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朱德致电后方的中革军委负责人项英说
：“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
1934年2 月7 日，周恩来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强调指
出：“我们的主要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
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1934年2 月10日，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提出利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4 月1 日，彭德怀致信中革军委，要求改变现行战术。
4 月30日，林彪就战术、指挥等问题再次致信中革军委。
然而，掌握中革军委实权的李德根本听不进红军领导人和前方将领的建议，
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军事经验和“洋教条”指挥红军，指挥战争。他根本不相
信自己的战略战术会有错，他要亲自上前线，在广昌这个苏区大门，集中红军主
力九个师与敌人十一个师进行一场决战，用红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再搏一回。
博古闻知大加赞许，并要求军委另组一个“临时司令部”。同时，决定自己
亲自陪洋顾问到广昌前线坐阵。
广昌，位于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盱江左岸，是中央
苏区的北大门，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守住了它，便“御敌于国门之外”
了；蒋军占据了它，便打通了通往中央苏区腹地瑞金之门。在第二、三次
“围剿”中，蒋军曾一度攻占过广昌，但不久便被红军收复。
广昌和建宁，作为苏区的两个战略要地，李德都曾亲临视察过。
1933年11月底，博古和李德为了直接控制对前方的军事指挥权，来到了朱德、
周恩来所在的红军总部所在地福建建宁。这次前方之行的目的，按李德自己的话
说来，是要“同周恩来、朱德讨论军事战略战术的问题”，进而解决“中革军委
和前线指挥部的合作中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其实，真实情况远没
有李德说的那么动听。
李德在回忆这次建宁之行时这样写道：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
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情况
并不是这样。前敌指挥部完全按自己的判断行动，至少是中央红军的调动上是这
样。前敌指挥部所依靠的是它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比较了解，因为它拥有利用
无线电技术进行侦察的一切手段，以及通过特务和侦察员获得补充情报的一切力
量。因此，作为
军事委员会机关的总参谋部，实际上只是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领导机
关，只是兵源补充、给养供应和战士训练的组织机构。最高军事领导如此分成两
部分，使得一切军事行动很难一致，更促使游击主义现象产生，而且便于毛泽东
挑起争端，从中渔利。
从建宁一回来，由李德建议并经博古同意，前方总指挥部被取消了，博、李
通过设在瑞金的中革军委对红军各部直接发号施令。周恩来、朱德也只得返回瑞
金。
十九路军垮台后，蒋介石再度集重兵于苏区边境。1934年2 月初，李德再上
北线视察，到达广昌。这次到广昌，李德亲自向红一、五、九军团的将领们灌输
他的战略战术。
两次前线之行，促使李德下了决心：建宁和广昌，都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
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
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并在盱江东西两岸保证
自己部队发动突击时安全过江。
4 月上旬，敌北路军陈诚部和东路军蒋鼎文部相继进到黎川南部的康都西城
桥至泰宁一线。4 月10日，敌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
其中，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五个师为河西纵
队，沿抚河进攻；第五、第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六、第九十六等五个师为河东
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二师在河西跟进。敌人进攻正面约五公里，
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战法，交替筑碉堡前进。
从战争之初的硝石战斗开始直至广昌，陈诚逐步意识到红军这次完全与以往
不同，他给蒋介石致电，说红军开始与他打正规战、阵地战了。
蒋介石最头痛的就是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打正规战、阵地战，他信心十
足，不禁心中大喜。他对南昌行营的高级幕僚们说：“红军想打正规战与我拼实
力，那还不好？把重炮兵全给我开上去！”
于是乎，蒋军嫡系在北线和东线，特别是陈诚所部配备了大量德国造的卜福
式山炮。
打正规战、阵地战，武器装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起决定作用。那么广昌战役
中，双方的武器装备和兵力对比情况如何呢？
根据1934年红军总司令部的统计数字：红一军团约一4 万六千人，一万枝步
枪和三百挺机枪；红三军团约一万五千人，九千枝步枪和三百挺机枪，三十门追
击炮；红五军团约一万人，七千枝步枪和一百五十挺机枪；红九军团，约九千人，
七千枝步枪和一百五十挺机枪。在弹药上，每名战士配发手榴弹一至二枚，子弹
七十至一百发，机枪配发三百至四百发子弹，炮弹约三千枚。
这便是广昌守军——红军九个师总的兵力、装备情况：共四万余人，步枪三
万五千枝，机关枪九百挺，炮三十门。
陈诚军方面，每一步兵连配备轻机关枪三挺，其类型有德国造自动步枪、捷
