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根基之地，秦王政若想拿到荆宛的控制权，恐怕在朝堂上还有一番争斗。
“立储的事，不能再拖了。”宝鼎委婉提醒秦王政。
秦王政的眉头皱得更深了。他当然知道此刻立储的重要性，但山东镇戍对整个大势的发展尤其重要，而燕南封国一时间也没有合适的王子出镇，目下扶苏的位置无人可以替代。
“王兄，非常时刻行非常事。”宝鼎劝道，“值此大变革时期，太子理应承担辅国之重任。扶苏以太子身份，领封国，镇地方，为何不可？这对中央加强地方的控制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秦王政摇头，“谁去辅佐他？”言下之意，假如辅佐不力，岂不被居心叵测者所蛊惑？假如出镇在外的太子和中央对抗，那形势岂不完全失控？
宝鼎认为这不是问题，秦王政有足够多的亲信近侍可以去辅佐扶苏，关键还在于秦王政要绝对信任扶苏，但目下的形势让秦王政对任何人都抱着三分怀疑，这导致秦王政不得不置之死地而后生，先去完成统一大业，但先行完成统一大业会造成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所以秦王政又决定在完成统一大业的同时修筑直道，发展北疆武力，以北疆武力做为中央的后盾，威慑和镇制地方。
不过这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武烈侯和北疆武力是否值得信任？为了防止养虎为患，为了防止武烈侯和逐渐坐大的地方势力联手对抗中央，秦王政决定在统一之前开辟西南战场。
在中央财赋连统一战争都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秦王政竟然要进行渡江作战，要开辟西南战场，要修筑直道把咸阳和北疆连为一体，其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统一大业的推迟，还直接造成了中央财政的崩溃。
如何维持中央财政？当然是最大程度地压榨中土之民，加重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如此一来，就加剧了中央和地方，地方府署和地方国民之间的矛盾，原本威胁到大秦未来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在秦王政的“乾坤大挪移”之下，迅速转化为“官府”和“国民”之间的激烈矛盾，这时候地方上的形势非常紧张，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叛乱和暴动，这将大大阻碍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地方势力的壮大速度将因此而延迟。
秦王政以牺牲天下万民的利益给集权中央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机会。
宝鼎被秦王政的决断所震骇，他万万没想到，秦王政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功臣们以能否完成统一大业来要挟秦王政，而秦王政则气吞如虎，以统一大业的全面崩溃来要挟功臣。
要么你妥协，要么统一大业崩溃，大家鱼死网破，你选择哪一条路？
第一卷 崛起 第408章 我不再是我
第408章 我不再是我
秦王政的这个决策迎合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的需要。
你要继续进行统一战争以加大对地方的控制权，可以，我满足你的愿望；你要修筑直道以发展北疆武力，也可以，我也满足你的愿望；你要开辟西南战场以图东山再起，可以，我同样满足你的愿望。
秦王政满足了所有贵族们的愿望，而唯一受到损害的就是普罗大众的利益。虽然今日朝堂上的君王和贵族们都知道普罗大众是大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在激烈的利益争夺中，普罗大众非常不幸地成为博弈的工具。
宝鼎试图劝阻，他穿越而来，知道普罗大众一旦爆发，其威力足以摧毁帝国，但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贵族们不知道，在他们所熟知的历史里，还没有哪个王国是被普罗大众所摧毁，所以，在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贵族们的眼里，普罗大众就是微不足道的草芥蚁蝼，在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里，唯一威胁到王国生存的是贵族。
商汤灭夏，是贵族所为；武王伐纣，是贵族所为；秦灭周，还是贵族所为。今日大秦吞灭关东五国，谁是决定性力量？依旧是贵族。
宝鼎告诉秦王政：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亦载舟，水亦覆舟。这个道理在后世者看来极其浅显，垂髫幼儿都知道，但在这个时代，它不过是大贤荀子的一家之言，因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没有给荀子的这个理论提供足够的证据。
宝鼎苦口婆心地告诫秦王政，普罗大众的利益必须放在第一位，否则帝国必将因此受到惩罚，甚至有亡国之祸。
秦王政听不进去，他承认宝鼎的说法有道理，但仅仅也就是有道理而已。在当前局势下，让秦王政把普罗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秦王政与整个贵族集团做公开对抗，让秦王政暂时停止统一战争转而去实行“与民休息”之策，显然不现实。不是秦王政不想做，而是他做不了，强大的贵族集团会阻止他，即便秦王政强行下令实施稳定战略，贵族集团也会想方设法让这一战略彻底失败。
宝鼎苦叹，他穷尽心血改变了历史，原以为历史轨迹会在统一前后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谁知今天听到秦王政的决策，他才知道历史竟然奇迹般地又回到了固有的轨迹上，他的一切努力几乎全部白费。
历史上，秦军在赢得中原决战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杀过淮河，攻占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接着项燕和楚国贵族立熊启为新楚王，与秦军在淮南再次决战。这次决战项燕和熊启全部战死，楚国贵族逃亡江东。王翦率军杀进江东，灭杀楚国。秦灭楚之战，前后历时四年，耗费巨大。
然后就是王贲转战辽东，灭燕。接着南下直杀山东，齐国投降。再接着就是江南战场全面打响，屠睢、任嚣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杀向南岭，试图一战而定，击杀六国余孽，开辟西南。这一仗遭遇重挫，一打就是七八年。
