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性格绝不会冒着身死国亡的危险去亲征。白登之战对中土的影响可谓深远，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中土人才重视匈奴人，才知道统一后的大漠野蛮人足以威胁到中土的安全，此后南北战争就成为历朝历代的噩梦。
在这个时代，让这群高高在上的贵族们承认野蛮人的强大，把野蛮人当作平等对手去对待，那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试想大秦即便有昭襄王时代横扫关东诸国的辉煌战绩，关东诸侯国也顽固地坚持西秦是蛮夷的理念。战场上输了，心理上却不服输，西秦就是虎狼之国，就是蛮夷之国，就算它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四海，它还是个野蛮的虎狼之国。
关东博士坚持这种观点，秦人也认同这种观点，包括大秦历代君王都承认自己文化上的不足。现在统一了，但文化却难以统一，这也是始皇帝和帝国的大臣们至今无力解决的难题之一。中土文化如何统一？大秦如何打造属于帝国自己的新文化？
在这种背景下，武烈王建议与匈奴人议和结盟，等于在大秦最深最痛的伤口上戳了一刀。关东博士们的“亡国之痛”终于找到了宣泄之处，他们大加挞伐，看上去是反对武烈王的奏议，实际上就是鞭挞大秦的痛处，让始皇帝和大秦本土权贵们痛彻入骨。
是人都要脸面，中土文化尤其彰显了这一点，所谓的礼仪，某种意义上就是维护统治阶层的脸面。皇帝也是人，贵族们也是人，也要脸面，比普通人更要脸面，他们脆弱的自尊根本接受不了自揭伤疤之痛。
刘邦和他的臣僚们大都出自贫贱，贫贱者没有条件接受最好的教育，所以他们的自尊心没有旧贵族的强烈，他们的脸面没有旧贵族的重要，于是“和亲”之策就出现了，而大汉的统治阶层们为此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为百年后的洗雪前耻打下了基础。
“和亲”之策在这个时代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找死，会被愤怒的口水活活淹死。“和亲”之策中的联姻不过是一种象征，其实匈奴人要的不是中土的公主，而是中土的贸易，互市回易才是“和亲”之策的核心。
匈奴人需要中土贸易，武烈王在边疆开市回易，匈奴人和武烈王的利益就此紧密相连，可以想像，此策对武烈王自身实力增涨的好处，反过来也就是对咸阳的坏处。
朝堂上的大臣们把这种坏处无限制放大，由此导致始皇帝，还有李斯等坚持集权的法家大臣们不再把目光紧盯着国内外局势的稳定，对武烈王的支持也迅速动摇。虽然赵高等蓼园一系的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宣扬此策的优点，但因为自尊心作祟，大秦的脸面尤其重要，大多数人都无法把匈奴人放在平等对待的位置上，这导致赵高等人在朝堂上非常孤立。
赵高十万火急书告武烈王，把咸阳朝堂上的争论详细告之。赵高很悲观，认为武烈王在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足以把武烈王打入深渊。
赵高问计于武烈王，请武烈王马上拿出一个对策，否则此次必败无疑。
始皇帝也急书武烈王，虽然他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从大局出发，他也认为此策欠妥，请武烈王重新考虑。另外，通过此次事件，始皇帝倒是坚定了打击王贲的决心。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们越是一致抨击武烈王，孤立武烈王，越是让始皇帝相信武烈王。
武烈王孤立于朝堂，必然要赢得始皇帝的支持，必然要帮助始皇帝集权中央，帮助始皇帝打击“分封”贵族，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
这两份书信几乎在同一天抵达平城。
宝鼎大为兴奋，对唐仰和琴珪高兴地说道，“大事已定，北疆无忧。”
唐仰和琴珪却高兴不起来。始皇帝来信，请宝鼎慎重考虑“停战开市”之策，至于“议和结盟”提都没提，很明显，始皇帝需要宝鼎继续坐镇北疆，反过来说，宝鼎在这次北军控制权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北军内部爆发危机的责任由王贲承担，王贲要离开北疆了。王贲一走，西北疆势力群龙无首，李信和蒙恬又隶属于其他政治势力，宝鼎可以轻松控制西北疆。