克式轻机关枪、法国造哈乞开斯轻机关枪，以团为单位分批改用德造或比造七九
步枪，排连长配备德造二十响快慢机枪一枝。蒋介石并将军政部直辖的炮兵第一
团及炮兵第五团以营或连为单位配属各“围剿”部队。这两个团是用从德国购进
的卜福式七五山炮装备而成，这种炮配有全副观通器材，最远射程为九千米，炮
弹是复装药，能适应对各种
目标的射击，命中精确度极好。此外，蒋介石又将宋子文财政部税警总团所
属迫击炮营调到前线参加战斗。这种炮是法造八一口径，装有瞄准具，较之蒋军
所用八二迫击炮以垂球规尺瞄准者更为精良。
陈诚投入广昌之役十一个师近十二万人，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迫击炮，还
有数十架飞机的空中优势。从兵力和装备上说，与红军相比，占有绝对优势。
在这样一种极为悬殊的阵地对抗中，红军无疑处于相当劣势的境地。毛泽东
竭力反对这种拚消耗的阵地战，并把它讽刺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然而，毛泽东的忠告根本不可能更改李德、博古的决心。
盱江两岸，从建宁前线返回的红一、三、五军团和从龙岗调集的第二十三师，
协同原在广昌的守备部队红九军团，向陈诚所部发起一次又一次疲劳已极但顽强
无比的短促突击。
战役之初，敌河东纵队向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发起猛攻，红军拼死抵抗，使
敌进攻受阻。敌河西纵队乘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红军第九军团
防御阵地，于4 月14日占领广昌外围要地甘竹。
19日，东岸敌之河东纵队又占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当日黄昏，红军向大罗
山之敌发起反击，多次冲杀，反复肉搏，但终未能阻止敌之进攻，被迫撤退。
第二天黄昏，博古、李德到达广昌头陂。与博、李同时到达的，还有中革军
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顾作霖等。
顾作霖原是闽赣省委书记，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长期住
院治疗，因此博古就让他代理王稼祥之职。此次上前线，还有个新头衔：野战司
令部政治部主任。野战司令部司令员是朱德，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则由博古亲自
兼任。实际上，朱德已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不过是一个陪衬而已，李德实际上成
为真正的总司令。
4 月21日，即博、李抵达第二天，便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的名义，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
令》。
《命令》指出：（一）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
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
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粉碎第五次
“围剿”。
（三）我支点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炮火与
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
兵力。
（四）我突击力量应努力隐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
在敌火之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
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
（五）战斗员、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应记着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
式，对于任何动摇犹豫胆怯更不必说，个别的混入的敌人j细，在战斗
中之反革命行动应提高最大的警觉心消除之。在战斗中，谁都应该与最先进
的战士比。
（六）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无例外在自己的部队中，不脱离自己的队伍
亦不落后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仅应以个人的勇敢且特别应以正确战术动作给战斗
员以身作则。在他们及先前的战斗员领导之下，我们的部队应继续并提高我中国
工农红军之光荣传统，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
胜利万岁！
当天，野战司令部又以“万万火急”电令，下达了两道《消灭敌向广昌前进
的布置》和《保卫广昌的部署》。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下达了《给战
地党和苏维埃的指示信》。《指示信》称：反对第五次“围剿”的决战，已经进
到更加剧烈的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在党与苏维埃的领导
之下，热烈地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战争，中心区域正在积极动员
模范少先队开到前线配合我们英勇的红军作战。你们正处在这一剧烈的决战的最
前线，与工农红军一样地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光荣的任务。你们的英勇的战斗
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为“保卫广昌”“保卫建宁”
“保卫会昌”
“保卫和发展全苏区”而战的责任，正放在你们肩上。
中革军委《战斗报》，苏维埃中央政府《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提出口号：
“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
蒋介石夺取广昌志在必得，李德保卫广昌孤注一掷。一场空前规模的殊死血
战拉开了帷幕。
历时十八天，兵刃十余次，朱德、彭德怀痛心五千五百个热血男儿到达广昌
