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和财富的攫取欲望，功臣们对分封诸侯的强烈期盼，这种感受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明显，压力也越来越大。
宝鼎可以想像到秦王政和他的追随者们现在的艰难处境，由此也可以理解历史上秦王政为什么在统一之后，把王翦、王贲、杨端和、羌廆、蒙武、冯毋择、李信等统一功臣统统弃置不用，而是让屠睢、任嚣、赵陀这些年轻将领去率军南征，几年后又让蒙恬、王离等年轻将领去率军北伐。说到底，秦王政只有通过压制功臣的手段来控制军队，通过控制军队，让这些军队去南征北伐增强中央的权威，以此来帮助中央强制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权，而这一手段带来的弊端就是秦王政丧失了豪门贵族的支持，丧失了功臣们的拥戴，结果动摇了大秦的根基，亲手摧毁了一个庞大的新生帝国。
宝鼎已经改变了历史。当初他在立志拯救帝国的时候，拿出了三个策略，一个是把公子扶苏推上储君之位，一个是自己控制北疆军队，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引导国策变革向偏离高度中央集权制的方向发展，而其中的核心策略就是实施郡国制。
现在这三个策略基本实现，但结果与宝鼎的预想差距很大，他错误地估计了豪门贵族对分封的强烈欲望，而这一欲望直接导致中土在统一之后马上面临着再一次分裂的危机。
历史上秦王政以雷霆手段强行镇制豪门贵族，把他们的分封欲望彻底击碎，但现在宝鼎却在“法治”的堤坝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正在不停地扩大，等到哪一天洪峰袭来，一个浪头摧毁堤坝，大秦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分裂之路。
秦王政和宝鼎的离石会面，其妥协背后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法治”的堤坝，但两者对中土在经历数百年的战乱迎来统一之际所造成的惊天“洪峰”认识迥异，秦王政认为加固堤坝就行了，坚决堵住洪峰的冲击，而宝鼎则认为堵不如疏，所以他要在堤坝上开一道口子，先泄洪，先缓解国内的激烈矛盾，等到洪峰来了，增大泄洪力度，从而保住“法治”这道堤坝。
这种政治理念上的迥异造成双方在国策上的分歧。秦王政要坚决堵住洪水，堤坝背后的权力和财富都要尽数收入囊中，也就是权力和财富上的高度集中，而宝鼎却是在堤坝上开一道口子泄洪，把堤坝背后的权力和财富让渡于民，有效缓解中土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争夺上的激烈矛盾。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豪门贵族对分封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弱，这时候中土政治上的分封“洪峰”正在形成，大秦“法治”的堤坝正要经受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而秦王政和宝鼎在政治理念上的争执和国策上的分歧也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候。
“洪峰”铺天盖地而来，“法治”堤坝上的缺口太小，泄洪力度太弱，堤坝岌岌可危，此刻秦王政是“堵”还是“疏”？
秦王政还是要“堵”，坚决封堵，所以他坚决反对建立更多的封国以阻御“分封”，坚决反对在爵秩等级制上、在世袭制度上做出更大的变革以阻御功臣们对权力和财富的过度攫取，坚决反对在土地制度上、赋税制度上做出颠覆性的变革以阻止中央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向普罗大众做出倾斜。
宝鼎则要坚持在“法治”的堤坝上开凿更多的缺口以增加泄洪量，以最大程度地缓解国内最主要的最突出的矛盾，也就是妥善划分大秦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上的再分配比例。分封诸侯、重建世袭，增加爵秩等级，变革土地、赋税等财经制度，等等，都是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的措施之一，这些措施直接关系到大秦各阶层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所占据的比例，只要这个比例适当，可以满足各阶层的需要，那么国内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自然就会得以缓解，帝国也就会必然走向稳定和发展。