南方远征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方开始征伐。秦王政和中枢当然不会狂妄自大到两线作战，虽然历史把北伐归结为秦王政的穷兵黩武，但稍稍思考一下，不难发现是匈奴人的入侵迫使大秦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蒙恬在北方战场上连战连捷，攻克贺兰山，取河南之地，又杀到阴山脚下，取云中之地，然后就是大规模的移民和边塞屯田。
这时候直道修筑已经完成，蒙恬和三十万大军出塞作战，攻占河南之地，显然是受益于这条“高速公路”给他们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粮草和武器。
在秦王政死去之前，南征、北伐都已完成，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对中土普罗大众的疯狂压榨，“官府”和“国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本来中土的战争总算结束了，大秦总算可以“休养生息”了，如果秦王政再活十年，大秦或许能延续更长时间，但秦王政死了，而国内最激烈的矛盾也就爆发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秦轰然倾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首的普罗大众推翻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此中国人相信了荀子的治国理论，历代君王和贵族们更是把“水亦载舟亦能覆舟”做为警世恒言。
秦王政和贵族统治阶级在统一后的大约八年时间里为了稳定和巩固新生帝国，完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全部“暴政”，其中南征、北伐、直道修筑和灵渠开凿所耗费的钱财与兴建六国宫殿、阿房宫和骊山陵的钱财相比起来，后者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值一提。
南征和灵渠开凿需要耗费多少？北伐和直道修筑又要耗费多少？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刚刚统一的帝国中央财政根本支撑不了，最终逼得秦王政和贵族们不得不疯狂地压榨普罗大众，以“敲骨吸髓”来形容毫不为过。
现在中土距离历史上的统一时间还有三年，而现在秦王政竟然做出决策，把历史上本该用十一年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在未来几年里全部完成，这太疯狂了，疯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历史上的大秦在统一之前，其国内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统一之后，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官”与“民”的矛盾迅速成为国内最激烈的矛盾。
历史只记载结果，而结果背后的原因早已湮灭。宝鼎现在总算知道了在历史书籍上，大秦为什么统一之初有分封之议，而其后竟然相隔八年，才有淳于越借“师古”之名重提分封，接着便爆发了“焚书”、“坑儒”两大重案。这两大重案实际上就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发。
这八年秦王政在干什么？南征，北伐，修直道，修灵渠，最终南征、北伐胜利了，而秦王政则利用南征、北伐顺利地转移了当初国内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碍了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压制了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机会建下显赫功勋，增强了中央的绝对权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议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的表现，不难发现秦王政和中央已经在八年之后，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实力。
“焚书”大案看上去并不复杂，焚书而已，但仔细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禁书”为借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诛杀了多少妄图“分封”，妄图对抗中央的贵族？
扶苏在“坑儒”大案爆发后，直言劝谏，难道扶苏当真是为了阻止秦王政不要诛杀那一帮招摇撞骗的“方士”？其实想一想就知道了，秦王政之所以要杀“方士”，是因为“方士”已经成为秦王政和贵族们博弈的工具，杀“方士”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诛杀“方士”背后的贵族而已。
历史上没有记载秦王政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诛杀了多少功臣和贵族，但从几年后大秦的轰然倾覆中不难看出，整个大秦的贵族阶层尤其宗室、楚系和本土老秦贵族基本上看不到了，除了被历史所记载的宗室王子公主、关东系的冯氏和蒙氏被诛杀外，其他人呢？在大秦倒塌的那一刻，难道整个大秦朝堂上可堪重用的只有章邯一个大臣？宗室重臣呢？隗氏呢？熊氏呢？郿城孟西白、夏阳司马氏呢？他们当时都在哪？
由此可以做出推测，大秦在统一之初，虽然秦王政已经压制了宗室和本土老秦人，打击了熊氏，但“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还是来势凶猛，危害了大秦的安危，危及到了统一大业，所以秦王政断然决策，放弃休养生息之策，发动南征。
南征并不顺利，这其中肯定有贵族们的阻扰，于是北伐又开始了，最终中央财政崩溃，大秦不得不压榨普罗大众，竭泽而渔。
南征当真迫不及待吗？北伐当真一定要打吗？南征一定要开凿灵渠，让军队越过南岭开辟西南疆土吗？北伐一定要修筑直道，让军队出塞占据河南和云中吗？