后，李德、博古并不是认真地总结以往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是屡屡把责任归咎干
部下，大搞“惩办主义”。第一位被李德撤职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是唐天际。当时，
他担任红九军团第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是最早坚守广昌的高级
指挥员。
唐天际，湖南省安仁县人，1925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
习，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1928年3 月
随朱德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营党代表，红五十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
十二军四十四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一军第四十师政治委员，建国后被授予中将
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唐天际对堡垒战术、短促突击持有异议。
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巡视员，也随野战司令部来到广昌前线。唐、罗是老相识
了，都是随朱、毛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相逢，推心置腹地彻夜交谈。在谈到
广昌决战时，两人都对李德的战术打法很不以为然。
李德来第十四师防御阵地视察时，唐天际正在指挥部队修工事。唐见广昌北
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觉着不妥，遂命令在广昌南河边修个
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
这个工事竟惹来一场大祸。
晚上，李德视察归来，在第十四师师部召开会议。他拍着桌子问：“谁让在
河边修工事的？”
唐天际不知怎么回事，站起身答道：“是我。”
“你是什么人？”李德大动肝火。随行的参谋告诉李德，“他是广昌警备区
政治部主任，叫唐天际。”
李德毫不顾及唐天际的面子：“我说过要修这个工事吗？谁让你这么做的？
这不是准备退却，准备放弃广昌逃跑吗？都留了一条后路，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
博古也参加了这个会。但对蛮横无理的李德，他没有任何反应。
李德对博古用英语说道：“这个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应该撤职。”
第二天，来了一道命令，唐天际被“撸”了。
罗荣桓并不知道这件事。他见唐天际情绪不太高，以为他身体不舒服，关切
地询问。唐便一五一十说起来。罗荣桓听罢气愤地说：“太霸道了！”
无独有偶，几天后，罗荣桓也碰上了一桩类似的倒霉事。
这天，李德上前沿阵地视察，罗荣桓也陪他去。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扫
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带一
个工兵排去埋地雷。
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又变了卦，命令罗荣桓再
去把地雷起出来。
这时，敌人离埋雷处已近在咫尺了。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
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
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
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
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至于罗荣桓耳闻目睹的此类事，更是不胜枚举：轻则处分、撤职，重则开除
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运输队罚苦工。
李德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作风也颇有看法，也常受他的气。伍修权曾说：
“李德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我们
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对于他这种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我党中
央之上的架势，我们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
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我们的工作，要我们安心留下。其实我们个人受气
是小事，他给我们党、红军和苏区造成的损失才是大事。”
尽管李德、博古到了前线，甚至多次亲临前沿阵地，但也丝毫不能阻挡敌军
的推进。设在广昌三宫殿的博、李野战司令部，接二连三地收到外围阵地失守的
报告。至4 月23日，红一、三、五、九军团相继退出了抚河东、西两岸的甘竹、
大罗山、延福嶂、饶家堡、苦竹坑、长生桥等防地。
坚守甘竹防线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回忆说：“当时我们在甘竹
‘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
他们有炮火掩护，修好之后，李德便让我们‘短促突击’与敌人‘寸土必争
’。
这点距离，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本来不算什么。然而敌人有碉堡依托，
火力猛，我们的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
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由于敌人事先早已设计好了战
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