和网络。从这一点上讲，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据说为这个团体取名时孔令侃还颇费了一翻脑筋，他不学无术，自然想不出什么好名字来。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没一个让他满意。就在这时，孔祥熙第一次出访欧美归来，给他带回了有关希特勒和德国纳粹的消息。孔令侃对希特勒组织的纳粹党很感兴趣。于是，他就别出心裁地用德语nazis（纳粹在上海话中与“南尖”极相似）的译音作为这个团体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来。南尖社成立初期，并没有多少成员。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里的一些闲杂人员。但自从孔令侃大学毕业，在政府里任职后，南尖社就迅速扩大了。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很多人不论经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关系。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继承人”，谁愿意为加入一个不疼不痒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爷呢？！
南尖社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捣的玩意儿，使孔令侃真正走进政界和商界的当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蔼龄有两男两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宋美龄、宋庆龄包括蒋介石都时不常地恭维几句。所以孔令侃大学一毕业，就当了南京政府的“特务秘书”。这个职位原本没有，是专为他而设，也不好评什么级，实际上的权力却大得很。孔祥熙为了“锻炼”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让他审阅，并教他批改公文。后来孔祥熙觉得这样还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这样混下去还很难较快发展。就又和宋蔼龄商量，出了一个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就叫孔府办事处，由孔令侃负责。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学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办事处，组成了一套办事机构，孔令侃当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个自己多年的亲信王梁甫当副主任。下设机要、秘书、财务、总务四个组。
就这么折腾了一阵子，孔祥熙觉得孔令侃积累了一些政治经验，就想让其进入商界。孔令侃也对成天看公文、写文件、上传下达极为厌倦。碰巧，这时政府决定成立中央信托局，由财政部领导，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或和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信托业务。财政部还准备一次投给其启动资金一百万元。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孔祥熙任理事长，张嘉璈以中央银行副总裁的身份兼任局长。不久，张嘉璈被挤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让孔令侃顶这个肥缺。
可那时，孔令侃刚刚二十岁，一下子当局长显然还不行。于是孔祥熙就想找个岁数大、老实听话的人当个傀儡局长，而让孔令侃掌握实权，他在幕后操纵。财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种意图，结果有点本事的不愿意来，想来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说也是，说是让你当局长，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烦就得往自己身上揽，谁干呐？！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让孔令侃干，最后就把皮球踢给了蒋介石。还是蒋介石老谋深算，他没用孔家势力范围里的人，而是任命了一个蒋介石的同乡，叫叶琢堂的人当了局长。这个叶琢堂是个明白人，知道县官不如现管，到了中央信托局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见孔祥熙和宋蔼龄。不久，抗战爆发，中央信托局由上海撤到武汉，又由武汉撤到香港。到香港后，叶琢堂任命孔令侃为常务理事，主管中央信托局的业务和人事大权。那时孔令侃不过二十四五岁，却成了中央信托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于是叶琢堂倒真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局长。