北疆是无忧了，但北疆镇戍策略却引来了新的危机，假如宝鼎中止与匈奴人的谈判，未来的北疆形势不容乐观。
“咸阳的事情如何解决？”唐仰忧心忡忡地问道，“此事如果不能平息，皇帝恐怕也不会给你明确支持，或者至少要拖延很长时间才会调离王贲，这对我们非常不利。”
“若想马上调十万大军回镇京师，就必须先行解决王贲。”琴珪也说道，“王贲不走，十万大军无法调动，事情会充满变数，会越来越麻烦。”
宝鼎微笑点头，“还记得我师傅韩非撰写的《西行游记》吗？”
唐仰和琴珪互相看看，目露惊诧之色。
韩非子的《西行游记》早在韩非子去世之前就写好了。宝鼎一度想在造纸成功后，以活字印刷的方式推广于天下。造纸经过墨家、琴氏多年的研发，纸张的质量已经得到提高，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纸张始终没有量产，仅仅在皇宫和少数权贵间使用，算是一种奢侈品。活字印刷也研发成功，赵高有段时间曾亲自督促此事，打算把《西行游记》刊印于世，但同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计划也搁置了。
赵高曾在宝鼎面前立下誓言，此事他一定要完成。赵高出任少府卿后，主掌官方作坊，加大了造纸和印刷术的研发力度，同时他请来韩非的一帮弟子系统编撰韩非的法家学术，打算把韩非的法家学术推广于天下。至于《西行游记》，现在不过是这部书里的一篇文章而已。
赵高雄心勃勃，要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宝鼎非常支持，曾在始皇帝面前提到此事。始皇帝同样支持，特意召见赵高与其详细商讨。想象一下，这部书代表了大秦“法治”思想的法家学术，代表了大秦基本国策的中央集权制，代表了中土统一的文字，代表了大秦新技术的造纸和活字印刷术，等等，这些将对大秦，对整个中土，产生何种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唐仰明白了，琴珪也明白了，对宝鼎的谋略更是佩服到了极致。
这个时候把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推广于天下，等于向整个中土宣扬大秦的“法治”，大秦的“中央集权”制，大秦统一四海的事实，同时，它对中土文化思想的统一，对中土之民认同和接受大秦律法也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策一出，始皇帝和以李斯为首的“集权”贵族集团会给予武烈王更多的信任，共同的政治理念会让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武烈王。有了中枢核心的支持，再加上十万大军回镇京师，加上武烈王对北军的完全掌控，“集权”贵族集团可以向“分封”贵族集团展开全方位的攻击，“集权”大风暴将席卷整个中土。
到了那一刻，“分封”贵族集团自顾不暇，一方面要阻碍“集权”贵族集团的“攻击”，一方面要向武烈王妥协以赢得大秦“第三股”政治势力的支援，哪里还有时间和条件去反对与匈奴人的议和结盟？
“给皇帝的回信我来写。”宝鼎说道，“你们给赵高和甘罗等人写信，务必把这一计策的关键之处解说清楚。”
唐仰和琴珪连声答应。
始皇帝看到宝鼎的回信，不禁拍案叫好。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宝鼎竟然在此刻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此计若成，“集权”步伐当真是越来越快了。
李斯、赵亥等大臣被急召进宫，众人闻知此策，也是激动不已。他们激动的不是这个计策的本身作用，而是武烈王对“集权”的支持，假如没有武烈王的支持，韩非子的学术思想即便想推广天下也是困难重重。
甘罗和赵高随即进宫见驾。
两人尚未接到宝鼎的书信，但听到此策来自武烈王，当然是鼎力支持。两位财政大臣异口同声，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拿出样本，请始皇帝审阅，然后向天下郡县发行推广。
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始皇帝与几位大臣约定，在《韩非子》一书没有正式下诏推行之前，不得有丝毫泄漏。
