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雨两季而明显激烈、平缓。雨季时越军收缩兵力，进行休整，游击队则进行『马蚤』扰、袭击；旱季时，越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游击队则进行转移、周旋。游击队的战略方针是避免同敌人优势兵力发生正面冲突，发挥自己擅长的游击战术，开展长期战争，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壮大。
1982年6月，西哈努克、乔森潘、宋双等抗越三派力量真正地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为『政府』首脑，宋双为总理，乔森潘则负责军事。有关各方团结协作、统一指挥、共同抗越，抵抗力量发展得更快了，到1984年，三方武装超过8万人。
随着苏联全球战略的收缩，它从阿富汗撤回军队，越南从柬埔寨全面撤军也势在必行。越南的悲剧就在于其逆世界和平的形势而动，并想依靠苏联这个大国来建立所谓“印度支那联邦”。
1989年9月26日，占领柬埔寨长达11年之久的越军撤走最后一批部队。
曾经在战火中哭泣的吴哥窟，第一次拭泪展颜，迎接将要到来的和平。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90 “汪辜会谈”
——为改善两岸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1993年4月27日～29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了举世瞩目的“汪辜会谈”。10年来，尽管两岸政治关系不时僵持对立，但“汪辜会谈”及其成果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加速两岸经贸合作和各项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产生了深远影响。
(1)建立了两岸制度化的协商与对话机制
“汪辜会谈”被定位为“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与功能『性』”，是两岸落实“九二共识”的重要成果，也是1949年以来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尤其是会议达成《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和《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四项协议，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来使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起制度化的协商机制，二来为两岸经济、贸易、文化及人员往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高度评价“汪辜会谈”是“成功的”、 “有成果的”，“标志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国际舆论则评论会谈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
“汪辜会谈”后，两会就两岸交流衍生的问题先后进行了17次事务『性』商谈。由于台当局一直企图借“司法管辖权”谋求“对等政治实体”地位，两会会谈波折不断，“两岸劫机犯遣返”、“偷渡犯遣返”、“两岸渔事纠纷”三项事务『性』议题不是无法达成协议，就是虽然达成协议，却因台当局干涉而无法签署。但应该看到，两会沟通渠道的畅通及两会事务『性』协商的进行，推动了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1995年1月，江泽民『主席』提出“八项主张”，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年5月，两会商定7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汪辜会谈”。由于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进行分裂活动，规划中的第二次“汪辜会谈”被迫取消，两会各层级商谈被迫全面中止。
中共十五大再次提出两岸及早开启政治谈判的建议，强调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灵活的措施。迫于岛内外促谈压力及选举需要，台当局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较务实的做法。1998年10月14日，辜振甫率团到祖国大陆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受到江泽民、钱其琛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上海，汪道涵与辜振甫两度会晤，并达成“四点共识”，包括进行政治、经济对话，加强两会各层级人员的交流互访和汪道涵应邀在适当时候访台等。辜振甫来祖国大陆参访及两岸进行的高层接触、对话，是两岸高层在祖国大陆领土上进行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不仅打破了台湾当局长期以来对于两岸高层政治『性』接触的禁忌，开启了两岸实质上的政治对话，还标志着自李登辉“访美”以来的两岸紧张关系得到改善。
然而，就在两会原则确定汪道涵于1999年秋访台后不久，李登辉却于1999年7月抛出“两国论”，汪道涵的访台计划未能实现，两会之间的接触、商谈、交流和日常联系被迫再次中断。陈水扁上台后，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抛出“一边一国”论，致使两会对话和协商无法恢复，两岸政治僵局无法打破。 (2)两岸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汪辜会谈”和两岸事务『性』商谈，解决了不少两岸交流中衍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两岸同胞带来了两岸关系缓和、稳定发展的信心。因此，尽管台当局推行“戒急用忍”和“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大陆经贸政策，但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仍取得了长足进展。
最明显的是，两岸间接贸易发展速度惊人，经济互补互利局面正在形成。“汪辜会谈”当年，两岸贸易额达1439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9426％。2002年，两岸贸易额更高达4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据外经贸部公布的统计数字，1993年～2002年，两岸贸易额累计约为2350亿美元，是1978年～1992年两岸贸易额的8倍多。目前，两岸互为重要贸易伙伴，大陆市场正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大陆(包括香港)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
与此同时，台商投资祖国大陆成为两岸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汪辜会谈”后两岸缓和气氛的影响，台商于1993年掀起了投资大陆的第一次高『潮』，投资项目l万多个，协议金额9965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3139亿美元。2000年以来，台商冲破当局封锁，掀起了投资大陆的第二次高『潮』，岛内排名前1000家企业中有50％已经赴大陆投资，就是最好的证明。到2002年年底，台商投资大陆共55万个项目，实际投资约331亿美元。此外，台商投资大陆还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向以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主，大企业、大项目、高科技企业逐渐成为主流；投资地域不断扩大，“上海热”、“青岛热”、“西部热”在近几年纷纷涌现。
两岸人员往来规模迅速扩大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各项交流和人员往来。迫于岛内外压力，台当局于1987年11月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但由于台当局限制重重，两岸交流极不平衡，处在“来多去少”的单向交流状态。在两会的共同努力下，尤其是在“汪辜会谈”缓和气氛的带动下，海峡两岸在1992年～1994年初步实现双向交流。