所以秦王政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宝鼎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在如何面对咆哮而来的政治“洪峰”上，在如何有效解决国内最主要最突出的矛盾上，两者既互相妥协、互相支持，又互相斗争，未来存在着无数的不确定性。
宝鼎在思考，他必须尽快拿出一个有效缓解国内激烈矛盾的妥善解决办法。
二月上，公子扶苏与齐国相后胜开始谈判。公子扶苏把当前局势的发展，把山东战场和淮北战场的最新战况详细告诉了后胜，然后带着后胜与齐军被俘将军，还有投降的郡县官吏们见了一面。
公子扶苏最后警告后胜，给临淄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必须投降，否则秦军就要攻城了。
假如楚军没有战败于淮北，假如太子安和魏王咎没有逃离琅琊，齐人或许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但现在齐人没有任何转败为胜的可能，彻底绝望。
三天后，齐王建投降，齐国败亡。
平舆大捷，王翦率领秦军横扫淮北，中原决战以秦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
统一就在眼前，咸阳了，隗状、王绾等公卿大臣们一致请奏，请武烈侯马上率军南下，与王翦联手渡淮，吞灭中土最后一个诸侯国，完成统一大业。
秦军在战场上势不可挡，秦军在短短时间内攻占了大量的疆土，如果秦军马上倾尽全力南下作战，那么这些新占领的疆土如何镇戍？当然是建封国。
公卿大臣们联名上奏，建议秦王政在山东、淮北各建封国。
依照大秦律，唯有王子可以领封国，而领封国的王子必须是封君，而封君爵要靠军功来获取。公子峤虽然出镇江陵，但至今没有建功，而另外一个可以出镇地方的王子公子骧至今还待在咸阳，寸功未立，都不符合领封国的资格。
公卿大臣们再奏，拿出两个建议，一是修改律法，让王子先领封国，然后再建功封君，其次就是扩大分封，让封君宗室领封国。其实这两个建议的目的都是一样，都是要修改律法，要扩大分封。
其中第二个建议给秦王政和咸阳宫施加了巨大压力。当今封君宗室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武烈侯公子宝鼎。公卿大臣们联名上奏，齐心协力要让公子宝鼎领封国，决心要扩大分封，秦王政和咸阳宫怎么办？
秦王政无法保持沉默。
他公开表示，先解决第一个奏议，也就是请武烈侯率军南下作战。如果武烈侯不愿意南下，那么南征楚国之议必然搁置。以咸阳目前的财赋，以王翦的中原军和麃公的东南军的实力，即便暂时杀过了淮河，攻占了寿春，横扫了江淮大地，也不具备渡江作战的条件。
假如第一个奏议没有成功，武烈侯率军返回北疆，王翦止步于淮河，那么咸阳也就赢得了稳定山东和淮北的时间，如此一来，大臣们的第二个奏议也就失去了实施的前提，扩大分封之议也就不得不中止。
秦王政十万火急书告武烈侯，征询南征之策。
与此同时，公卿大臣们的书信也是以最快的速度传送山东，隗状、王绾、公子腾、冯劫这四位代表大秦四大势力的上公大臣同时书告武烈侯，恳请他南下作战，迅速完成统一大业，而做为交换就是公卿大臣们联手把武烈侯推到大秦第一诸侯的位置上。
宝鼎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他亲手在大秦法治的堤坝上掘开了一道口子，而这道口子不但让洪水汹涌而出，也让一股滔滔洪峰从上游咆哮而至。
宝鼎毫不犹豫，回书王翦，断然拒绝南下作战。
宝鼎急告蒙武，马上率主力赶赴临淄，接管山东镇戍之重任。
宝鼎急令北疆各军统率，自接到命令之刻起，带上战利品，火速返回北疆。
宝鼎担心咸阳的政局变化传到山东后，会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他在接到秦王政书信的当天晚上，急召公子扶苏，说北疆有变，自己必须急速返回。
第二天清晨，宝鼎带着太傅府官员和司马尚的代北精骑风驰电掣一般离开了临淄，日夜兼程赶赴北疆。
宝鼎回书秦王政，我已日夜兼程返转北疆，北疆诸军正在陆续撤离山东。考虑到咸阳财赋困窘，山东、淮北局势动荡，中原大军久战已疲，所以坚决反对渡淮作战，更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仓促进行南征。
