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臭大粪”，你就骂他“脏垃圾”；他骂你“歪理邪说”，你就骂他“假冒伪劣”；他骂你是“无耻的流氓”，你不妨骂他是“该死的恶棍”；他若骂你“你吃饱了撑的呀”，你就回敬他一句“你活得不耐烦了呀”……骂人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游戏规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呢，慢慢学着点吧。 法院自有法院更应该管的事，文人或准文人之间、名人或准名人之间骂来骂去的事，最好就别去麻烦法官了。 补记：赵忠祥与《华商时报》记者张某的官司，紧接着由于赵忠祥“翻身”过去反告了张某一状而愈更热闹——张某不堪压力要自杀，赵忠祥大人大量主动向张某示好，在各方斡旋之下，双方终于握手言和。  
张艺谋 什么样的“幸福时光”（上）（图）
早就听说张艺谋拍了部电影，叫《幸福时光》，我没看过，不知道编排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不过单从电影的名字想象，应该是一部讲述中国人如何幸福、如何快乐的片子。 这类片子这两年很时髦。作家刘恒先写了本小说，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幸福”在小说中原本是反语，但在改编成电视剧时，张大民们原本比蚂蚁还要卑微、比工蜂还要无奈的生活，就被美化成“道路虽然曲折、前途一片光明”的名副其实的幸福生活了。据说该电视剧拿了很显赫的大奖，很让同行羡慕了一阵。 另一个例子是导演陈凯歌的新片《和你在一起》，因一改过去那种旨在“对社会深入骨髓的洞察与批判”的宏大叙事，转而“宣扬阳光下的生命——那种快乐”，那种“纯粹的、单纯的、本能的快乐”，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 张艺谋何等人也，岂能对眼下这股浩浩荡荡的幸福与快乐的洪流视而不见？  
张艺谋 什么样的“幸福时光”（下）
前两天偶然读到一篇署名“沈宁”的文章，转引了在美国大名鼎鼎的影评家罗杰·艾伯特先生对张艺谋的《幸福时光》的评论。艾伯特先生先向美国观众简述了《幸福时光》的剧情：一群失业的男人，为了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姑娘恢复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特地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搭了一个假房间，告诉姑娘那是一家酒店的房间；他们假扮客人，让姑娘每天给他们做按摩，当实在没钱给她小费时，就拿一些白纸冒充钞票付给她。姑娘凭着盲人特有的敏感，其实从一开始就觉察出这是一场善意的骗局。但她被“客人”们的好心感动了，明知他们在骗自己，也假装蒙在鼓里，继续跟他们合作，只是在离开后，才通过录音告诉他们实情…… 艾伯特先生说，看了这个故事，美国观众一定会以为，这部电影相当残忍（cruel）和堕落（deprved）。沈宁的文章进而发挥道：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心理表现绝对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明知受骗却愿意继续合作？这个人的自尊和人格哪里去了？这正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特征，比如在古代专制时期，中国人都明白皇权政治的罪行，也都深受其害，但仍然继续容忍，继续合作。 艾伯特的评论和沈宁的文章告诉我们，电影《幸福时光》中的所谓“幸福时光”，与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幸福生活”是一回事，都包含着欺骗与被欺骗、愚弄与被愚弄的内核。有人说，“在西方世界，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没有高尚的欺骗，欺骗就是欺骗，绝对不能容忍”，那是因为在西方世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可以通过旧有的契约进行规范，或通过修订后的契约进行调整，而无需统治者费尽心机对被统治者大行威逼利诱或坑蒙拐骗。 中国在传统上大不一样。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为统治者出主意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要让老百姓为你干活，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你干活的真正原因），历代统治者均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将愚民术不断发扬光大。不但如此，他们往往还要给自己的愚民政策涂抹上一层耀眼的光芒，强调国情特殊，老百姓素质太低，必须严加管束，否则就要天下大乱，连最基本的温饱也求之不得。总之，人家欺骗你也好，欺负你也罢，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你好，至少是为了让你有碗饭吃，为了帮助你恢复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统治者欺骗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明知受骗却装着毫不知情，继续维持与统治者的合作关系，从逻辑上讲，被统治者也是在欺骗统治者。好比一个人落入虎口，他如果装死，老虎可能不吃他，他如果不装死，就难逃一死，可见他对老虎的“欺骗”，实在是自我保护的必需。