大秦刚刚统一，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是与民休养，是恢复国力，这是基本常识，秦王政和中央不可能不知道，既然秦王政和中央对此一清二楚，既然南边的六国余孽和百越蛮夷并不足以危及到大秦安危，既然北方有长城为阻，入侵的匈奴人暂时还不会危及到咸阳的安全，那么秦王政和中央为什么还要急不可耐地发动南征和北伐，非要把中央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非要把“官”与“民”的矛盾推向爆发的边缘？
唯一的解释不是秦王政要“穷兵黩武”，要实施“暴政”，而是当时国内“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功臣们控制军队和地方势力，与中央形成对抗，割据称霸正在形成，分裂和战乱正在来临。
于是秦王政发动南征，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陷阱，把功臣所控制的军队和地方势力推进陷阱。功臣们本以为借助南征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最终迫使秦王政和中央分封诸侯，哪料到南征消耗了他们的军队，吞噬了他们的地方实力。北伐也是一样，北伐虽然胜利了，但军队的消耗同样惊人，同时他们还要镇戍辽阔的边疆，而更重要的是，北疆军队严重缺乏粮食。秦王政和中央控制了直道，也就等于卡住了北疆军的咽喉。
秦王政利用南征和北伐狠狠的打击了功臣和地方势力，扩大了中央的权威，接下来当分封之议再起的时候，秦王政毫不犹豫地借助“焚书”、“坑儒”两大重案大肆屠戮功臣，彻底摧毁了功臣们对分封的攫取欲望。
正因为这两大案件的爆发，正因为秦王政和功臣们、中央和地方激烈厮杀，导致大秦再一次耽误了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
然后秦王政死了，所有的矛盾都彻底爆发，大秦轰然倾覆。
宝鼎原以为自己所拟定的拯救帝国的策略都是正确的，一度还在为自己改变了历史而沾沾自喜甚至洋洋得意，现在他发现自己大错而特错。
扶苏做储君也罢，自己控制北疆军也罢，改变帝国国策将其偏离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罢，这一切都不足以拯救帝国。
帝国崩溃的真正原因不是源自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而是源自帝国内部“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贵族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分封”，试图在统一后的帝国中攫取到最大程度的利益，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获得最大的分配比例，结果他们的过度贪婪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
历史上，帝国的倾覆证明了这一点，后战国时代项羽和十七位诸侯王的覆灭也证明了这一点。
秦王政为什么在帝国坚决实施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原因也在如此。
宝鼎因为错误地解读了这段历史，在来到这个时代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于是犯下了一系列的错误，尤其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宗室和本土老秦人重新崛起，导致大秦贵族势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程度，由此导致大秦尚未统一中土，“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就已经严重危及到了统一大业，大秦的分裂和战乱伴随着汹涌的分封“大潮”正咆哮而来。
秦王政没有退路了，他已经被“分封”的洪流逼到了悬崖边上，他只有奋力一搏，置之死地而后生。
宝鼎感觉自己的心很痛很痛，那种极度绝望的情绪和懊悔的心理几乎让他崩溃。
他极力劝谏了，而秦王政也坦诚相告，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秦王政不是不想实施休养生息的战略，而是他无能为力，他没办法去实施这一战略。虽然他一直在努力阻止“分封”的洪流，阻止中土再一次陷入分裂和战乱，但宝鼎在“法治”的堤坝上掘开了一道口子，如今这道口子在“分封”洪流的冲击下越来越大，“法治”的堤坝已经摇摇欲坠，而他的力量十分有限，已经无力去堵住“缺口”了。
在秦王政的眼里，分裂和战乱将给普罗大众带来灭顶之灾，相比起来，压榨普罗大众，就算是敲骨吸髓，普罗大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也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
这一点宝鼎不得不承认。
后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和血腥的时代之一，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但中土的普罗大众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其后的刘氏大汉帝国虽然一度有“文景之治”和“昭宣中兴”，但其人口最鼎盛时期也不过与大秦帝国初期的人口相差无几。
秦王政以“冷遇”迎接宝鼎的回归，宝鼎不是没有想法，但现在他承认秦王政对他的惩罚是正确的，他“罪有应得”，他没有为大秦建下显赫功业，想反，他把大秦推向了分裂和战乱的深渊。
宝鼎在离开咸阳宫之前，曾想举起手中的镇秦王剑，向秦王政发誓，他始终忠诚于大秦，忠诚于老嬴家，忠诚于大秦的王，他愿意追随秦王政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央集权，以维护大秦的统一和中土的和平，但看到秦王政眼里的愤怒和坚毅，他还是放弃了。这种做法太幼稚，不要说秦王政不相信他的誓言，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正如秦王政所说，“当事实摧毁理想的时候，你不再是你，我也不再是我。”
宝鼎坐在轺车里，把自己隐藏在黑暗中，浑浑噩噩，不知道路在何方。
这世上没有圣人，真的没有。既得利益者永远不可能成为圣人，因为既得利益者追求的是更大的利益，而圣人只会从一无所有者中产生，因为只有一无所有者才会梦想把所获得的利益惠及普罗大众，但当这样的圣人拥有了利益，成为既得利益者中的一员时，圣人也就不再是?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