宝鼎回书诸位公卿大臣，大秦改郡县制为郡国制，其根本目的是稳定中土，是维持中土的统一，而分封诸侯已经给中土带来了数百年的分裂和战乱，因此大秦绝不能重蹈覆辙，大秦绝不能再建诸侯。
这是宝鼎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反对分封诸侯，第一次公开支持秦王政阻击公卿大臣们的扩大分封之议。
秦王政寝食不安，夙夜难眠，他不知道宝鼎会不会背信弃义违背承诺，假如宝鼎违背诺言，借此机会分封诸侯，那后果不堪设想。终于，宝鼎的书信到了，但秦王政心神紊乱，甚至不敢去打开这封关系到大秦命运的信。
周青臣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他强自控制着慌乱的情绪，颤颤巍巍地打开了这封信。
他看到第一行字，顿时狂喜，冲着惶惶不安的秦王政激动地叫了起来，“回去了，武烈侯回去了，回北疆了。”
第一卷 崛起 第403章 轻赋薄徭
第403章 轻赋薄徭
北疆军在形势一片大好，在统一大业唾手可得，在朝野上下一致呼吁举兵南征，在楚国兵败如山倒只要再给它雷霆一击就可以消灭它的时候，北疆军竟然调头北上了，武烈侯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倒行逆施”，一时间指责声四起，更有人在愤怒之下上书弹劾，怒斥武烈侯居心叵测，有割代北而霸中土之野心，更有甚者，在背后势力的支持下，公然与武烈侯“翻脸”，建议秦王政和中枢为防患于未然，马上剥夺武烈侯的兵权，将其征召回京。
秦王政冷眼旁观，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事实证明武烈侯是大秦之鼎柱，绝对忠诚，绝对信诺，在未来帝国的发展方向上也与咸阳宫保持着绝对的一致，相反，朝堂上的公卿大臣们却是居心叵测。这一次中原决战虽然胜利了，但假如没有武烈侯给予咸阳宫坚决的支持，没有武烈侯一力承担了朝野上下施加的巨大压力，咸阳宫最终必定在政治上失守，在国策上失败，最终不得不走向分封诸侯之路，最终不得不再一次把中土推向分裂和战乱的深渊。
王翦和冯毋择等中原大军统率联名上书，向秦王政请战，详细呈述两淮局势，要求马上渡淮作战，攻占楚都寿春，饮马大江。
隗状、王绾、公子腾、冯劫四位上公联合中枢诸卿也纷纷请奏，极力主张大军渡淮攻击，以最快速度击杀楚国，完成统一大业。
面对朝野上下汹涌澎湃的“呼声”，面对文武百官对统一大业的极度“渴望”，秦王政“势单力孤”，无法直接拒绝，只能一边借口财赋严重不足、山东和淮北局势动荡不安为由，设法拖延渡淮作战的时间，一边向北疆武烈侯“求援”，请他竭尽全力配合咸阳宫，阻止中原大军的南征。
统一是大势所趋，南征是人心所向，秦人在中原决战中的胜利让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强大，现在还有什么可以阻止大秦一统中土？
普罗大众看到的是灿烂的未来；大秦将士看到的是辉煌的功绩；唯有高居权力上层的贵族们才知道瓜分中土权力和财富的盛宴正在拉开帷幕。为了掠夺到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他们正使出浑身解数冲进宴会场，但秦王政和武烈侯就站在殿堂门口，他们要执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他们要给贵族们一一安排座次，这让贵族们非常愤怒。中土统一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是贵族们用自己的血汗拼搏而来，他们有资格有权力在这场盛宴中饕餮（tao，tie）大餐，谁能阻止他们？
中原决战结束了，伴随而来的是矛盾的尖锐化，因为激烈矛盾而造成的冲突正在酝酿之中，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是权力核心层的共识，但谁也不愿看到冲突的爆发，不想看到统一大业功亏一篑，所以大家都在努力，都在斗争，都在寻求妥协，都想在妥协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妥协，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首先就要对当前的政局有个清晰而正确的认识。
咸阳政局在中原决战前后发生了剧变。
剧变从秦王政和武烈侯的离石会面开始，到武烈侯率北疆军南下作战，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齐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的时候进入酝酿阶段，接着武烈侯坚决拒绝南征灭楚，率军返回北疆，就此把各方之间深藏的矛盾公开了，于是一场剧变轰然爆发。