但统治者中除了像在“天下饥荒，百姓饿死”之年感叹“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那样的白痴，绝大多数都比老虎聪明得多，他们十有八九对老百姓的故意装糊涂心知肚明，却并不打算追究老百姓的“欺君之罪”，因为他们同样需要装糊涂——他们心里很清楚，老百姓只要愿意装糊涂，就说明老百姓愿意容忍与合作，愿意在现有秩序之下被统治，那么他们的江山就坐稳了，社会就安定团结了，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在欺骗对方，也都知道对方也在欺骗自己，却又都一个劲儿地揣着明白装糊涂，双方你追我赶，循环往复，一定要把这场历史悠久而且博大精深的游戏进行到底。正如鲁迅所言，“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坟·论睁了眼看》） 有中国特色的幸福时光，就这样在欺骗者（同时也是被欺骗者）与被欺骗者（同时也是欺骗者）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生生不息。  
张艺谋 由《英雄》再说“恶意批评”（上）
张艺谋的新片《英雄》在全国公映，据说万人空巷，盛况空前。不瞒您说，我没有去凑那个热闹，因为这原本与我无关。不想这部电影居然引出了一个值得我关心的话题，于是似乎也变得与我有些关系了。 事情缘起于《英雄》首映以来陆续受到的一些批评，其中以一名记者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的提问——“张艺谋，《英雄》这部片子除了打架、风景和大明星以外你还有什么？”——最为典型。在日渐沉重的批评压力之下，自称“我的影片即便是饱受争议，我也几乎不去解释”，一向颇具大师风范的张艺谋终于忍无可忍大发雷霆，痛斥“这些言论不是从文艺批评的角度来谈的，而是有很多敌意的东西在里面”，“（批评者的）那种不屑，那种要灭你、要砸你、要收拾你、要踩你、要臭你的敌意，只一瞥就够了”，“那种批评本身就是变态的！” 紧接着，张艺谋的同学、导演冯小宁也跳将出来，严厉谴责针对张艺谋和《英雄》的批评言论，认为影视的正常发展需要批评，但要反对“影视批评中的一些不健康的、非善意的‘批评’”，强调“我们首先应该为《英雄》激活了中国电影市场而鼓掌，其次再进行正常的文艺批评，而且还应该是善意的。” 张艺谋的震怒，冯小宁的帮腔，都提到了文艺批评，都为文艺批评规定了一个原则，即文艺批评必须是“健康”的、“善意”的，而不能带有恶意和“敌意”，否则就是不正常，就是“变态”。我不知道《英雄》的故事情节和艺术特色，不好判断那些批评者的意见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自圆其说（文艺批评是贡献意见，而不是陈述事实，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即便某人对张艺谋的批评毫无道理，漏洞百出，我们也不能说他“批评错了”），但我现在至少可以肯定一点：从张艺谋和冯小宁对批评者的反批评言论中看，张、冯二人对文艺批评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们一厢情愿为文艺批评规定的原则是不成立的，他们面对批评表现出的那种“委屈”心态是幼稚可笑的。 作为中国不说数一数二起码也是数五数六的大导演、名导演，张艺谋、冯小宁（由于冯只是帮腔，下文将不再提及）应该知道，世界上除了善意的、友好的文艺批评，还有恶意的、“敌对”的文艺批评，只要批评者第一没有虚构事实，第二没有使用国骂、京骂等侮辱性言辞大搞人身攻击，那么无论人家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都属于正常的文艺批评。 进而言之，如果针对某人某作品的文艺批评百分之百无一例外全都是抬轿子吹喇叭捧臭脚歌功颂德马屁直拍进肛门里式的“善意”和“友好”，那么，即便是白痴和智障人士也能看出其中的虚假与无聊。相反，某人的某作品问世后，有一部分善意的、友好的批评，自然也会有一部分恶意的甚至敌意的批评，只有把这两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针对某人某作品的文艺批评才可能是全面的、真实的、真正有所裨益的。 鉴于中国人一向有闻过则怒、报喜不报忧的毛病，加之像《英雄》这样的“主流商业大片”必然不惜重金大肆宣传炒作（据说这也是“与国际接轨”之一种），所以人们不必担心张艺谋听不到善意的、友好的批评，所以如果有称职的、高明的批评家从恶意的甚至敌意的立场上对他提出批评，无论是对张艺谋本人，还是对整个影视界，应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张艺谋非但不感谢批评者的“恶意”，反而要对他们大打三百板子，实在有好心当成驴肝肺、得了便宜又卖乖之嫌。  
张艺谋 由《英雄》再说“恶意批评”（下）
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妨仔细研究一下张艺谋对批评者的反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我老谋子好不容易把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陈道明、章子怡、程小东等一批“华人中的演艺精英”团结到一起，好不容易完成了一部中国影视史上的“航母”，“我特别明白他们（指李、张、梁、陈、章等人——引者注）就是希望在演出的第一天，能够看到中国人给自己捧场”，“我们这么拼命地将全体主演邀请过来，不就是为了自己给自己捧一回场吗？” 但张艺谋不要忘了，“精英”也好，“航母”也罢，你自己说了是不算数的，你怎么能期望在演出的第一天就博得满堂喝彩？而且即便是货真价实的“精英”与“航母”，你也没有权力要求所有中国人都来给你捧场吧。