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而徐最为强大，徐，嬴姓，渊源于少昊以鸟为图腾的集团，分布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县附近为中心的地区。《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然而无论是楚还是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华化的历程。
编辑本段书籍记载
《山海经海外东经》
《山海经》其书
《山海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奇书之一。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山海经》为述图之书。
刘锡城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1）序言中指出：“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13首》）、学者郭璞的“图亦作牛形”和“在畏兽画中”的记载和论述，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曾有“山海图”流行于世。而且据说《海经》部分是图在先、文后出，因而“以图叙事”的叙事方式，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一种文化传统”。马倡议（2）也认为：“《山海经》的母本可能有图，它(或其中一些主要部分)是一部据图为文(先有图后有文)的书，古图佚失了，文字却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山海经》。”刘宗迪（3）写道：“《海经》的荒诞色彩和神话色彩，与这本书的特殊来历息息相关，这本书的来历在古代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简单地讲，这本书是述图之作，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海经》，先有图，后有书，书中的内容是对一幅图画中内容的写照。《山海经》中的文字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多记空间方位，而少间时间进程，其述图特点可谓一目了然，其实，前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宋代学者朱熹，但前人在这一点上都有同一个误解，即认为整部《山海经》包括《山经》都是有述图的。实际上，像《山经》那样包罗万象的博物学知识是不可能在图中画出来的，更何况其中还记载了很多动物的声音、习性等等，这些内容又如何能用图画表现出来呢？除非古时候已经有了现在这样的多媒体技术。不过，《海经》所凭借的图画早就佚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中都有插图，怪怪奇奇，琳琅满目，那只是后人根据书中的内容想象增补的，与我说的古图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二，《山海经》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
《山海经》历来被大多数人认为“荒诞不经”。连敢于打破《尚书》束缚，将中国上古史推至炎黄二帝的史学家司马迁都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似乎与《山海经》由图到文字的成书过程有关。例如《海外东经》记载“{工?/font>{工虫}々在其北，各有两首。一曰在君子国北”。根据《山海经》先有图后有书的成书过程推测，《山海经图》上在君子国的北方画有一个彩虹的“虹”字，表示该地经常见到彩虹。当时的图像文字应该类似甲骨文的虹字，是彩虹的图像，两端有首（见熊国英著《图示古汉字》）。而后来古人根据《山海经图》著《山海经》时，时间已经过了几百年，而著者并不见得一定是文字学家，这时彩虹的虹字已经成为“工虫”的样子，因此将彩虹描述为虹虹，并望文生义将其描述为“各有两首”，使后人无法知道到底叙述的是天边的彩虹呢，还是描写一只有两个头的怪物。所以就连司马迁也说“余不敢言之也”。
也正也为《山海经》的所谓荒诞不经，几千年来该书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因而也很少被后人改动，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书的风貌和许多珍贵的远古资料和信息。
第三，《山海经》与东方夷族有关。
金荣权（4）在“帝俊及其神系考略”一文中指出：“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也不为诸子所传，只见于《山海经》之中，尤其集中反映在“大荒”、“海内”两经之中。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显不属于炎帝世系，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是与炎、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关于帝俊在中国古代诸神中的地位，今天众说纷纭，然一般认为帝俊当是上古时代东方民族的祖先神，这种看法是一致的，因为《山海经》记载的帝俊活动地及其子孙之国大多在东方”。
徐旭生（5）说：“帝俊这个人物，在《山海经》里面，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里面载他的事，多至十六（在《经》里面只有帝颛顼多至十七事，可是他与九嫔葬处一事三见，那只剩下十五事。此外黄帝十事，炎帝四事，帝喾三事，帝尧二事，帝舜九见八事，帝丹朱二事，帝江一事，帝鸿一事。其余的人没有帝称）”。通过这十六项的帝俊故事可以看出，第一，他东西南北，无所不至；第二，古代重要的大发明，差不多全出于他的子孙；第三，包括姬姓、姜姓、姚姓在内许多氏族都是由他分出；第四，太阳是他的儿子，月亮是他的女儿，在他之下有“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she）比尸”的神人和“五采之鸟”的“下友””。