两岸交流从文化交流起步，目前已发展到教育、科技、体育、医『药』卫生、新闻出版、宗教民俗、金融税务等领域，并逐渐向深层次、专业化发展。以两岸青少年交流为例，祖国大陆组织接待了台湾各类青少年访问团，同时组派中央少儿合唱团、少儿杂技团等赴台演出、比赛和交流。作为对台青少年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国大陆高校自1994年起开始招收台生(339名)，至2002年底共招收台生5000多名。再以两岸新闻交流为例，自1992年年底开启双向交流以来，台湾记者赴大陆采访已超过9000人次；不过，由于台当局的限制，大陆记者赴台专案采访或“驻点采访”仅400人次。
与两岸交流发展相适应，两岸人员往来的规模也迅速扩大。1993年，两岸人员往来首次突破150万。1993年～2002年底，两岸人员往来累计约2300万人次，是1987年～1992年往来总和的5倍多。这其中，两岸居民通婚也发展较快。1998年两岸居民通婚仅100对左右，1997年达l万多对，迄今累计近8万对。
值得一提的是，两岸人员往来的层次也不断提高。民进党上台以来，国民党副『主席』吴伯雄、萧万长分别于2000年、2001年率团访问大陆，成为国民党到台后赴大陆访问的最高层级人士。 (3)两岸“通航”、“通邮”不断向前发展 长期以来，台当局把“三通”视为谋求“对等政治实体”地位的筹码，以“台湾安全”、 “官方谈判”和“国际航线”等诸多借口，拒不开放“三通”。但随着“汪辜会谈”以来两岸经贸合作、各项交流与人员往来的迅猛发展，岛内各界尤其是工商界强烈要求“三通”。在祖国大陆的积极推动下，两岸“直航”一步一步向前发展。回顾“汪辜会谈”以来两岸通航的发展过程，有许多“闪光的亮点”值得一提。
在海上通航方面，1997年4月，福州、厦门与高雄启动“试点直航”，结束了海峡两岸48年来商船不通航的历史。2001年8月，台“交通部”批准高雄办理与大陆之间的“海空联运作业”，使两岸直航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小步”。从2001年1月2日起，台当局分阶段开放金门、马祖与福建沿海的货物和人员直接往来，即“小三通”。
在空中通航方面，大陆控股的澳门航空公司和港龙航空公司先后自1995年12月、1996年8月开始，分别经澳门、香港机场时不需要换班机，只要更改班号，就可以“一机到底”飞行两岸。2003年“台商春节包机”是1949年以来第一批飞往大陆的台湾民航客机，戳穿了台当局所谓“两岸直航不利台湾安全”的谎言，在岛内引起强烈反响。
两岸电信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发展速度惊人。目前，两岸直达光缆和卫星电路已达3000多条，并相继开办了电话、电报、数据通信、电子信箱、移动电话漫游等业务。台湾公布的数字显示，2002年两岸问通话量快速增长，通话次数为3832亿次，比2001年增长421％；通话时间为1232亿分钟，同比增长481％。
不难看出，两岸商谈与对话、人员往来与交流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对两岸同胞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增进了解和互信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主要的是加深了台湾同胞对“一国两制”的认识。
世界历史回眸精典文库——启迪世界的100次会议（下） 91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992年的中国，有两件大事最引人注目：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和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南巡谈话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的第二次大解放。十四大以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基调，吹响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胜利的号角。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14年前，他率先反对“两个凡是”，热情支持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同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促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民冲破“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禁区”，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尝到责任制的甜头。又是邓小平支持了农民的这一创举，他在1980年5月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在邓小平和党中央的支持下，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农村全面铺开，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农村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解放了生产力，使我国农业连续6年(1979年至1984年)获得大丰收，并有近一亿农民转入或部分转入非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迅速发展，农民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1990年，全国已有乡镇企业1820万个，容纳9200万个农村劳动力，年创产值9500多亿元。为促进工业和整个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按照邓小平从实行生产责任制出发提出的城市改革的总体思路，指出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此后，城市企业兴起了实行承包责任制的高『潮』，到1987年底，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的面已达75％。经济改革促进了工业的发展，1984年至1988这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7％。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量增产。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兴办经济特区，也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和热情支持的。1979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谈到发挥广东的优势时，邓小平提出了办特区的想法。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邓小平的倡导下，1979年、1980年先后开辟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1～2月问，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充分肯定了特区建设的成就。同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随后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州、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发区。1987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又批准海南建省并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特区的开辟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使我们能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使两亿人口的沿海地带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1987年召开了党的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斗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十三大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条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的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建设、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开拓中，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