各方势力间的矛盾在碰撞中猛烈爆发后，咸阳政局出现了一个显着的变化，那就是武烈侯和北疆武力做为朝堂上的第三股势力“横空出世”。
秦王政和咸阳宫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豪门贵族包括他们所控制地方势力则构成了大秦最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武烈侯和北疆武力本来属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但在中原决战后，它们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决裂了，它们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于是它们自成一系。
大秦还没有完成统一，但大秦的政局却演变为三足鼎立之势，这恐怕是大多数贵族们在大战之前没有想到的事。大秦政局由两强相争变成三足鼎立，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因两强相争而带来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因此得到了缓解。
大战后，本来是秦王政和豪门贵族们因为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发生了激烈冲突，但现在武烈侯和北疆武力横空出世，形势也就陡然一变，变成了武烈侯和豪门贵族们为了争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大打出手，秦王政和豪门贵族之间的冲突因此而得以缓和，秦王政再次拿到了推进政局发展的主动权。
大秦各方各势力既然对当前的政局有了清晰的认识，既然不得不承认武烈侯和北疆武力做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崛起于朝堂，具备了影响和干涉大秦政局的实力，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继而分析和推衍未来政局的发展，拿出自己的对策。
武烈侯和北疆武力的政治诉求是什么？利益追求是什么？
武烈侯利用自己执掌北疆军政大权的机会，在北方边郡实施了一系列新政，在短短时间内打造了一支强悍的北疆军，而这支北疆军在山东战场上已经证明了它的强大武力。武烈侯用这个无坚不摧的武力告诉咸阳宫和豪门贵族，他崛起了，他拥有了割据称霸的武力条件，但北疆太过贫瘠，他还缺乏财力条件，所以他需要修筑直道，需要赢得秦王政和咸阳宫的财赋支持。假以时日，等到北疆的武力和财力都达到了称霸的条件，一切也就水到渠成了。
这是秦王政和咸阳宫的担心，也是豪门贵族对武烈侯和北疆武力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追求的认知。
基于以上观点，秦王政和咸阳宫在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北疆武力来稳固和增加中央的权威，利用北疆武力来威慑和压制豪门贵族，但同时也要限制北疆的发展，要利用中央的财赋始终钳制北疆，利用武烈侯和豪门贵族之间的矛盾挑起两者的斗争，让他们互相打击对方，不断地削弱两者的实力。等到中土统一了，稳定了，中央逐渐控制了地方，中央集权制逐渐走向了正规，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解决武烈侯这个“隐患”了。
豪门贵族认定武烈侯不是圣人，武烈侯的终极目标是分封诸侯割据称霸，但北疆条件太差，武烈侯需要时间来发展北疆，需要时间来控制更多的地方势力，而要做到这一点，都取决于中央给予北疆的财赋支持。
中央给予北疆的财赋支持有个前提，那就是中土迟迟不能统一。
中土统一进程延缓，中央就有时间稳定和恢复新占领疆域，有时间从容布局控制地方郡县，就能迅速增强国力。国力增强了，财赋多了，中央就会给北疆更多的财赋支持，以维持和发展北疆的武力。北疆武力强大了，中央权威更大，那么对豪门贵族的威慑也就更大。可以想像，在一个强大的中央的驾驭下，统一进程的最后阶段可以一蹴而就，而豪门贵族对“分封”的追求会遭到沉重的打击。
豪门贵族当然不会束手就缚，不会任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