西汉刘向(歆)《上〈山海经〉表》（6）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后人大多从其说。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称《山海经》相传“作于禹益,述于周秦”。但后人研究认为，《山海经》非一人所作，有出自周人、齐人、楚人之说。而刘宗迪（7）认为，尽管“古人关于禹益作《山海经》的说法虽不可信，但可能也不是空|岤来风”。自古以来，“神不禋非类，民不祀非族”，《山海经》中的某些史料特别是反应帝俊神系事迹的人文历史地理资料来自东夷伯益或者伯益的族团应该无大误。
第四，《山海经》有两部分组成。
顾诘刚（8）认为：“《山海经》则至今流传，其中《山径》和《海经》各成一体；《海经》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为《海外四经》与《海内四经》，一组为《大荒四经》与《海内经》。这两组的记载是大略相同的，它们共就一种图画作为说明书。所以可以说是一件东西的两种记载”。现代研究同意这一观点，王宁（9）在“《山海经》的分篇问题”中说“《大荒四经》其实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海外四经》”。因此，在考证《山海经》地望时，《大荒东经》和《海外东经》可以相互印证。
第五，《山海经》地理描写的顺序与现时的顺序不同。
《山海经》的顺序是南、西、北、东，这可能与古人“天南地北”的习俗有关。也就是说，古《山海经图》与现在的地理图在方位上不同。以《海外东经》的汤谷地望为例：“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郝懿行云：黑下当脱齿字。王逸注楚词招魂云：黑齿，齿牙尽黑。高诱注淮南坠形训云：其人黑齿，食稻啖蛇，在汤谷上。是古本有齿字之证。“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上述记录明确说明《山海经图》中，黑齿国在图的上方（南方），而汤谷在黑齿国的下方（北方）。这为《山海经》地望考证提供了方向上的坐标。
根据以上背景和原则，我们通过研究鲁东南地区龙山时期（伯益为龙山文化后期东夷部落首领）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文献，考察鲁东南地区沿海一带人文风物山川地理形势，发现《海外东经》描述的地域与《尚书》中嵎夷的地望以及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分布极为一致，现报告如下：
《尚书》中嵎夷的地望
据《尚书．尧典》，羲和浴日的汤谷（旸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
而嵎夷在中国东方的青州。《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尚书。禹贡》又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浮于淮泗，达于河（荷）”。历史上有人认为日照属于徐州。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沂河流域属徐州无疑，但日照地区在沭河以东，似乎不属于徐州。因为徐州之民在《禹贡》中被称为淮夷，历史上也曾称为“徐夷”。如果日照属于徐州，则日照先民应为淮夷或徐夷，显然与历史记载不符。日照地区在历史上和传说中从来没有淮夷或徐夷的记载。
根据南宋或者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中的禹贡九州图（12），日照地区应属于青州。图中以泰山、蒙山到羽山一线为界，其北为青州，其南属徐州淮夷，嵎夷恰恰就包括日照地区。
嵎夷的北部边界大约在青岛市区一带，附近的胶州市三里河曾经是古莒国的国都—介根。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守功先生在《山东龙山文化》一书中指出：“山东地区四个地理单元中，华北平原与胶莱平原地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泰沂山系和胶东丘陵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在龙山文化时期，泰沂山系南北分属淮河和济水两个水系，两个流域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胶东地区，由于胶莱平原古代为海洋、河湖、沼泽地带，影响着胶东地区与山东腹地的文化交流，因此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特点”。胶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为杨家圏类型。也就是说，龙山文化时期尚为海洋或沼泽之地的胶莱平原阻断了鲁东南与胶东丘陵地区的联系。尧王城类型为《禹贡》中的嵎夷，而杨家圏类型为《禹贡》中的莱夷，所以青岛市区一带成为尧王城类型的东北部边界。
嵎夷的南部界限可达江苏灌云县及其周边地区。考古结果证明，鲁东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延伸到连云港市的灌云县。《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都州在海中，一曰郁州”。何光岳（13）在《东夷源流史》中认为郁州（江苏连云港附近云台山，古称郁州）大部分为郁夷（嵎夷）人所居。这就是说，隅夷的南部边界在江苏灌云县一带。这不但与禹贡九州图相符，也得到地下考古结果的佐证。而这一疆域内的文化恰恰就是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范围。
《海外东经》诸方国地望考证
（一）《海外东经》描写的地理走向与鲁东南沿海一带的地理走向一致
《海外东经》：“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叙述了从东南方到东北方沿海一带的方国。
《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吴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由于《大荒东经》也是按东南到东北方向进行描述，其中的少昊之国（行政版图）可理解为整个《大荒东经》描述的地域的总称。
鲁东南一带龙山时期的尧王城类型考古文化南起江苏灌云县北至青岛市区一带，是《尚书。禹贡》中的嵎夷所在地，在地形上也恰恰是东南至东北走向（图2夏代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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