轻易到手的巨大权力使孔令侃更加狂妄自大。除了少数个别人，如蒋介石、宋子文、杜月笙、叶琢堂外，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对一些曾支持蒋介石上台的江浙一带的财阀，直呼其名一点不留情面。当时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曾发牢马蚤说，这位孔大少爷给我打电话，就像训孙子一样，一点礼貌都不讲。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辈份的人呐。
孔令侃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到处横行霸道。抗战爆发前，他有两部车子，尾号都很怪，是一连3个7。他经常驾车在上海和南京的大街上横冲直撞，警察后来都知道这个号码，所以任其违犯交通规则，无人敢问敢管。据说还有一次财政部正在办公，忽然从秘书办公室里传出枪声，大家惊恐万分，以为发生了意外事件或来了土匪刺客。后来才知道，孔令侃的抽屉里常年的放着两把，那天他突然心血来潮，说要和人比枪法，便从抽屉里掏出手枪，打办公室天花板上的灯泡。孔宋两家有矛盾，孔令侃对宋子文也一点不客气。他最崇拜蒋介石，而对宋子文则没放在眼里。小时候，宋子文常来看他，给他买些玩具、糖果，他还能叫声舅。长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称宋子文为“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缩写。幸亏那时没有电视（电视的英文缩写tv），不然要闹出更大的笑话。有一次孔令侃听说美国市场猪鬃紧俏，就赶快叫人去收购猪鬃，准备运到美国发一笔横财。不料几天后手下的人报告，说猪鬃收购困难。孔令侃一了解，原来宋子文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正派人四处收购。他马上打电话给宋子文，让其让出一块地盘，让让他这个外甥，还说好处大家占、有钱你我分之类的话。
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惯孔令侃那股横不讲理的劲。自从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后，除了必要的应酬，从不和他说话。这次收购猪鬃一事，自然不会相让，就回电话搪塞说，猪鬃收购一事他并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冲突之处，自会妥善处理。
孔令侃见宋子文不买帐，就直接驱车来到宋子文的办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顿，并布置手下的人到贵州云南等地收购，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对，就砸车绑人，然后一切由他负责。
后来，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讨后最后划定了势力范围。四川、广西由宋子文收购，云南、贵州由孔令侃收购，才算避免了一场拳斗。
孔家有个习惯，每天晚上要搓麻。孔祥熙不爱玩麻将，主要是宋蔼龄，还有几个是孔家的好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和税务局长樊光夫妇等，其中属盛升颐夫妇来得最勤。盛升颐的妻子虽已年近40，但保养得极好，看上去就像30岁左右一样，而且性格外向，极善辞令。只要她一来，满屋子就听她一个人在说话，而且她生得标致，皮肤极白，人称“白兰花”。孔令侃和“白兰花”可谓“一见钟情”。尽管他们年龄相差十几岁。盛升颐常来打牌搓麻，孔令侃就和“白兰花”借口散步出去约会。开始还只是搂搂抱抱，不久便上了床。孔令侃是个色鬼。以前，只要是漂亮的女孩，他总要想办法弄到手，到后来玩腻了，就觉得女孩子没劲，还是结过婚的女人更有魅力，就专门和有夫之妇约会。在和“白兰花”之前，他曾经看上宋子文妻子张乐怡的妹妹，鬼混了几次之后便提出要结婚。当即孔祥熙、宋蔼龄和宋子文、张乐怡听后都大吃一惊，觉得这绝对荒唐。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专门找孔令侃，就这件事和他谈，并列举了种种不妥的理由，说明这件婚事的不合理性。孔令侃听后说：“娘舅怕什么，讨了他的小姨子，我和他（宋子文）不就平起平坐了。”当时，弄得孔祥熙和宋蔼龄哭笑不得。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孔令侃的计划终于未成。另一方面，张乐怡的妹妹当初就不情愿，后见孔宋两家都真的反对，也就大着胆子拒绝了。实际变成了孔令侃剃头挑子一头热乎。好在孔令侃也多变，很快他对那位“小姨子”失去了兴趣，又开始向别的女孩发动进攻。
可以说，“白兰花”是孔令侃遇到的所有女人中，最令他。最令他动心的一个。她特别能理解（或者说操纵）孔令侃，知道怎样逢迎。她比孔令侃大十几岁，有着多年的生活阅历和交际经验，经常能为孔令侃出谋划策，并在孔令侃最需要帮助时，出现在他面前。
“白兰花”属于那种交际型的女人，她也清楚的知道和孔令侃的相遇，可能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否则，就可能永远呆在盛升颐那死气沉沉的家中。孔令侃年轻英俊，充满了活力，而且前途无量。和孔令侃相比，盛升颐像是一具披着一层华丽外衣的僵尸。因此，她使出浑身解数，百般妩媚，赢得了孔令侃对她的好感和信任。
一天，盛升颐又携“白兰花”到孔家打牌，中途盛升颐觉得身体不适先回去了，说好了打完牌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