既然武烈王拿出了逆转乾坤的计策，始皇帝当然要为实施此策铺平道路。
始皇帝急书太尉蒙武、驷车庶长公子腾，询问调解情况。考虑到匈奴人已经撤军，北疆局势渐趋稳定，北军内部的这场危机急需处置，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另外，始皇帝在信中告诉蒙武和公子腾，护军中尉张唐年事已高，自今冬病倒，至今尚未痊愈。张唐已经上奏，请辞归乡。始皇帝征询蒙武和公子腾的意见，由何人继任护军中尉一职为好。
始皇帝的意思很清楚，王贲必须离开北疆，离开北军，以便在化解北军内部危机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维持北军的稳定。
蒙武和公子腾都没有想到始皇帝竟然如此坚定地支持武烈王，难道目前咸阳朝堂上对武烈王议和匈奴策略的一致指责没有动摇始皇帝对武烈王的信任？抑或，武烈王又向始皇帝做出了什么妥协？
王贲接受了这个事实。虽然在这场博弈中输了，但无论是始皇帝还是武烈王，都没有痛下杀手，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王贲上奏请罪，愿意承担北军爆发内部危机的所有责任。
始皇帝下诏，同意张唐请辞归乡，其护军中尉一职由通武侯王贲继任。免去王贲北军右副率一职，即刻回京。
虽然始皇帝在诏书中没有问责王贲，但朝堂上下都清楚，王贲在这场博弈中输了，老秦人终究还是没有夺到北军的控制权，而且损失惨重。
紧接着，始皇帝对北军统率人选做了一系列调整。
司马尚出任北军右副率，坐镇代北。辛胜出任北军左副率，坐镇离石要塞，主持北军大行辕日常军政事务。章邯调任东行辕统率坐镇东北疆，曝布调任西行辕统率坐镇西北疆，李信则调任北行辕统率。因为司马尚坐镇代北，李信这位北行辕统率实际上是个摆设，他被架空了。
这番人事调整让咸阳目瞪口呆。谁也没想到，武烈王竟然在这场博弈中大获全胜，北军被其彻底控制，整个北部疆域都成了武烈王的势力范围，武烈王的实力再度增涨。
始皇帝和武烈王之间到底达成了什么约定？难道始皇帝为了十万大军回镇京师，不惜血本把整个北军、北疆都交给了武烈王？
初春，武烈王下令，执行始皇帝的命令，调十万北军回镇京师。从命令抵达之日起，凡回镇京师的军队，即刻起程，若有延误抗令者，斩。
四月初，武烈王和匈奴左贤王在岱海会面，双方的和谈进入实质性阶段。
这次会面，武烈王向匈奴人承诺，在北地的乌水、上郡的白于山、雁门的苍头河、岱海和上谷郡的无穷之门开设市榷，让南北商贾自由回易。
匈奴人希望获得大秦官方的贸易，获得中土的盐铁等战略物资，但武烈王坚持要以战马做为交换，而且开价极高。战马是匈奴人生存的本钱，这一条件在单于庭遭遇到巨大阻力，而武烈王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获得咸阳给予的与匈奴人议和结盟的授权，所以双方在触及到对方的底线后，均感觉难度太大，于是主动避开了官方贸易。
武烈王的骄横跋扈和独断专行在咸阳引起了“公愤”，先是御史上奏弹劾，接着丞相隗状和太尉蒙恬等公卿大臣也上奏弹劾，最后关东博士集团不但集体上奏弹劾，甚至还威胁始皇帝，如果再不阻止武烈王在北疆的恣意妄为，他们要集体辞职了。
始皇帝无法保持沉默，于是虚于委蛇，说一些含糊不清的话。匈奴人既然停战了，北疆又太穷，适当放开边境回易也还是可以的，这既能各取所需，又能给边境带来短暂的和平，而且又没有给中土带来什么不可挽回的后果，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如果弊端太大，再下诏禁止也来得及嘛。
就在朝堂上的文武大臣们纷纷弹劾武烈王之际，一个小道消息在咸阳悄然传开，少府的某个秘密作坊正在用一种神奇的方式刻制韩非子的书籍。
第一卷 崛起 第451章 这就是陷阱
第451章 这就是陷阱
这一年的盛夏，十万北军长途跋涉，陆续从北部边疆抵达京畿蓝田大营。
从始皇帝命令十万北军回镇京师始，到十万北军全部集结于蓝田大营毕，前后历时近九个月，其中之艰辛困苦，让始皇帝感慨不已。
始皇帝亲赴蓝田大营巡阅十万将士，赐以重赏，并准许将士们依次返乡探亲。
十万将士高呼“万岁……”，谢皇帝圣恩。
始皇帝在将士们的高呼声中意气风发，更加坚定了在其有生之年完成中央集权的宏图大愿。
站在皇帝身后的公卿大臣们却是各有心思。