难道你的《英雄》大片就代表了中国的水平和形象，凡是不给你捧场的中国人都不爱国、都是妄图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暴乱分子？以为自己是在干“代表”了什么的宏大事业，其他所有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对自己顶礼膜拜，这是一种典型的帝王心态。 其二，张艺谋回答那个提问“打架”的记者说：“我希望你不要用打架这个词，因为那是对这个行业的不尊重。我们在座的有最优秀的武术导演，最优秀的武打演员，你不应该用打架这样一个贬义词。”此后他对“打架”之说一直耿耿于怀，“我认为这是个很污蔑人的问题。我不是拍武打片出身的，可有人是，而且他们为此干了一辈子，那是他们的事业……” 拍武打片当然是一个行业、一种事业，而把武打片称为“打架”不过是一种比喻，如果连这样的形容词也无法承受，那么这个行业和事业也太脆弱了点儿，只怕是连大街上只会“打架”而不会拍武打片的小混混儿也不如了。台湾作家李敖曾把国民党的“搞政治”比喻为“搞x”，张艺谋若是国民党的要员，还不要了李敖的老命？ 张艺谋无限感慨地说，“在中国，经常是做事的被人骂，骂人的不做事。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电影始终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这里何尝不是在用“骂人”这样一个“贬义词”来“污蔑”那些批评家？他岂不知批评家的工作就是“骂人”，他们“骂人”就是在做事，他们有人为此干了一辈子，那是他们的事业？以为天底下只有自己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做好事做大事做实事，把知识分子、批评家的批评、监督一概视为居心叵测的骂人、惟恐天下不乱的捣乱，这是一种典型的独裁者心态。 其三，张艺谋称，“本来我不想说了，可是这些天，在我与这些电影演员，包括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等私下交流时，发现他们的确有很多不解，有很多对内地媒体的困惑”，“我因此觉得很难过、很对不起这些演员，对不起他们的心。” 那意思是说，我老谋子身板硬朗，心理承受能力强，你们不尊重我、骂我都没什么，但人家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是从香港来的，他们哪里见过像你们这样不懂规矩无理取闹的臭记者？你们这些臭记者简直把内地媒体的脸丢尽了！ 张艺谋这番话足以表明，他也许太了解中国内地的国情，却对中国香港的国情一无所知。香港媒体的狗仔队对电影演员和电影导演是“善意”还是“恶意”，与内地媒体相比是“友好”还是“敌意”，李连杰、张曼玉、梁朝伟等人应该最清楚，他们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或许并未感到多大的不适，根本用不着张艺谋出面替他们鸣冤叫屈。听说某地有个官员到香港访问，被惯于“添乱”而不是“帮忙”的香港记者质询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该官员感觉受到了很大的恶意和敌意，气急败坏之下，使出泼妇骂街的功夫，把那名香港记者骂了个狗血喷头。我希望有人把这个故事讲给张艺谋听，以免他以内地人之心度香港人之腹，某一天到香港去也出尽类似的洋相。 笔者不才，曾多次撰文主张保护“恶意批评权”。我相信，现今价值和利益日渐分化，很多行当都要讲市场竞争，批评已经发展成价值碰撞、利益博弈和市场竞争的一种形式，因此批评既有出于善意的，也应该有出于恶意的；善意的批评有时更像巧妙的吹捧，而恶意的批评则更接近批评的实质。越是恶意的批评，往往越精彩、越深刻，也越有价值；对“恶意批评权”的保护，也就是在更纯粹的意义上保护言论自由。 张艺谋的《英雄》能不能代表中国、能不能拿到奥斯卡奖，不在我的关心范围之内，但张艺谋通过他对恶意批评者的反批评，客观上将传统文艺批评的所谓“善意原则”的荒谬与虚伪暴露无遗，若能令国人痛感大力推行“恶意批评”之极端迫切性，则大约算得上《英雄》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一大贡献。  
冯小刚 天下无贼乎（上）（图）
“今年非常抱歉，冯小刚没有电影给大家看了。”说起新片《天下无贼》因剧本修改出现争议而搁浅，导演冯小刚显得十分遗憾，仿佛今年他没有贡献出一部贺岁片，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就真的会少点什么似的。据说冯小刚的贴身娱记们和铁杆影迷们对《天下无贼》早已望眼欲穿，此番该剧突然搁浅，对他们无异于当头一棒。 与冯氏的无奈、与娱记和影迷的悲痛欲绝相反，我倒觉得《天下无贼》搁浅一下也好，毕竟人是需要进步的，如果冯小刚再弄出一部像《不见不散》、《甲方乙方》、《没完没了》那样虚情假意寡淡无味的贺岁片给大家看，他自己就能那么心安理得无怨无悔么？ 《天下无贼》原来是赵本夫的小说，冯小刚的剧本起先在小说基础上未做较大改动，后来他仍坚持认为，剧本应基本忠实于原著的情节与立意。 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男贼王薄和女贼王丽是一对扒窃搭档兼恋人，在一列火车上，他们遇到携带打工所得6万元钱回家娶媳妇的农民傻根。王薄、王丽原本要对傻根下手，“但傻根其实不傻”（冯小刚语），他“不相信有那么多贼”，“坚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美好的”，执意带着巨款上路。傻根的善良、淳朴和真挚打动了王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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