十万北军回镇京师了，大秦京畿及其本土更加稳固了，始皇帝和中央权威越来越大了，而随着“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的全面实施，关东各地的形势渐趋稳定，尤其是山东、两淮和江东等地的暴民，更是随着赋税徭役的大范围减免而销声匿迹，叛乱之危渐渐消弥于无形。
中央财政虽然锐减，但随着北疆局势的缓解，北军规模的减小，随着大秦和北虏停战开市，北疆镇戍所需军资急骤减少之后，中央财政正在摆脱沉重的负担，危机正在得以缓解。
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两三年之后中央财政随着中土国力的恢复，随着大秦总财富的增长，在“触底反弹”之后必将迎来一个爆发期，由此彻底摆脱危机，而中央权威将随之达到一个新高度。
然而，这一新形势在促进中土稳定，在促进中央稳固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势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未来，中央和地方在权力和财富上的争夺将越来越激烈，而这种争夺必将危害到中土的稳定，危及到中央对地方的掌控。
十万北军之所以回镇京师，北疆武力之所以削减，是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极力阻碍“分封”贵族集团全力推行休养生息之策的结果。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以对军权的集中来抵御“分封”贵族集团利用休养生息之策来加速地方势力的发展，来控遏地方势力掠夺更多的权力和财富，继而达到压制“分封”的目的。
中土刚刚开始的大好形势之下蕴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危机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心知肚明，但迫于中央财政危机，迫于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软弱，他们只能在妥协中先行稳固中央权威和确保对大秦本土的控制，然后在中央财政危机解决之后，再想方设法打击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最终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
“分封”贵族集团对这一危机同样清楚。他们控制着地方势力，而地方势力在被征服地区有个立足和发展的过程。秦人若想在被征服地区立足，不仅仅需要武力，更需要给被征服地区的国民带来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就需要中央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仅仅可以让被征服地区的国民吃饱穿暖，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还可以让以秦人为主的新的地方势力迅速发展壮大，继而与中央形成抗衡，夺取更大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最终实现“分封”。
从这一最终目的出发，“分封”贵族当然要竭尽全力阻扰中央权威的增长，加剧中央财政的危机，进一步削弱中央对军权的集中，然而，做为大秦政治格局中的“第三股”政治势力的武烈王和北疆武力，在这个关键时刻选择了支持始皇帝和中央，不但毅然中止了北伐，延缓了北疆发展的步伐，还削减了北军兵力，把十万老秦将士的控制权交给了中央，导致始皇帝和“集权”贵族集团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先机。
“分封”贵族集团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肯定要“反击”，他们正在耐心地寻找“反击”的机会。
盛夏，武烈王公子宝鼎出塞，巡视了苍头河和岱海两地的边市，并在金河山与匈奴左贤王、左谷蠡王等左方诸王会面。
这时候的匈奴人在四个方向都有敌人，漠北有丁令、浑庾、屈射等部落，东面有东胡诸种，西面有河西大月氏和乌孙、楼兰等西域诸国，南面则有统一中土后的大秦，而在其内部松散大联盟中也有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